陈方竞

一

《新青年》自4卷起的新文化(新文学)倡导，“策划”和“运作”的特点更为突出起来。其中，十分典型的一例，就是4卷6号推出的“易卜生号”。两个月前还是一个“拟”想，但决心是大的，在4卷4号上发布“启事”，破例向海内外学者“征集”稿件(4卷3号已有不用外稿的《通告》):

本社特别启事

易卜生(H.Ibsen)为欧洲近代第一文豪，其著作久已风行世界，独吾国无译本。本社现拟以六月份之《新青年》为“易卜生号”，其中材料，专以易卜生(Ibsen)为主体。除拟登载易卜生所著名剧《娜拉》(A DoIIs House)全本，及《易卜生传》之外，尚拟征集关于易卜生之著作，以为介绍易卜生入中国之纪念。海内外学者如有此项著述，望于五月十日以前寄至北京东安门内，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本志杂志编辑部，为祷。

但所谓“征稿”，又何尝不是为扩大影响而“故作姿态”呢?出个专号介绍易卜生，应该是“编辑集议”的结果①停刊4个月于1918年1月15日再度复刊的《新青年》，封面上的“陈独秀先生主撰”的字样被拿去，刊物实行“编辑集议制”。，为此，《娜拉》的翻译，胡适和罗家伦已经着手，《易卜生传》(北大学生袁振英撰)也有了着落，但这些尚不足以出专号。这件事的动议，可能最早出自胡适，他更有热情，勇挑大梁，那篇著名的《易卜生主义》，有“贞操问题”讨论的启发，更有对《新青年》自创办以来感同身受的体悟，加之翻译过程中的触摸，就这样“把我心目中的‘易卜生主义’写出来，做一个‘易卜生号’的引子”①出自“易卜生号”首篇《易卜生主义》一文前胡适的一段文字(《胡适文存》未收)。这段文字说:“‘易卜生主义’这个题目不是容易做的。我又不是专门研究易卜生的人，如何配做这篇文字?但是我们现在出一本‘易卜生号’，大吹大擂的把易卜生介绍到中国来，似乎又不能不有一篇‘易卜生主义’的文字。”，是意外的收获。陶履恭又承担了《国民公敌》的翻译，加上吴弱男译出的《小爱友夫》。所以，5号再对“易卜生号”预告，改为郑重其事的《本志特别通告》，内容和形式上也都有了明显的不同②该《通告》与前一期《启事》发表形式不同，采用颇有创意的广告形式，以引人注目。:

本报现以第四卷第六号为易卜生号。以为介绍欧洲近世第一文豪易卜生(Ibsen)入中国之纪念。内有易卜生之名剧《娜拉》、《国民公敌》、《小爱友夫》三种之译本，及胡适君之《易卜生主义》长论一篇，附以《易卜生》传与其他关于易卜生之论著。读者不但可由此得知易卜生之文学思想，且可于一册之内得三种世界名剧。此为中国文学界杂志界一大创举。想亦海内外有心文学改良、思想改良者所欢迎也。

即使是推出的“易卜生号”那期，仍然有两个《本社特别启事》，一个是想在此基础上再办“萧伯纳号”，另一个仍然是易卜生的:

本社拟于暑假后，印行《易卜生剧丛》。第一集中含《娜拉》、《国民之敌》及《社会栋梁》三剧。此外并有胡适君之序言，解释易卜生之思想。特此布告。

请注意，又增加了一部《社会栋梁》;而《易卜生剧丛》，并未见得出版③查贾植芳、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厦门: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未见有此书出版。。

如此大张旗鼓地策划、包装与运作，确可谓“中国文学界杂志界一大创举”，在《新青年》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在新文化(新文学)倡导运动中也是“空前绝后”的(虽然7卷有“人口问题号”、“劳动节纪念号”，却显然无法与之相比)。在这些“大吹大擂”的“启事”和“通告”字里行间，流露出倡导者“壮盛”的“意气”。

