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

一、以诗歌连接生命感悟与文史研究的两端

在现代诗歌史上，陈寅恪的名字是不可忽略的:作为一个史学家，陈寅恪的诗歌洋溢着历史的睿智，也记载着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作为一个思想家，陈寅恪的诗歌真实反映了其政治立场、人生观念，其耿介、刚正的思想性格，丰富了现代思想史的形态特征;作为一个诗人，其在承传家学、赓续晚清民国以来宋诗派的传统中，变化出新，以学人的底蕴、思想的内涵而发为要眇之诗篇。陈寅恪的生命形态在其诗歌中得到完整体现。

欲了解陈寅恪诗歌的生命精神，就必须先了解陈寅恪对世局的看法、对自身的定位。综其一生，陈寅恪对世局、人生的看法不仅成熟较早，而且堪称极为稳固。他在《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中云:“以观空者而观时，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此诗之作，在旧朝德宗景皇帝庚子辛丑之岁，盖今日神州之世局，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当时中智之士莫不惴惴然睹大祸之将届，况先生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值其气机触会，探演微隐以示来者，宜所言多中，复何奇之有焉!”①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6，146，150页。读陈寅恪这样的文字，可以很强烈地感受其强固的心理，对世局形成的事实，在30年代，陈寅恪便已经用“不可移易”来形容了。这使得陈寅恪少了一份“希望”所带来的哀痛，而是更多地直接在失望甚至绝望中，完成自己的另类的人生追求而已。

同样是在这篇《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中，陈寅恪曾援引昔日对俞樾曾孙俞平伯所说:“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②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6，146，150页。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亦云:“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③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6，146，150页。“临川新法”当指北宋王安石变法之事，而“涑水迂叟”则是指代北宋司马光，盖其曾著《涑水记闻》一书也。王安石属于新党，曾在宋神宗支持下进行变法，而司马光属于旧党，对于王安石变法中的过激之处多持反对意见。陈寅恪将自己的政治态度从早年的倾慕新法到晚年的趋于保守，言之甚明。这与王国维早年学习西方哲学，试图开展一场针对国人的精神洗涤运动，而在辛亥航海东渡后沉醉于传统经史之学的心路历程，其实是十分相似的。王国维与陈寅恪在精神上都行走在一条“退化”之路上。陈寅恪晚年撰述《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即自比温公之著《涑水记闻》。《四库提要》曾评说《涑水记闻》所记“皆有证验”。陈寅恪将自己老境与温公相拟，亦取其征实之风彼此类似而已。这是陈寅恪对世局的基本判断，当然也是他一生心性的出发点。读陈寅恪的诗歌，这些判断构成其基本的文化底蕴。

陈寅恪是历史学家，拷问历史、追求真知是其学术趣尚所在。但他毕竟是晚清宋诗派一代宗主陈三立之子，其对诗歌的兴趣自然很可能受到家庭的影响。陈寅恪的诗歌不仅供其抒写一时之感触，也与他的学术研究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其晚年撰写的《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著作中，诗歌与其学术文字杂处其中，相得益彰，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所以诗歌并非自外于其学术，而是融合了其生命感触与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对镜写真:陈寅恪诗歌中的老子、陶潜、韩偓、苏轼

陈寅恪一生到底写了多少诗?这似乎是一个疑问。正如吴宓所说:“寅恪习惯，以诗稿持示宓等后，不许宓钞存，立即自撕成碎片，团而掷之。”①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190页。好在吴宓记忆力过人，所以在《日记》里保留了不少陈寅恪的诗歌。陈美延、陈流求编的《陈寅恪诗集》除了部分来自于陈寅恪自存之外，从《吴宓日记》中也辑录出不少。

在陈寅恪的诗歌中，时常会出现一些历史人物，而且有的出现的频率相当可观，如韩偓、陶潜、苏轼等。这些人物意象的频繁出现与陈寅恪的人生信念有关。他曾在《论再生缘》一文中说:“《再生缘》一书之主角为孟丽君，故孟丽君之性格，即端生平日理想所寄托，遂于不自觉中极力描绘，遂成为己身之对镜写真也。”②陈寅恪:《寒柳堂集》，第58页。陈寅恪诗歌中频频出现的韩偓、老子、苏轼、陶潜等人物，其实也是陈寅恪“对镜写真”的对象。

