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飞

在当代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首位要求是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为此，需要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由于社会管理规律是从社会管理准则提炼和上升而来的，社会管理准则是社会管理规律的具体体现和运用，这样，客观而系统地把握社会管理准则的内涵，就成为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的重要任务，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理论的重大课题。在实践中，只有遵循社会管理准则，才能把握社会管理规律，才能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才能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一、社会管理准则的基本定位

在把握客观规律的过程中，首先必须注意把握 “特殊对象的特殊矛盾”。同样，把握社会管理规律和准则，必须明确社会管理规律和准则的特殊方位。

（一）社会管理准则在社会系统中的位置

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子系统，社会建设是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必须从社会规律系统的层次性来把握社会管理准则的位置。（1）社会发展规律。社会有机体 （社会系统）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统一。社会发展是在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下的社会有机体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进步过程。社会发展规律就是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下的社会进步规律，是适用于所有社会结构领域和所有社会发展阶段的规律。（2）社会建设规律。社会建设主要发生在狭义的社会结构领域。从其表象来看，社会建设主要是一个解决民生问题的过程；从其构成来看，社会建设是一个包括诸多要素的完善社会生活的系统工程，如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利益、整合社会关系、完善社会保障、发展社会事业、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等；从其实质来看，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而 “劳动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的、自然的条件”［1］（P98），因此，社会建设是劳动主体自我创造幸福生活的过程。可见，社会建设规律就是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规律，就是解决民生问题的规律，就是劳动主体自我创造幸福生活的规律。（3）社会管理规律。社会管理既是社会建设的组成部分和要素，又是社会建设的手段和动力。就其内涵来看，社会管理是实现社会事务的组织化和促进社会事务最优化的活动；就其一般内容来看，社会管理包括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和推动社会参与等；就其实质来看，社会管理是为劳动主体维护合法权益和自我尊严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的活动。因此，社会管理规律就是社会事务组织化和最优化的规律，就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和推动社会参与的规律，就是支持和保障劳动主体维护尊严和权益的活动的规律。 （4）社会管理准则。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社会发展规律要通过社会建设规律发挥作用，社会建设规律要通过社会管理规律发挥作用，社会管理规律要通过社会管理准则体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管理准则主要是社会管理规律的表现和运用，社会管理规律构成了社会管理准则的本体依据。同时，上述各层次的规律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要发挥作用，必须以社会管理准则为中介和载体。没有这个过程，规律就不能实现。此外，社会管理要达到预定的目的，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客观规范。社会管理准则是社会管理过程中所要遵循的各种客观规范的总和，社会管理规律就是从社会管理准则中提炼和上升而来的，社会管理准则构成了社会管理规律的经验基础。

综上，社会管理准则是社会管理规律的表现和运用，社会管理规律是社会管理准则的提炼和上升。

（二）社会管理准则在管理系统中的位置

管理是人类特有的实践活动，是所有各种组织的独特功能。从其构成来看，管理不仅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等事业 （事务）的管理，也包括各行各业各个部门的管理。社会管理是管理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审视社会管理准则的位置：（1）社会管理准则在政府管理准则中的位置。阶级社会出现以来，管理主要是国家 （政府）的职能。政府管理涵盖社会有机体的各个构成领域。除了其自然物质条件构成的生态结构外，可以将社会有机体的结构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社会生活）等领域。因此，政府的管理主要包括经济管理、政治管理、文化管理、社会管理和环境管理。一般来讲，经济管理是对经济发展的管理，追求的是经济效益；政治管理是对国家事务的管理，追求的是政治稳定；文化管理是对文化事业的管理，追求的是社会规范和主体素质；社会管理是对社会事务的管理，追求的是社会稳定、社会公平和社会参与；环境管理是对环境事务的管理，追求的是环境安全和环境效益。由于有其特定的活动领域和运行法则，社会管理是政府管理的一个独立的子系统。这样，社会管理准则主要是指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和推动社会参与而进行的社会事务管理的准则。（2）社会管理准则在社会活动管理准则中的位置。从社会活动 （实践）的角度来看，可以将人类的管理活动划分为行政管理、工商管理和社会管理等类型。行政管理是政府对自身组织机构的管理，目标是提高行政效率；工商管理是企业对内部组织运行的管理，目标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社会管理是由政府主导的对社会生活的管理，目标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和推动社会参与。尽管在行政管理和工商管理的过程中也需要民主管理，但是，只有社会管理的发展特别突出了社会参与的重要性。现在，“国家不只是拥有 ‘政策’的唯一机构，而且社会福利也取决于国家行为以外的因素。福利还依赖于我们自身的行为，我们的工作机会，我们从家庭和朋友那里得到的支持以及一些非国家机构 （教堂，慈善机构，社区组织，工会，等等）的行为”［2］（P19）。显然，社会管理是一种不同于行政管理和工商管理的特殊管理活动。这样，社会管理准则主要是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管理社会事务的准则。