胡适似乎不肯就此罢休，应朋友之邀，又仿《娜拉》用英文写出“游戏的喜剧”《终身大事》。剧中父女二人的“田”与“陈”古时一姓、不得结婚的那段对白，可以使人想到刚刚见于报端的《荆生》，以“田其美”影射“陈独秀”，可见双方“对垒”的气势。继之，因为《终身大事》要登载在《新青年》6卷3号，胡适又特意写了个“跋”，说:“这出戏本是因为几个女学生要排演，我才把他译成中文的。后来因为这戏里的田女士跟人跑了，这几位女学生竟没有人敢扮演田女士。况且女学堂似乎不便演这种不很道德的戏!所以这稿子又回来了……只好送给我的朋友高一涵去填《新青年》的空白。”不无风趣，但又何尝不是有意给后来的“文学史”留下一桩“遗闻”呢?

二

如果说4卷6号的首篇《易卜生主义》，前半部分着眼于“易卜生号”的《娜拉》一剧以及“娜拉出走”所作阐发，那么，胡适“心目中的‘易卜生主义’”，更值得关注的是文章的后半部分，是从《国民公敌》和《社会栋梁》出发展开论述的:

……我们且看易卜生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lndiuidnality)，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

……

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处处和社会的风俗习惯反对，是该受重罚的。执行这种重罚的机关，便是“舆论”，便是大多数的“公论”。世间有一种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那少数人的主张渐渐的变成多数人的主张，于是社会的多数人又把他们从前杀死、钉死、烧死的那些“捣乱分子”，一个一个的重新推崇起来，替他们修墓，替他们作传，替他们立庙，替他们铸铜像。①《胡适文存》一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 年，第460—461、461—462，460、461、465、466、466、467 页。

《易卜生主义》对“舆论”、“服从多数的迷信”、“多数人的公论”的挑战，甘做“国民公敌”，说“‘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强调“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宣称“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②《胡适文存》一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 年，第460—461、461—462，460、461、465、466、466、467 页。。这正是《新青年》创办后的核心话语之一。

破除“国家至上”观念的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敬告青年》即引尼采有关“贵族道德”与“奴隶道德”差异的论述，提倡“独立自主之人格”③《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74页。;提出“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④《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1卷4号。;他还从“竞争进化论”出发，说“利己心为个体间相互竞争之必要”，而“爱他心为团体间竞争之道德”，二者缺一不可，目的则在“自我生存与进步”⑤见《青年杂志》1卷2号《通信》。李平在《致陈独秀》中，垂问李石曾所译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和南逵博士《人学》二书，说二书“他日刊布吾国，必能唤醒一般醉心军国主义功利主义之谜梦”。陈独秀显然不同意此见解，在《答李平》中说:“达氏(按指达尔文)书言万物由竞争而进，不适者自处于天然淘汰之境。克氏书言人类进步，由于互助，不由于竞争，号为与达氏异趣。鄙意以为人类之进化，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一，犹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其目的不外自我之生存与进步，特其间境地有差别，界限有广狭耳。”但“尚有一事又吾人所宜知者。吾人未读达氏全书，偶闻其竞争之说，视为损人利己之恶魔，左袒强权之先导，其实非也。达氏虽承认利己心为个体间相互竞争之必要，而亦承认爱他心为团体间竞争之道德也”。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9、8页。。这更是《新青年》整体言论上的圭臬。高一涵具体阐述了“自利利他主义，即以小己主义为之基，而与牺牲主义及慈善主义至相反背者也”，以达到“自利即以利他，而利他亦即以自利”⑥《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续)》，《新青年》1卷2号。;并且提出:“共和国家之本质，既基于小己之言论自由。”也即:“(一)须有敬重少数意见与独立意见之雅量，不得恃多数之威势，抹煞异己者之主张。(二)多数舆论之起，必人人于其中明白讨论一番，不得违性从众，以欺性灵。(三)凡所主张，须按名学之律，以名学之律为主，不得以一般好恶为凭。”⑦《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新青年》1卷1号。李亦民《人生唯一之目的》说:“汝大方针曰‘为我’，以进于独立自主之途;汝大目的曰‘快乐’，以遂汝欲求意志。”⑧《人生唯一之目的》，《青年杂志》1卷2号。易白沙更进一步以“我”为题著文，阐述“我”之意义，以及“我与国家及世界之关系”，提出“救国必先有我”⑨易白沙:《我》，《新青年》1卷5号。。这种将“个体”绝对置于“群体”(国家、民族、家族)之上的个性主义思想，是《新青年》生命力之所在(10)参见拙著:《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8—20页。。