在陈寅恪对镜写真的诗人中，韩偓是首先值得关注的一个。韩偓在唐代朱全忠篡乱后避地苟生，其《避地》诗有“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负国恩”之句。韩偓及其诗句在陈寅恪诗中虽然只是出现了5次，但从1927年至1964年，时间跨度长达37年，实际上贯穿了陈寅恪整个中晚年时期。陈寅恪第一次提及韩偓，是在1927年撰写的《王观堂先生挽词》中，其中有“曾访梅真拜地仙，更期韩偓符天意”二句。1945年7月9日晚上陈寅恪与吴宓曾谈及“更期韩偓符天意”一句的出处，乃是用韩偓《避地》“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负国恩”诗意③参见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9册，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475页。，又在50年代对蒋天枢言及词句之意乃“希王先生之不死也”。这实际上反映了陈寅恪的人生哲学:偷生也是符合天意的，何必自戕其身!这大概也是陈寅恪在解放前的颠沛流离、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备受摧残却依然守护生命的原因所在。其他使用韩偓及诗的例子如:“近死肝肠犹沸热，偷生岁月易蹉跎”(《七月七日蒙自作》，1938年)、“旧闻柳氏谁能次，密记冬郎世未知”(《十年诗用听水斋韵并序》，1945年)、“芳时已被冬郎误，何地能招自古魂”(《壬辰春日作》，1952年)、“韩偓偷生天莫问，范文祈死愿偏违”(《立秋前数日有阵雨炎暑稍解喜赋一诗》，1964年)等④本文引用陈寅恪诗，均出自陈美延、陈流求编:《陈寅恪诗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同时也参考了蒋天枢编的《寅恪先生诗存》(附录《寒柳堂集》之后)以及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以下不再一一注明，仅在引诗后括注诗题。。虽然语境各有不同，但守护生命的尊严始终是陈寅恪强调的重点所在。

不过，对陈寅恪而言，“偷生”乃是不得已而为之。陈寅恪其实深以“有身”为患，守护生命的最基础的原因，正是因为“有身”的存在。《老子》第十三章云:“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大概从中年开始，陈寅恪即取典于《老子》，而以有身为大患。如1931年作的《辛未九一八事变……偕游北海天王堂》有“空文自古无长策，大患吾今有此身”之句，1943年作的《癸未春日感赋》有“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之句，1961年作的《辛丑中秋》有“小冠那见山河影，大患仍留老病身”之句，1966年作的《丙午元旦作》有“小冠久废看花眼，大患犹留乞米身”等等。在35年的时间内，如此频繁地慨叹以身为患，实际上是表达着其超脱尘世之心的迫切而已。

如果说，陈寅恪使用韩偓、老子及其诗文的意象主要是出于对生命的珍重的话，其对陶潜和苏轼的心仪则显然是为了表达一种生命的姿态。陈寅恪提及陶潜的次数虽然不如提及苏轼之多，但陈寅恪是对陶潜下过工夫的人。这不仅有《桃花源记旁证》、《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等宏文在，而且陶潜推崇自然，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的态度，其实与陈寅恪有着更多的契合①参见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04—205页。。提及陶潜的诗句如:“陶潜已去羲皇久，我生更在陶潜后”(《庚戌柏林重九作》，1910年)、“彭泽桃源早绝缘”(《答冼得霖陈植仪夫妇》，1951年)等，就体现了陈寅恪欲追慕陶潜而不能的心理。

可能与苏轼曾长期被贬岭南有关，而陈寅恪也在岭南度过了最后的二十年，所以在其诗中，不仅频繁提及苏轼，化用苏轼诗词的语言或典故，而且次韵苏轼的诗歌较多，甚至“倒排苏韵记流年”，在苏轼的作品中消磨岁月。其提及苏轼的诗句如:“东坡聊可充中隐”(《寄怀杭州朱少滨》，1961年)、“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辛丑七月雨僧……赋此答之》，1961年)、“文字声名不厌低，东坡诗句笑兼啼”(《一九六二年三月……仍赋七绝三首以纪之》)、“鹿门山远庞公病，望断东坡岭外云”(《壬寅清明病中作》，1962年)、“平生三度感中秋，博济昆明渤海舟”(陈寅恪自注云:“此三度皆有东坡《水调歌头》之感。”《壬寅中秋夕博济医院病榻寄内》，1962年)、“罗浮梦破东坡老，那有梅花作上元”(《癸卯元夕作用东坡韵》，1963年)、“海外东坡死复生，任他蜚语满羊城”(《病中喜闻玉清教授归国就医口占二绝句赠之》之一，1964年)、“屈指今宵又上元，倒排苏韵记流年”(《乙巳元夕倒次东坡韵》，1965年)、“德功坡老吾宁及，赢得残花溅泪开”(《乙巳清明日作次东坡韵》，1965年)等等。这些诗句或表达对苏轼的同情，或以苏轼自许，其实都是以倾慕苏轼为前提的。