综上，从内容上看，社会管理准则主要是管理社会事务的准则；从主体来看，社会管理准则既包括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准则，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的准则，也包括政府和社会合作而优化社会生活的准则。

要之，社会管理准则是社会管理规律的经验基础和具体运用，社会管理规律是社会管理准则的本体依据和提炼上升，二者统一于社会管理实践活动中。

二、社会管理准则的主要内容

社会管理准则是一个立体的开放的系统。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必须深入研究和着力把握的社会管理准则主要有：

（一）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良性互动

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需要一个由各种共同体组织构成的、自主的、自我治理的社会领域（社会生活领域）。但是，在传统社会中，由国家代表的政治领域过于强大，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都依附于政治职能，甚至被政治职能吞噬，因此，社会管理充其量是政治职能的一种简单延续。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社会领域终于摆脱国家和市场的纠缠，获得了独立性。这就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 ［Gemeinwesen］。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3］（P130－131）这样，政府、市场和社会就实现了分离，划定了各自的边界。因此，从社会实体的构成来看，可以将社会有机体划分为国家 （政府）、市场 （企业）和社会 （市民社会、社会运动、社会组织）三个部门 （领域）。一般来讲，政府 （第一部门）运行的法则是以强制求公共利益，市场 （第二部门）运行的法则是以竞争求私人利益，市民社会 （第三部门）运行的法则是以志愿求共同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市民社会不仅加强了基层 （民间）的力量，而且为市场繁荣和民主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但是，正如市场和政府存在着失灵一样，市民社会也会失灵。有时候，市民社会有可能走向无政府甚至是反政府，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这样，就需要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在合理确定各自边界的同时实现良性互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就是要在公共利益、私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形成的辩证张力中实现共同利益，进而为公共利益、私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协调和统一提供新的社会运行环境。显然，现代的社会管理就是建立在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相对分离而又良性互动的基础上的，其中的关键是要实现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良性互动。这构成了社会管理的前提准则。

对于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代中国来说，必须注意以下问题：第一，不能简单地拒斥市民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自然会出现一个空白地带。这个领域只能通过社会自治的方式加以治理。这样，就造成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分离。因此，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因为恐惧市民社会而否定和拒斥市民社会，那么，就要先否定和拒斥市场经济。事实上，通过市民社会的发展而实现社会自治，政府可以松绑，更好地致力于国家的政治事务；企业可以减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同时，社会自治可以成为联系政府和市场的桥梁。第二，不能绝对地抬高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不是自足的。现实中，一些国家的社会动荡往往是以市民社会的发展为借口而形成的政治混乱造成的。我们要看到：“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可以保护个人免受过于强大的国家权力的侵害。但是，公民社会也不像某些人天真地想象的那样是自生自发的、秩序与和谐的源泉。”［4］（P89）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关键的问题是市民社会必须恪守自己的运行边界和利益疆域，而不能贸然地涉足政治领域而被政治势力所左右和利用。总之，市民社会的发展，可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提供适宜的社会运行环境和条件；只有将社会自治纳入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框架中，才能使市民社会成为社会活力和创新的源泉。

（二）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协调发展

从社会有机体的构成来看，只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才能保证社会有机体的持续存在、健康运行和永续发展。这既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特殊规律。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协调发展的准则。一般来讲，经济发展追求的是效益，社会福利追求的是公平。这里的社会福利应该是广义的，既包括人们基本生活的保障，也包括人们生活状况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福利经济学揭示出这样的规律：经济越发展，社会福利必须越提高；社会福利越公平，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反之，如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能有效设计社会福利政策尤其是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则会导致贫富差距，从而会引发社会问题。如果社会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则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经济发展水平的下降，又会导致社会福利的进一步下降。这样，整个社会就会处于恶性循环当中，甚至会最终导致社会崩溃。当然，如果超越经济发展水平来谋求社会福利，社会福利也只能是一种单纯的主观诉求。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协调发展，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准则。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不能借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忽视甚至无视社会福利的要求。尽管效益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和追求，但是，如果不将社会福利作为经济发展的价值目标，那么，经济发展必然难以为继。在现实中，一些人将经济效益作为借口，对社会福利淡漠甚至是拒斥。事实上，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表明，“任何试图将经济从社会和政治制度中分离出来的努力都会对人类社会造成损害。经济必须扎根于社会才能存在下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政策是社会经济保持其整体性的必要前提”［5］（P14）。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福利也具有经济功能。萨拉蒙等人的研究发现，非营利部门（NPO）是国际区域中的一种重要的经济力量，在就业和国家支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比例。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将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发展经济的目的。二是不能借口强调社会建设的重要性而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面对严重的社会矛盾尤其是民生问题，一些学者认为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而且是极端有害的。从基本国情来看，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人均水平仍然较低，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轻言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果没有经济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然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同时，经济发展总是社会福利的物质基础。如果脱离经济建设谋求社会福利，那么，社会福利的要求必然成为 “福利乌托邦”。在任何情况下，“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6］（P305）。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尤其是经济实力，来实现社会福利。这样，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协调发展，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基本准则。