但是，《新青年》自发动批孔和文学革命以来，陈独秀自身言论在发生变化。他开始强调“一群之进化”(11)见《新青年》3卷5号《通信》。顾克刚在《致陈独秀》中提出:“鄙人近来细阅大志，似乎三卷之内容，不若二卷;而二卷《新青年》，犹不若一卷之《青年杂志》也。”“一卷之文重学说，二三卷之文重时事。述学说者，根本之图也，评时事者，逐末之举也。”陈独秀在《答顾克刚》中说:“愚非迷信政治万能者，且以为政治之为物，曾造成社会上无穷之罪恶……倘漠视之，必为其群进化之最大障碍。盖一群之进化，其根本因在教育、实业，而不在政治，然亦必政治进化在水平线以上，然后教育实业始有发展之余地。”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180、181、179—180页。——“夫人者群居之动物也。文明愈进，则群之相需也愈深。”“故言自利主义，而限于个人，不图扩而充之，至于国家自利，社会自利，人类自利，则人类思想生活之冲突无有已时。”①常乃德:《纪陈独秀君演讲辞》，《新青年》3卷3号。特别是他1918年1月那篇《人生真义》②载《新青年》4卷2号。，一方面主张“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执行意志，满足欲望(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誉，都是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终不变的(此处可以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另一方面又将“尼采”等同于在中国被视为“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杨朱”，认为他们“虽然说破了人生的真相，但照此极端做去，这组织复杂的文明社会，又如何行得过去呢”③《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39、240、239页。?实际上，变化更是进入北京大学后的《新青年》言论整体上的，这与其时的“欧战”相关。1916年末从欧洲回来出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北京政学会欢迎会上作《我之欧战观》的演说④演说词先刊载于《新青年》2卷5号，又刊载于《东方杂志》14卷4号。1919年12月3日，经蔡元培重新改定，辑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引文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页。，把同盟国与协约国的战争归于“军国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较量，提出军国主义根源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之说”，“尼采(Nietesche)遂应用其说于人群，以为汰弱存强为人类进化之公理，而以强者之怜悯弱者为奴隶道德”，克鲁泡特金“发见生物进化公例，不在竞争而在互助”，其所著《互助论》为协约国所遵奉，“此即应用互助主义于国际，而为人道主义昌明之见端也”。在“欧战”胜利背景下，他又有《大战与哲学》的演说⑤演说词先载于当日《北京大学日刊》，又刊载于《新青年》5卷5号及《东方杂志》16卷1号。，一时间，《新青年》、《每周评论》接二连三发表文章，讨论“去兵”、“裁军”，认为这是“真正永久和平之根本问题”，异口同声从“互助论”出发谈“和平主义”、“平民主义”、“人道主义”、“世界大同”。新文学倡导也相应转向“世界语”的讨论，4个月前主张“废国语”的陈独秀⑥“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庭’、‘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朝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根底甚深，即先生与仆亦未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倘是等观念，悉数捐除，国且无之，何有于国语?”《答钱玄同》，《新青年》4卷4号《通信》，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202页。，认为“世界之将来，倘无永远保守国别之必要，则有‘世界语’发生及进行之必要;以言语相通，为初民社会之一大进化;其后各民族间去小异而归大同也，语言同化乃为诸大原因之一……‘世界语’(非指今之Esperanto)之流行，余确信其为利器之一”⑦《论Esperanto·附言·致区声白》，《新青年》5卷2号《通信》，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219页。;他又有通过“相爱、互助”这些“人性光明的方面”，以“改造”人性中源自“动物”又“比别种动物更坏”的“贪得、利己”心的说法⑧陈独秀:《我们应该怎样?》(录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新青年》6卷4号《附录》。该文说:“在生物学上看起来，人类也是一种物，人性黑暗的方面，像贪得、利己、忌妒、争杀等，和别种动物是一样，并不比他们高明，而且有虚伪、欺诈的特长，比别种动物更坏。但是，人性光明的方面，像相爱、互助等，也和别种脊椎动物一样，而且比他们更是发达。”陈独秀没有把这篇文章收入《独秀文存》，该文是否是“实录”，可以存疑，而且时间不详。。