与希慕陶潜，但更多地停留在心底不同，陈寅恪对于苏轼的希慕是如此地直接，而且是如此频繁地昭示出来。在陈寅恪的全部诗歌中，仅题目上用“次(或‘用’)东坡韵”的诗歌就有15首。从1947年开始奉和，整个50年代只有3首，而从1962至1966年的5年中，就有9首之多，这当然可以看出陈寅恪晚年对苏轼的认同有增进之势。这些次韵、和韵之作分别是:1947年《丁亥元夕用东坡韵》、1948年《戊子元夕放焰火呼邻舍儿童聚观用东坡韵作诗纪之》、1949年《己丑清明日作用东坡韵》、1950年《庚寅元夕用东坡韵》、1951年《辛卯广州元夕用东坡韵》、1953年《广州癸巳元夕用东坡韵》、1962年《壬寅元夕作用东坡二月三日点灯会客韵》、《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1963年《癸巳元夕作用东坡韵》、1964年《甲辰元夕作次东坡韵并序》;1965年元夕，陈寅恪写了两首次韵东坡诗，一首正次，一首倒次，即《乙巳元夕次东坡韵》、《乙巳元夕倒次东坡韵》;到了同年清明，又作《乙巳清明日作次东坡韵》;1966年有《丙午元夕立春作仍次东坡韵》、《丙午清明次东坡韵》等等。陈寅恪显然以苏轼为“对镜写真”的对象，一边玩赏着苏轼的作品，一边从中演绎着与苏轼隔世共鸣的情怀。

这里要重点提及陈寅恪的三首中秋诗。陈寅恪在1962年作的《壬寅中秋夕博济医院病榻寄内》中曾有“平生三度感中秋，博济昆明渤海舟”之句，陈寅恪自注云:“此三度皆有东坡《水调歌头》之感。”兹列三诗如下:

天风吹月到孤舟，哀乐无端托此游。影底河山频换世，愁中节物易惊秋。初升紫塞云将合，照澈沧波海不流。解识阴晴圆缺意，有人雾鬓独登楼。(《戊辰中秋夕渤海舟中作》)

暂归匆别意如何，三月昏昏似梦过。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狐狸埋搰摧亡国，鸡犬飞升送逝波。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

平生三度感中秋，博济昆明渤海舟。肠断百年垂尽日，清光三五共离忧。(《壬寅中秋夕博济医院病榻寄内》)

《戊辰中秋夕渤海舟中作》作于1928年，《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作于1939年①《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一诗，无论是诗题，还是内容，都未提及中秋，但陈寅恪在昆明所作诗与秋天有关者仅此一首，而且其情调与其他两首中秋诗相近，因定此首为陈寅恪在昆明“感中秋”之作。，《壬寅中秋夕博济医院病榻寄内》作于1962年。这三年的中秋，陈寅恪或辗转旅途，或客居他乡，或缠绵病榻，都未能与妻子唐筼共度。在长达34年的时间中，陈寅恪三度感怀苏轼的《水调歌头》之词，此足以说明苏轼在其生命中的重要地位。苏轼的《水调歌头》作于1076年，当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自请外任密州，情绪本就起伏，适逢中秋，又不能与苏辙相见，因而一饮而醉，感悟到人生如同天上月，阴晴圆缺总交并。但苏轼词在最后宕出悲欢离合的抑郁氛围，而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煞尾，以自相宽慰。陈寅恪的三首中秋诗歌，都表达了与苏轼类似的哀乐无端的人生悲情，但除了第一首尚有“解识阴晴圆缺意，有人雾鬓独登楼”的从容之外，其余两首都侧重在表达人生的离忧和悲苦上。第三首结句“清光三五共离忧”，陈寅恪还特别自注曰:“庾子山对酒歌云:‘人生一百年，欢乐唯三五。’”可见，陈寅恪三度感怀苏轼的《水调歌头》，乃是侧重感怀其对人生的悲苦情怀方面。陈寅恪欲追慕苏轼而不能的悲剧人生在这种历久的追慕中更让人唏嘘不已。

三、陈寅恪诗歌中的生命意象:劫灰之世、衰残之景与惊悚之心

陈寅恪生活的主要年代先后经历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解放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因此他也一直将他生活的时代喻为“昆明劫灰”。在乱离之世，陈寅恪留下了对前代无尽的追思。这当然与陈寅恪对晚清民国的政体变化及其带来的文化认同有关。兹略述其例:“昆明残劫灰飞尽，聊与胡僧话落花”(《昆明翠湖书所见》，1939年)、“劫灰满眼堪愁绝，坐守寒灰更可哀”(《壬午元旦对盆花感赋》，1942年)、“玉石昆冈同一烬，劫灰遗恨话当时”(《己丑夏日》，1949年)、“可怜汉主求仙意，只博胡僧话劫灰”(《青鸟》，1949年)、“名山讲席无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纯阳观梅花》，1950年)、“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咏红豆并序》，1955年)、“雄信谳词传旧本，昆明灰劫话新烟”(《病中南京博物院长……以诗纪之》，1963年)、“听罢胡僧话劫灰，尚谈节日蠢人哉”(《乙巳清明日作次东坡韵》，1965年)等等。“昆明劫灰”的典故出自《初学记》卷7引晋代曹毗《志怪》云:

汉武凿昆明池，极深，悉是灰墨，无复土。举朝不解，以问东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试问西域胡人。”帝以朔不知，难以移问。至后汉明帝时，外国道人入来洛阳，时有忆方朔言者，乃试以武帝时灰墨问之，胡人云:“经云:天地大劫将尽，则劫烧，此劫烧之余。”乃知朔言有旨。②徐坚等:《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47页。

晋干宝《搜神记》、《三辅黄图》所引《关辅古语》、《高僧传》等记载略同。文中“胡人”，或认为乃胡僧法兰也。而所谓“昆明劫灰”原意乃是指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所余之灰烬。胡僧所云本为不识煤炭而汗漫言及。但此后在文学创作中，“劫灰”遂成为一个基本的意象，以喻指战乱动荡后的残损遗迹。如庾信有“无劳问待诏，自识昆明灰”之句，杜甫有“药囊亲道士，灰劫问胡僧”之句，元稹有“僧餐月灯阁，醵宴劫灰池”之句，李商隐有“汉苑生春水，昆池换劫灰”、“年华若到经风雨，便是胡僧话劫灰”之句，韩偓有“眼看朝市成陵谷，始信昆明是劫灰”之句，陆游有“陈迹关心已自悲，劫灰满眼更增欷”之句等等。这些都是陈寅恪颇为熟悉的诗人使用“昆明劫灰”意象的情况。而其尊人陈三立《书感》也有“八骏西游问劫灰，关河中断有馀哀”之句。陈寅恪本熟稔佛教经典，故一方面从中取以为典故，另一方面又从历代的诗歌中采择其文学意象。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劫灰”的意象一直盘桓在陈寅恪心中，可见其对世局变换的基本立场。与陆机《辨亡论》相呼应，一直以遗民自居的陈寅恪也希望继陆机而作续论:“欲著辨亡还阁笔，众生颠倒向谁陈。”(《辛未九一八事变……偕游北海天王堂》，1931年)“辨亡欲论何人会，此恨绵绵死未休。”(《蓝霞一首》，1938年)“辨亡”云云，不仅因山河破碎而起，更有着文化衰残的内在因素。

陈寅恪既将世局视同“劫灰”，再加上他本人中年瞽目，晚年膑足，故视外在一切世界、物象无不为残损之象，所以在陈寅恪的诗歌中充满了“残”的意象。这与陈寅恪观念中劫灰过后的文化残裂有着一定的关系。就现存的陈寅恪诗歌来看，从1913年至1965年这52年中，陈寅恪对“残”的意象的使用呈现了明显的递增趋势。50年代前后、60年代中期是使用“残”意象最为频繁的时期。这与陈寅恪当时的政治态度及人生意趣密切相关。若分类而言，以家国山河之残为最值得注意。如:“残域残年原易感，又因观画泪汍澜”(《癸丑冬伦敦绘画展……感赋》，1913年)、“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1939年;《予挈家由香港抵桂林……感而赋此》，1942年)、“残编点滴残山泪，绝命从容绝代才”(《乙未阳历元旦诗意有未尽复赋一律》，1955年)、“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痕”(《用前题意……故诗语及之》，1957年)、“喧衢金鼓万人看，隐现山河影略残”(《乙巳中秋作》，1965年)等等。这些对残域、残山、残水的描写，当寄寓着陈寅恪深厚的朝代更换、文化凋零的感情。

节候之残也是陈寅恪描写的重点。因为极度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所以对于一般的春花秋月，陈寅恪很少留意，而对于残春、残花、残秋、残月却有着特别的敏感。其例甚多，如:“无风无雨送残春，一角园林独怆神”(《吴氏园海棠》，1936年)、“无端来此送残春，一角湖楼独怆神”(《残春》，1938年)、“剩取题诗记今日，繁枝虽好近残春”(《清华园寓庐手植海棠》，1948年)、“岭表流民头满雪，可怜无地送残春”(《庚寅仲夏友人……用戊子春日原韵》，1950年)、“细雨残花昼掩门，结庐人境似荒村”(《壬辰春日作》，1952年)、“金英翠叶不凋残，留与炎方野老看”(《题先大兄画桂花册》，1960年)、“娇寒倦暖似残春，节物茫然过岭人”(《辛丑中秋》，1961年)、“德功坡老吾宁及，赢得残花溅泪开”(《乙巳清明日作次东坡韵》，1965年)、“不比平原十日游，独来南海吊残秋”(《广州赠别蒋秉南》，1953年)等等。言及“残秋”的诗歌虽仅一例，但言及“残春”的诗句之多显然非同寻常。

