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生 张彦丽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高级文明似乎都曾有过一种自我轴心意识 （self－axial consciousness），由此，他们在民族的自我和他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合理的区别和认同关系 （relationship of discrimination and identification）。但是，把这种中心主义发展为一种普世的历史观，则是西方社会特有的现象，特别是伴随着17世纪的势力扩张，西方社会认为诸种现代世俗价值重新为世界历史提供了见证，而自己正居于这一历史进程的轴心。①沃格林认为，现代进步的文明论是谋弑上帝、僭越存在等级的 “灵知主义”思想的表征。参见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41～6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这种特别的历史意识如何建构了西方的自我身份认同？它的思想来源和构成是什么？它所编织的自我认同的内在矛盾是什么？从思想史角度探讨这一议题又有什么意义？对于深受现代西方学术话语影响的我们来说，回答这些问题并非一个简单轻松的任务。现代西方的认知意志（will to knowledge）和权力意志 （will to power）已经伴随着 “现代性”的思想和实践深入到我们思考和言说的内部。②德里克敏锐地注意到了西方现代性话语对第三世界历史叙事能力的支配和塑造效果。参见Arif Dirlik．The Postcolonial Aura．Boulder，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7，pp．52～83．对此，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安然处之，也不能绝对地弃之不顾，我们不得不一方面批评自己的思考工具，一方面进行思考。

一、进步的历史：现代西方的自我确证

现代西方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方式，即所谓 “普世历史或普遍历史”。这一叙事方式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最明显的形式的方面，就是从 “古代”经由 “中世纪”而进入到“现代”的线性时间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