在这种情形下，《新青年》通过“策划”与“运作”，推出“易卜生号”，胡适《易卜生主义》的发表，无疑是有特殊意义的。所以能够推出，应该是面对勃然而兴的“人类互助”以实现“大同世界”思潮，《新青年》里也有不同声音。鲁迅是当时几乎惟一对“世界语”讨论表示不同意见的人⑨“我于Esperanto固不反对，但也不愿讨论……(而且认为)全无讨论的必要;只能各依自己所信的做去就是了。但我还有一个意见，以为学Esperanto是一件事，学Esperanto的精神，又是一件事。——白话文学也是如此。——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才从‘四目仓圣’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脚下跪倒;无非反对人类进步的时候，从前是说no，现在是说ne;从前写作‘咈哉’，现在写作‘不行’罢了。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Esperanto，尚在其次;至于辨难驳诘，更可一笔勾消。”《渡河与引路·致钱玄同》(载《新青年》5卷5号《通信》)，《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4—35页。，他又一再在文章中引述尼采的话①如:“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Nietzsche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此后能够不翻，固然很好;倘若终于翻倒，然后再来切切实实的帮他抬。”“老兄，硬扶比抬更为费力，更难见效。翻后再抬，比将翻便扶，于他们更为有益。”(《渡河与引路》，载《新青年》5卷5号《通信》，《鲁迅全集》第7卷，第36页)“真的，人是一个浊流。应该是海了，能容这浊流使他干净。”“咄，我教你们超人: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随感录四十一》，载《新青年》6卷1号，《鲁迅全集》第1卷，第325页)，讲着生物进化与不进化的道理:“我想，人猿同源的学说，大约可以毫无疑义了。但我不懂，何以从前的古猴子，不都努力变人，却到现在还留着子孙，变把戏给人看。还是那时竟没有一匹想站起来学说人话呢?还是虽然有了几匹，却终被猴子社会攻击他标新立异，都咬死了;所以终于不能进化呢?”②《热风·随感录四十一》，《鲁迅全集》第1卷，第325页。该文还说:“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到那时候，类人猿上面，怕要添出‘类猿人’这一个名词。”周作人以“迅”之名发表的《随感录三十八》说: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③《热风·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第311页。

如此鲜明地与“易卜生主义”相呼应与呼唤，是“五四”话语空间多元共存的反映和表现，即使胡适本人，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把“破坏”性的“八不主义”改作“建设”性的“四条”，强调的仍然是“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④《胡适文存》一集，第42页。，这是他坚持的“易卜生主义”在语体变革层面的体现。