此外，陈寅恪也写及残梦、残帙、残籍、残烛、残灰等意象，与其节候之残形成了呼应。如:“惆怅念年眠食地，一春残梦上心头”(《丁亥春日清华园作》，1947年)、“回首卅年眠食地，模糊残梦上心头”(《改旧句寄北》，1951年)、“高唱军歌曲调新，惊回残梦太平人”(《高唱》，1965年)、“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丁亥春日阅……看杏花诗因题一律》，1947年)、“浊醪有理心先醉，残烛无声泪暗流”(《乙未中秋夕赠内即次去岁中秋韵》，1955年)、“密林返影穿窗入，爆竹残灰满院留”(《乙巳广州元旦作》，1965年)、“善和旧籍残余尽，孺仲贤妻痊病连”(《乙巳人日作》，1965年)等等，皆是例证。

当然，更多的“残”是用以形容自身的，这不仅因为陈寅恪身残的客观事实，更是其因为心死而厌倦生命的情绪的流露。其例如:“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忆故居并序》，1945年)、“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戊子阳历十二月……并寄亲友》，1948年)、“道穷文武欲何求，残废流离更自羞”(《叶遐庵自香港寄诗询近状赋此答之》，1950年)、“残废何堪比古贤，昭琴虽鼓等无弦”(《答冼得霖陈植仪夫妇》，1951年)、“东城老父机先烛，南渡残生梦独多”(《余季豫先生挽词二首》之二，1955年)、“衰残敢议千秋事，剩咏崔徽画里真”(《前题余秋室绘……更赋二律》之二，1957年)、“万里阴沉连续雨，千秋心事废残身”(《去岁大寒节……感赋一律》，1964年)、“节物不殊人事改，且留残命卧禅床”(《甲辰天中节即事和丁酉端午诗原韵》，1964年)、“未知轻薄芳姿意，得会衰残野老思”(《戏题有学集高会堂诗后》，1964年)、“早知万物皆刍狗，何怪残躯似木鸡”(《立秋前数日有阵雨炎暑稍解喜赋一诗》，1964年)、“狂愚残废病如丝，家国艰辛费护持”(《甲辰旧历七月十七日……今此联尚存焉》，1964年)、“残年废疾成何事，剩卧山中玩白云”(《一榻》，1964年)、“余生残废添愁病，杂物纷繁费处治”(《展七夕诗并序》，1965年)等等。陈寅恪将自己的生命形容为残余岁月、残废、残生、衰残、残命、残年等，可见其生命意趣的淡薄。而且这种残生意识愈到晚年愈加强烈，这与陈寅恪晚年的艰难处境是密切相关的。

读陈寅恪的诗歌，当如此频繁的“残”字络绎奔汇到眼前，确实令人震惊不已。但在勘察了陈寅恪的生平与思想之后，对其触目皆“残”的诗歌意象和心理特征，也就有了更多的认同。陈寅恪堪称是现代最悲情的学者诗人。

大凡悲情的诗人总是敏感异常的，陈寅恪以残生之眼看待残山残水、残春残秋，回味残梦残境，宜其敏心锐感，有异乎常人的惊悚之感。所以，“惊”字与“残”字一样，也构成陈寅恪诗歌的核心字眼。略举其例，描写节物之“惊”如:“影底河山频换世，愁中节物易惊秋”(《戊辰中秋夕渤海舟中作》，1928年)、“独卧荒村惊节物，可怜空负渡江春”(《己丑元旦作时居广州康乐九家村》，1949年)、“帘外新凉惊节换，夜阑离绪总魂销”(《己丑广州七夕》，1949年)、“影底河山初换世，天涯节物又惊秋”(《庚寅广州中秋作》，1950年)、“病起更惊春意尽，绿阴成幕听鸣蝉”(《首夏病起》，1951年)、“惊心节物到端阳，作客犹嗟滞五羊”(《次韵和朱少滨癸巳杭州端午之作》，1953年)、“北照婵娟频怯影，南飞乌鹊又惊秋”(《甲午广州中秋》，1954年)等等。描写世象之“惊”如:“照面共惊三世改，齐眉微惜十年迟”(《题与晓莹结婚……寄寓广州也》，1951年)、“看天北斗惊新象，记梦东京惜旧痕”(《南海世丈百岁生日献词》，1958年)等等。其他描写惊心、惊闻、惊梦之例如:“甘卖卢龙无善价，惊传戏马有新愁”(《蓝霞一首》，1938年)、“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庚辰元夕作时旅居昆明》，1940年)、“忽奉新诗惊病眼，香江回忆十年游”(《叶遐庵自香港寄诗询近状赋此答之》，1950年)、“枕上忽闻花气息，梦惊魂断又新年”(《癸巳元旦赠晓莹》，1953年)、“乍来湖海逃名客，惊见神仙写韵人”(《晓莹昔年……偶忆及之感赋一律》，1955年)、“黄莺惊梦啼空苦，白雁随阳倦未归”(《乙未迎春后一日作》，1956年)、“元旦惊闻警日躔，迎春除夕更茫然”(《辛丑除夕作并序》，1962年)、“遥夜惊心听急雨，今年真负杜鹃红”(《乙巳春夜忽闻风雨声……为赋一诗》，1965年)等等。如此多的“惊”字实际上反映了陈寅恪心理的脆弱和感受的敏锐，这是惊恐之世留给陈寅恪的一份独特的心理感受。