但是，继之而起历时一年多的新村运动，已然发生“分化”的新文化倡导者又联手共同发起“工读互助团”⑤《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及“章程”最早刊登于李辛白主编的《新生活》周刊18期(1919年12月21日)，蔡元培名列发起人之首，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胡适、陶履恭、高一涵等17人;“启事”及“章程”同时载于《新潮》2卷2号，17个发起人之首是顾兆熊;后又刊载于《新青年》7卷2号(1920年1月1日)，17人之首为李大钊。。他们借以宣扬的互助主义、工读主义、合作主义、平民主义、泛劳动主义、民粹主义，使“易卜生主义”被逐出新文化主流话语空间。如蔡元培在新村运动蓬勃展开之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有《义务与权利》的演讲(1919年12月7日)，把施蒂纳、尼采的“偏重权利”等同于“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的“杨朱”，视为“下等动物”的本能，认为“较为高等之动物”始有“互助之行为”，即“义务”，提出“人类实为义务而生存”，“使有以尽义务者，曰权利”⑥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63—365页。。即以把“参加政治活动悬为禁令”⑦《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249页。的少年中国学会为例，他们主张“新村”设在“山高地旷的地方”，这里没有行政、司法，人人平等，不分彼此，实行公有制生活⑧宗之魁:《我之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少年中国》1卷2期。;他们设想的生活“当然没有妓女，实行一夫一妻制”，也没有“暴力”，“知耻的人，比不知耻的，自然更受尊敬”，“金钱的力”“决不能再作威福”，而且“纯为口腹的残害，也所不取”，“竭力的来反对肉食”⑨周作人:《日本的新村》，《新青年》6卷3号。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止庵校对)，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8、209页。。显然，这种道德自觉而非自律，来自“苦行主义”，少年中国学会就提出要“减少个人欲望”，“减少个人必要的生活程度”，说“只有安贫的人才能做乐道的人”，甚至认为“天下只有知足的人最愉快”(10)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2卷1期、2卷3期。。在这种传统的“道德自我完善”中，《新青年》“易卜生号”推出的“易卜生主义”，已经无迹可寻——历史在这里似乎打了一个“旋”①参见拙著:《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第261—270页。。

因此，也曾作为“工读互助团”发起人之一的胡适，最早公开质疑新村试验和工读互助运动，是毫不奇怪的，他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②载上海《时事新报》1920年1月15日。批评“新村”的“新生活”，其实就是“独善的个人主义”，即孟子所谓“穷则独善其身”，“实在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认为这种“把个人看作一个可以提到社会外去改造的东西”，“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实社会的理想生活”，是根本行不通的。但他借助杜威的话区分“真”“假”“个人主义”，在坚持“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必须具有“独立思想”和“个人对于自己的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的同时，又把“假的个人主义”定义为“为我主义”，说其“性质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③《胡适文存》一集，第540—543、539页。——他显然无法真正说清二者的差异，所说的“假的个人主义”，接近前述陈独秀和蔡元培把“尼采”等同于“杨朱”。鲁迅在小说《头发的故事》④载上海《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0月10日。中，通过话语方式酷似尼采的“N先生”的“自言自语”，发出这样的质问:“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了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⑤《鲁迅全集》第1卷，第465，134，124页。

三

《新青年》“易卜生号”一经推出，影响更是整个社会的，可以看到，不仅当年，就是在“五四”后的新文学发展中也仍然一次次激起反响，这更是通过两位对新文学走向产生深刻影响的作家发生的，他们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始终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关注着“易卜生主义”，发出了各自并不吝啬的诸多声音，同中见异，很有特点，颇耐人寻味。

其一，是在前述《新青年》推出“易卜生号”后，在《新青年》主导言论不断变化中始终保持独立之声的鲁迅。鲁迅早在1908年即注意到易卜生，把他与施蒂纳、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并称为“神思宗之至新者”，推称尼采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认为他们的“非物质”而“重个人”，是20世纪人类文化之“始基”⑥《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9、52、49页。。1918年的《新青年》“易卜生号”的运作，他可能是策划者之一，所以在当时的文章中多次谈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援引《新潮》1卷5号潘家洵翻译的易卜生剧本《群鬼》，可见“遗传的可怕”，说明“凡是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⑦《鲁迅全集》第1卷，第465，134，124页。。其实与《易卜生主义》有更深刻联系的，是《我之节烈观》，那句“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不过他死后间有一回表彰，写入志书”⑧《鲁迅全集》第1卷，第465，134，124页。，使人即刻想到胡适对“舆论”、“服从多数的迷信”、“多数人的公论”的挑战。

另一位则是1921年始主编《小说月报》的青年作家沈雁冰(茅盾)，其时他更是通过文学批评发生影响的，开始的批评文章就频频以易卜生为典范，提倡“写实派、自然派文学”时，一再说“西洋古典主义的文学到卢梭方才打破，浪漫主义到易卜生告终，自然主义从左拉起”①《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载1920年1月1日《时事新报·学灯》)，《茅盾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页;又见于《“小说新潮”栏宣言》(载《小说月报》11卷1号，1920年1月25日)，《茅盾全集》第18卷，第14页。，说“自来一种新思想发生，一定先靠文学家做先锋队”，“十九世纪家庭个人主义的新思潮，起于易卜生的《玩偶之家》”②《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载《东方杂志》17卷1号，1920年1月10日)，《茅盾全集》第18卷，第8页。;当他认为“写实文学的缺点，使人心灰，使人失望，而且太刺戟人的感情，精神上太无调剂”，转而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时③《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载《小说月报》11卷12号，1920年2月25日)，《茅盾全集》第18卷，第28页。，又称“易卜生亦有表象之作”④《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茅盾全集》第18卷，第2页。;他批评新文学表现“顽固守旧的老人和向新进取的青年”激烈思想冲突之不足时，说“应该有易卜生的《少年社会》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一样的作品来表现它”⑤《社会背景与创作》(载《小说月报》12卷7号，1921年7月10日》，《茅盾全集》第18卷，第116页。。这源于1918年《新青年》“易卜生号”曾经给予他的震撼和影响，所以不止一次地谈当年易卜生被“大吹大擂”地介绍到中国在青年中激起的反响。其中，1925年的《谭谭〈傀儡之家〉》⑥《文学周报》176期，1925年6月7日。有一段相当精彩的描述:

……易卜生和我国近年来震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有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曾把这位北欧的大文豪作为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等等新运动的象征。那时候，易卜生这个名儿，萦绕于青年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和列宁。

这是真实的，鲁迅小说《伤逝》中子君说的那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传达出的就是其时“易卜生主义”的影响，是那个时代被唤醒的青年的普遍“心声”。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前身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是新文化倡导者频频光顾的学校⑦如本文提到的，胡适1918年“易卜生号”推出后到该校讲《美国的妇人》(载《新青年》5卷3号)，蔡元培1919年12月7日到该校讲《义务与权利》。，鲁迅1923年12月26日也来到这里，有《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题目就可见延续的是“易卜生主义”的话题:“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⑧《鲁迅全集》第1卷，第159页。这使人想起《易卜生主义》后半部分里的话⑨“社会的权力狠大，网罗狠密;个人的能力有限，如何是社会的敌手?社会对个人道:‘你们顺我者生，逆我者死;顺我者有赏，逆我者有罚。’”“像褒匿(按易卜生剧作《社会柱石》中主要人物)那般人，做了几时的维新志士，不久也渐渐的受社会同化，仍旧回到旧社会去做‘社会的栋梁’了。社会如同一个大火炉，什么金、银、铜、铁、锡，进了炉子，都要熔化。易卜生有一本戏叫做《雁》(The Wild Duck)，写一个人捉到一只雁，把他养在楼上半阁里，每天给他一桶水，让他在水里打滚游戏。那雁本是一个海阔天空、逍遥自得的飞鸟，如今在半阁里关久了，也会生活，也会长得胖胖的，后来竟完全忘记了他从前那种海阔天空、来去自由的乐处了!个人在社会里，就同这雁在人家半阁上一般，起初未必满意，久而久之，也遂惯了，也渐渐的把黑暗世界当作安乐窝了。”《胡适文存》一集，第461页。，二者皆有的出自易卜生剧作《雁》的“笼中鸟”的言说，在《伤逝》中亦有表现(10)“外来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现在总算脱出这牢笼了，我从此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趁我还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扇动。”《鲁迅全集》第2卷，第118页。。《娜拉走后怎样》更主要是针对此，提出“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①《鲁迅全集》第1卷，第160，160页。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鲁迅再提1920年的小说《头发的故事》的话:

……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豫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②《鲁迅全集》第1卷，第160，160页。