四、不生不死之身与孤游人间之意

以这样一种残废之身立世、惊悚之心处世，陈寅恪难怪有一种“不生不死”的感觉，似乎只有身体尚存留于世间，而其心思则遁飞在尘世之外了。余生昏昏醉梦过，茫茫遗恨在尘世，既然已经没有发泄的窗口，惟有寄望于来世了。试读以下诗句:“此生遗恨塞乾坤”(《吴氏园海棠》，1935年)、“入山浮海俱无计，悔恨平生识一丁”(《己卯春日刘宏度……因赋一律答之》，1939年)、“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1939年)、“不生不死欲如何，二月昏昏醉梦过”(《予挈家由香港抵桂林……感而赋此》，1942年)、“爆竹声中独闭门，萧条景物似荒村……时事厌闻须掩耳，古人久死欲招魂”(《甲申除夕自成都存仁医院归家后作》，1945年)、“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忆故居并序》，1945年)、“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五十六岁生日三绝》之一，1945年)、“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乙酉七七日听人说水浒新传适有客述近事感赋》，1945年)、“闭户寻诗亦多事，不如闭眼送生涯”(《庚寅人日》，1950年)、“岭表流民头满雪，可怜无地送残春”(《庚寅仲夏友人……用戊子春日原韵》，1950年)、“不生不死最堪伤”(《霜红龛集望海诗云……感题其后》，1950年)、“风鬟雾鬓销魂语，剩与流人纪上元”(《辛卯广州元夕用东坡韵》，1951年)、“从今饱吃南州饭，稳和陶诗昼闭门”(《丙戌居成都……因作二绝并赠晓莹》，1951年)、“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丙申六十七岁初度……赋此酬谢》，1956年)、“我今自号过时人，一榻萧然了此身”(《甲辰元旦余撰春联……述其事也》，1964年)、“草间偷活欲何为，圣籍神皋寄所思。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1964年)等等。闭门闭眼，不生不死，这既是陈寅恪的生存状态，也是他思想精神的反映。陈寅恪内心无言的痛苦，至今读来，催人泪下。

其实，“不生不死”只是陈寅恪对自己生存状态的一种概括，至其心思则一直徘徊在“将死”的边缘。所以，死亡的主题在陈寅恪诗歌中曾不止一次地出现:“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1939年)、“余生流转终何止，将死烦忧更沓来”(《己丑清明日作用东坡韵》，1949年)、“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赠吴雨僧》，1961年)、“元亮虚留命，灵均久失魂。人生终有死，遗恨塞乾坤”(《枕上偶忆……可谓无病而呻者也》，1964年)等等。大概从知天命之年开始，陈寅恪的欲死之心和将死之意便频繁表露出来。昔徐骑省挽李后主词曾有“此身虽未死，寂寞已销魂”之句，陈寅恪在自己的诗歌中曾一再引用、化用。如:“回首平生终负气，此身未死已销魂”(《春日独游玉泉静明园》，1927年)、“迷离回首桃花面，寂寞销魂麦秀歌。近死肝肠犹沸热，偷生岁月易蹉跎”(《七月七日蒙自作》，1938年)、“去国羁魂销寂寞，还家生事费安排”(《大西洋舟中记梦》，1946年)、“挽句已吟徐骑省，弹词犹听李龟年”(《乙巳人日作》，1965年)等等。未死之身与已死之心就这样矛盾地存于陈寅恪一身。陈寅恪的悲观是一以贯穿的，当中日战起，其尊人陈三立颇抱乐观之心，而陈寅恪“以悲观说进”①胡先骕:《四十年来北京之旧诗人》，张大为等编:《胡先骕文存》上卷，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482页。;而在抗战结束的1945年，他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又提出了历史的“退化”说。可见其对人生的悲观心理在数十年间未曾改变。