——在这里，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鲁迅为什么要写《伤逝》，为什么子君那句“我是我自己的”的名言，在“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中蜕变为“虚空的重担”?为什么子君的灵魂和肉体会被送进“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鲁迅后来谈《新潮》上“诉说婚姻不自由的苦痛，虽然稍嫌浅露，但正是当时许多智识青年们的公意”的小说《是爱情还是苦痛?》(罗家伦作)，有一句要言不烦地点拨:“输入易卜生(H.Ibsen)的《娜拉》和《群鬼》的机运，这时候也恰恰成熟了，不过还没有想到《人民之敌》和《社会柱石》。”③《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39页。鲁迅有关“易卜生主义”的言说，无疑更重视后者，沈雁冰(茅盾)则相反，其“五四”后的文学批评更侧重前者，这在他1927年后的创作中有更为突出的表现。

1927至1928年的新文学面临多种发展的可能，在这当口，《新青年》“易卜生号”不期然而然地突然激起剧烈回响——这在茅盾和鲁迅那里都有十分典型的表现。

茅盾始终无法理解鲁迅笔下“子君”的命运，到了1927年，他仍然坦诚地说:“《伤逝》的意义，我不大看得明白，或者是在说明一个脆弱的灵魂(子君)于苦闷和绝望的挣扎之后死于无爱的人们的面前。”④茅盾:《鲁迅论》(载《小说月报》18卷11号，1927年11月)，乐黛云编:《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69页。原因之一，在他更是着眼于《娜拉》和《群鬼》来理解“易卜生主义”，这种理解在他1927年开始的《蚀三部曲》、《虹》等创作中突然爆发出来⑤比如，《虹》第3章里写梅行素:“借这机会，梅女士对于《娜拉》一剧有了深彻的研究。她本来是崇拜娜拉的，但现在却觉得娜拉也很平常;发见了丈夫只将她当作‘玩物’因而决心要舍去，这也算得是神奇么?她又觉得娜拉所有的，还不过是几千年来女子的心;当一切路都走不通的时候，娜拉曾经想靠自己的女性美去讨点便宜，她装出许多柔情蜜意的举动，打算向蓝医生秘密借钱，但当她的逗情的游戏将要变成严重的事件，她又退缩了，她全心灵地意识到自己是‘女性’，虽然为了救人，还是不能将‘性’作为交换条件。反之，林敦夫人却截然不同;她两次为了别人将‘性’作为交换条件，毫不感到困难，她是忘记了自己是‘女性’的女人!”“这种意见，在梅女士心里生了根，又渐渐地成长着，影响了她的处世的方针。她渐渐地把自己的‘终身大事’看为不甚重要，她准备献身给更伟大的前程，虽然此所谓伟大的前程的轮廓，也还是模糊得很。”茅盾:《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39页。。显而易见，正是大革命，赋予了他笔下一个个从“传统道德”走出来的“娜拉”式的时代新女性: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梅行素……她们表现出强旺的生命活力，放纵自我，渴求刺激，厌恶平庸，我行我素。可以说，即使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她们也是最富有“易卜生主义”特色的，其中融入了茅盾与“五四”浓浓的“情结”;但是，时至革命文学倡导者，在创造社、太阳社批评家的“围攻”下，茅盾又不无自觉地“修正”了她们的人生轨迹，一点点抹平她们的“个性主义”锋芒，而几乎别无选择地让她们在“集团主义”的工农革命中“新生”⑥如《虹》第10章里的梅行素的一个细节:“‘同志们努力呀，占住这阵地!全上海已经动了，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梅女士忘其所以地怒喊了。然而她不能再多一句。一道水猛打在她脸上，立刻眼前乌黑，脚下软了，从货车上跌在人堆里。两三只粗壮的手将她格住。同时有雷样的呐喊从四面八方起来，凝集为这样的声音……‘好呀!冲上前去呀!’”茅盾:《虹》，第237页。。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他为“易卜生主义”送葬中，读出几分不得已而为之的牵强，还有僵硬，并且听到了发自他内心深处的挽歌调。

鲁迅也经历了与革命文学倡导者的正面论战，也置身多重选择的“十字路口”。几乎与茅盾同时，他突然忆起十年前《新青年》的“易卜生号”，不甚感慨，把他编辑的《奔流》月刊1卷3期(1928年8月20日)，设为“H.伊孛生诞生一百年纪念增刊”，写出《编校后记》:

不知是有意呢还是偶然，潘家洵先生的《Hedda Gabler》的译本，今年突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计算起来，距作者的诞生是一百年，距《易卜生号》的出版已经满十年。我们自然并不是要继《新青年》的遗踪，不过为追怀这曾经震动一时的巨人起见，也翻了几篇短文，聊算一个记念。①《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三)》，《鲁迅全集》第7卷，第164，163，164，163—164，165，165页。

该期编入介绍和研究易卜生生平、性格、著作及影响的译文五篇，插入易卜生照相、画像、雕像、笔迹八帧，面对这有些“菲薄”的“记念”，鲁迅想起前些时看到的日本青木正儿《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一文，把其中的一段完整地抄了下来:

民国七年(1918)六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号》。这是文学底革命军进攻旧剧的城的鸣镝。那阵势，是以胡将军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胡适罗家伦共译的《娜拉》(至第三幕)，陶履恭的《国民之敌》和吴弱男的《小爱友夫》(各第一幕)为中军，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殿军，勇壮地出阵。他们的进攻这城的行动，原是战斗的次序，非向这里不可的，但使他们至于如此迅速地成为奇兵底的原因，却似乎是这样——因为其时恰恰昆曲在北京突然盛行，所以就有对此叫出反抗之声的必要了。那真相，征之同的翌月号上钱玄同君之所说(随感录十八)，漏着反抗底口吻，是明明白白的。②《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三)》，《鲁迅全集》第7卷，第164，163，164，163—164，165，165页。

作为亲历者，鲁迅禁不住发问:“但何以大家偏要选出Ibsen来呢?”青木教授在文中所述原因“自然都确当”——“但我想，也还因为Ibsen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是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现在细看墓碣，还可以觉到悲凉，然而意气是壮盛的。”③《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三)》，《鲁迅全集》第7卷，第164，163，164，163—164，165，165页。

这样的感慨，更是由现实而触发，即这位“巨人”虽然在1918年的中国“曾经震动一时”，“那时的此后虽然颇有些纸面上的纷争，但戏剧还是那样旧，旧垒还是那样坚”，林纾不是把《群鬼》改译成小说，取名《梅孽》，称“此书曾由潘家洵先生编为戏剧，名曰《群鬼》”吗?并说《梅孽》“用意甚微:盖劝告少年，勿作浪游，身被隐疾，肾宫一败，生子必不永年”，而且，“恰如Ibsen名成身退，向大众伸出和睦的手来一样，先前欣赏那汲Ibsen之流的剧本《终身大事》的英年，也多拜倒于《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台下了”④《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三)》，《鲁迅全集》第7卷，第164，163，164，163—164，165，165页。。

仅此一事，就可见“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何尝有真正的进步?而透发着“胜者的悲哀”和历史的“悲凉”。鲁迅不禁想到当下的革命文学倡导，那些气势汹汹打上门来的“‘革命的智识阶级’及其‘指导者’”，“大约该还有从集团主义的观点，来批评Ibsen的论文罢”⑤《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三)》，《鲁迅全集》第7卷，第164，163，164，163—164，165，165页。。这使他对同样颇遭“非议”而在他看来“深解文艺的批评者”⑥《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第301页。托洛斯基，为苏联“同路人”的辩护产生强烈共鸣，并有了更深理解，于是，就编入该期《奔流》的《苏俄的文艺政策》(鲁迅译)，在《编校后记》中加上一段“校正”该文时“想到的”要说的话:

托罗兹基是博学的，又以雄辩著名，所以他的演说，恰如狂涛，声势浩大，喷沫四飞。但那结末的豫想，其实是太过于理想底的——据我个人的意见。因为那问题的成立，几乎是并非提出而是袭来，不在将来而在当面。文艺应否受党的严紧的指导的问题，我们且不问;我觉得耐人寻味的，是在“那巴斯图”派因怕主义变质而主严，托罗兹基因文艺不能孤生而主宽的问题。许多言辞，其实不过是装饰的枝叶。这问题看去虽然简单，但倘以文艺为政治斗争的一翼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⑦《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三)》，《鲁迅全集》第7卷，第164，163，164，163—164，165，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