因为关注人世变换，敏感人生遭际，与王国维相似，陈寅恪的诗歌中“人间”一词也是频频使用，多达30多例。这些使用“人间”之例，当然有不少是从客观人世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如:“故国华胥今梦破，洞房金雀尚人间”(《癸丑冬伦敦绘画展……感赋》，1913年)、“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蒙自南湖》，1938年)、“海外长门成短别，人间旧好胜新知”(《乙酉新历七夕》，1945年)、“余年若可长如此，何物人间更欲求”(《丙戌居成都……因作二绝并赠晓莹》，1951年)、“天上素娥原有党，人间红袖尚无家”(《春尽病起宴……微不同也》，1959年)、“流水桃花渺碧空，人间飞絮舞东风”(《寄小五柳堂卷子》，1961年)、“幸有人间佳耦在，杜兰香去未移时”(《赠吴雨僧》，1961年)、“犀渠鹤膝人间世，春水桃花梦里船”(《丙午元夕立春作仍次东坡韵》，1966年)等等。这些例句虽然各有语境，但“人间”一词并不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乃是比较客观地抒写人间之事之景。

在更多情况下，“人间”呈现出与诗人相对立的意味，“人间”以一种疏离的方式隔膜着诗人的情感。如:“人间不会孤游意，归去含凄自闭门”(《春日独游玉泉静明园》，1927年)、“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戊寅蒙自七夕》，1938年)、“人间春尽头堪白，未到春归已白头”(《辛巳春由港飞渝用前韵》，1941年)、“风波万里人间世，愿得孤帆及早回”(《大西洋舟中记梦》，1946年)、“新春不在人间世，梦觅残梅作上元”(《戊子元夕……用东坡韵作诗纪之》，1948年)、“人间尽误佳期了，更有佳期莫恨遥”(《己丑广州七夕》，1949年)、“人间自误佳期了，更有佳期莫怨遥”(《庚寅广州七夕》，1950年)、“我今负得盲翁鼓，说尽人间未了情”(《甲午春朱叟……故诗语牵连及之也》，1954年)、“沈湘哀郢都陈迹，剩话人间绝妙词”(《题王观堂人间词及人间词话新刊本》，1957年)、“人间佳节销魂过，楼外明河照梦流”(《己亥七夕作前二日立秋》，1959年)、“任教忧患满人间，欲隐巢由不买山”(《壬寅小雪夜病榻作》，1962年)、“芙蓉城远途还阻，惆怅人间石曼卿”(《乙巳春尽有感》，1965年)等等。诗人所怀之情、所见之景、所遇之事，都在“人间”受到阻隔，因此超越人间便成为诗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愿望。

“任教忧患满人间。”由不能会意的人间，使得诗人更企慕、更向往天上的世界。所以在陈寅恪的世界里，“天上”才是一个理想的栖居之地。也因此，陈寅恪一边在人间落寞着，一边神思着天上的仙境。其例如:“欲上高寒问今夕，人间惆怅雪盈头”(《庚寅广州中秋作》，1950年)、“天上又闻伤短别，人间虚说誓长生”(《辛卯七夕》，1951年)、“海月昏黄雾隔天，人间何处照春妍”(《广州癸巳元夕用东坡韵》，1953年)、“云外自应思往事，人间犹说誓来生”(《癸巳七夕》，1953年)、“留得秋潭仙侣曲，人间遗恨总难裁”(《乙未阳历元旦诗意有未尽复赋一律》，1955年)、“终负人间双拜月，高寒千古对悠悠”(《乙未中秋夕赠内即次去岁中秋韵》，1955年)、“林花天上落红芳，飘堕人间共断肠”(《丙申春日偶读杜诗……之句戏成一律》，1956年)、“来谱云和琴上曲，凤声何意落人间”(《丁酉上巳前二日……即赋三绝句》之一，1957年)、“珍重承天井中水，人间唯此是安流”(《丁酉阳历七月三日……感赋一律》，1957年)、“姮娥不共人间老，碧海青天自纪元”(《乙巳元夕次东坡韵》，1965年)、“人间三伏愁炎暑，天上双星感合离”(《乙巳七夕》，1965年)、“若得人间双拜月，姮娥天上亦销愁”(《乙巳中秋作》，1965年)等等。这些例子当然是从整首作品中剥离出来的，但将这些散句综合来看，其心思所属，还是比较清晰的。

我在读陈寅恪诗歌的过程中，一直在寻思:能不能找到一首可以完整地体现陈寅恪生命境界的诗歌呢?结论是困难的，如果要勉力推荐，我认为这首作于1950年的《叶遐庵自香港寄诗询近状赋此答之》或可作为代表——尤其是比较集中地体现了陈寅恪的晚年心境。诗云:

道穷文武欲何求，残废流离更自羞。垂老未闻兵甲洗，偷生争为稻粱谋。招魂楚泽心虽在，续命河汾梦亦休。忽奉新诗惊病眼，香江回忆十年游。

这首诗不仅集中了道穷之境、残废之身、流离之路、垂老之念、偷生之意、惊悚之心，几乎汇聚了陈寅恪诗歌的所有重要的核心意象，而且写出了有心招魂、无力续命的无奈甚至绝望的心境。因为是写于60岁之年，所以陈寅恪将过往、现在与未来合并而写，将自己沉重的心态颇为完整地表达了出来。陈寅恪从青年时期即认同旧的纲常文化，“招魂”云云，其实正是希望能重现传统纲常文化。“续命河汾”使用隋代王通设教于河汾之间，培养了众多唐初名臣的典故。1962年，陈寅恪在《壬寅小雪夜病榻作》中也有“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之句，表达了自己的无奈。1964年在《赠蒋秉南序》中也说:“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①陈寅恪:《寒枊堂集》，第162页。他希望能续命河汾，为中国文化之命脉造就传人，但无论是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还是其身体条件，续命的愿望都变得十分渺茫。陈寅恪对于从民国以来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带有一定的排斥甚至抵触情绪，为了表示对民国社会的不满，他甚至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将晚清动荡腐败的光绪、宣统之世比喻为“开元全盛年”，就体现了其基本的文化和政治立场，所以他的“故国”之思，他的“流离”之感，他的“续命”之愿，都根源于这样一种文化遗民心态。在这样一种心态支配下，自然的山川风物与节候流转，社会的风云变幻和个人的身世遭际，便不免带着情绪的投射，其诗歌的种种意象和语言，也就同样呼应着这种情绪。

五、余论:诗歌在陈寅恪生命中的意义

诗歌在陈寅恪的生命中具有怎样的意义?这也许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陈寅恪一生在学术之外，偏嗜诗歌，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陈寅恪现存诗歌最早作于1910年，一直到1966年，在近60年的时间中，陈寅恪以诗歌描摹着眼前的风景，宣泄着心底的波澜，而悲观与痛苦则构成了其诗的基本情感内质。从弱龄赴日本留学到后来辗转欧美的求学生涯，从解放前的频繁迁徙到解放后的历次运动，陈寅恪用诗歌忠实记录了时代风云和个人的心路历程，兼具诗史、心史的双重意义。其弟子蒋天枢言之最为恳切:

综观先生一生，屯蹇之日多，而安舒之日少。远客异国，有断炊之虞。飘泊西南，备颠连之苦。外侮内忧，销魂铄骨。寄家香港，仆仆于滇越蜀道之中(在重庆，有“见机而作，入土为安”之联语)。奇疾异遇，困顿(失明而无伴护)于天竺、英伦、纽约之际。虽晚年遭逢盛世，而失明之后，继以摈足，终则被迫害致死。天之困厄斯人抑何酷耶!先生……忧国忧民之思，悲天悯人之怀，郁勃于胸中，一发之于述作与歌诗。先生之浩气遒矣。①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33页。

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使陈寅恪的诗歌无暇润色华彩，也不炫弄技巧，几乎不关注身边琐屑之事，而托意则往往深远。其友人吴宓对此体会尤深，吴宓1959年在抄录数首陈寅恪诗歌后，有附记云:

诸诗藉闲情以寓意，虽系娱乐事而寅恪之精神怀抱，悉全部明白写出，为后来作史及知人论世者告。至其记诵之渊博，用语之绾合，寄意之深远，又寅恪胜过他人处。②转引自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冯衣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第75页。

这意味着要解读陈寅恪的诗歌同样需要像陈寅恪解读前人诗歌一样，讲究剥蕉见心的方式方法③关于陈寅恪诗歌的寓意，请参见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陈寅恪晚年心境新证》、《古典与今典之间》、《“弦箭文章那日休”?》等文，以及冯衣北《也谈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再商榷》等文。余英时与冯衣北的系列文章，其中多有两人商榷者，而中心是对陈寅恪诗歌所隐喻的政治态度的不同看法。本文不拟重复，故避开两人所论话题，而着重以意象为核心，试图演绎其抽象的生命精神。余英时与冯衣北诸文初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等报刊，后以“冯衣北”署名辑成《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一书，由花城出版社1986年出版。。有学者说陈寅恪诗歌的深情高致是融汇了杜甫之沉郁、李商隐之绵邈、庾信与钱谦益之遥深，所以有一种悱恻芳馨之美④参见邓小军:《现代诗词三大家:马一浮、陈寅恪、沈祖棻》，《中国文化》2008年春季号，第98页。。读者或可于此细加参究。陈寅恪这种注重表达悲情、时有隐喻的创作特点，一方面与中国诗歌的艺术传统密切相关，也与陈寅恪所经历的特殊时代背景相关。同时，作为晚清宋诗派主将陈三立的公子，在诗学思想上也深受其家学之影响⑤邱世友在《试论陈寅恪教授的诗词学思想》一文中说:“寅老在诗的创作和评论上，直接受乃父影响也是很明显的。无论遣词、造句乃至诗境、旨趣都历历可见。”并有详细分析。参见邱世友:《水明楼续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4页。。陈寅恪以他的学人之诗诠释了自己的生命历程和精神世界，在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