（三）社会控制和社会政策的有机结合

尽管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互动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前提，但是，社会管理主要是国家的职责。国家在承担其政治职能的同时，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管理的职能。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主要是通过两种机制实现的：一是社会控制。一般来讲，社会控制是指通过强制力量或权威力量对社会成员进行调节、引导、约束，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和实现社会稳定的过程。在阶级社会中，往往用政治统治的方式实现社会控制。但是，如果不将社会政策引入社会控制中，或者没有将社会控制和社会政策统一起来，那么，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只能在表面上实现，实际上难以持续。二是社会政策。社会政策主要是用来界定与社会福利有关的国家所起的作用，是指影响社会福利的国家政策行为。这里的社会福利是广义的，主要目的是促进社会公平。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政策不仅是社会控制的价值目标，而且是国家政治职能的社会基础。当然，社会福利也不能超越社会控制范围。超越社会控制的单纯福利要求，也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事实上，只有将社会控制和社会政策统一起来的社会管理，才是有效的社会管理。这样，社会控制和社会政策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社会管理的操作准则。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必须注意两种倾向：第一，不能借口社会控制的重要性而忽视社会政策的价值。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但是，如果忽视社会政策，发展和稳定都难以保证。不要说社会冲突，即使一些单纯的治安问题往往都是与不平等和剥夺问题紧密相关的。在这方面，福利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民主战略的诱人之处在于社会政策也会导致权力动员。通过彻底消除贫困、失业和完全对工资的依赖，福利国家增强了政治能力，减弱了那种阻碍着劳动者在政治上团结起来的社会分裂现象”［7］（P10－11）。这种情况对当代中国也具有重要的警示和启迪的作用。脱离社会政策的社会控制是不可持续的。这样，诉诸社会政策就成为实现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这就是要将社会政策的价值目标纳入社会控制中，实现从 “硬控制”向 “软控制”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第二，不能借口社会政策的重要性而忽略社会控制的价值。随着民生问题的突出和社会矛盾的加剧，突出了社会政策的重要性。在西方社会，主要存在两种社会政策模式：一是自由主义社会政策模式，又称 “社会政策的剩余福利模型”；另一种是 “制度性的再分配模型”。前者无助于解决公平，后者会影响到效率。因此，我们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将满足基本需求的政策、积极的就业政策、优先发展教育的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中心来抓。假如脱离基本国情而强调社会政策的优先性，那么，追求社会福利的行为就是盲目的，发展到极端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反过来会制约社会福利的实现。而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因此，我们必须在社会控制的范围内来调整、完善和实施社会政策。“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8］（P523）在一般的意义上，国家的社会职能是其政治职能的基础，社会政策是社会控制的价值目标。

总之，社会管理准则有其特定的范围和领域，有其特定的功能和作用，构成了一个复杂系统。随着社会管理实践的发展，社会管理必然会在自组织的过程中创生出新的准则。

三、社会管理准则的实现条件

在整个社会有机体中，社会管理不是自变量，而是一个因变量。这样，就必须为社会管理准则的有效实现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一）实现社会管理准则的制度环境

在根本上，社会制度 （政治制度）是影响社会管理的决定性因素。这在于，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适应维护社会秩序和实现社会稳定的要求而产生的。这样，似乎是独立于政治领域的社会管理，往往会打上政治的烙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管理同样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管理尤其是社会福利政策促使资本主义走上了“福利资本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不能由此断定资本主义是一种优越于社会主义的制度。从其起源来看，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怎样过问赤贫问题，都不会从根本上去追究造成问题的阶级剥削根源。从其动机来看，当俾斯麦于19世纪80年代提出 “福利国家”时，其目标是与迅速高涨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斗争，是对阶级斗争的威胁做出的反应。因此，福利国家不是资本主义的主动革命，而是资本主义的被动改革。从其后果来看，福利国家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无论如何，贫穷和收入分配只是福利国家分层化的一个方面 （尽管重要）。尽管从生活水准来看，不公平现象减少了，但根本上的阶级或社会地位的鸿沟依然存在。在此，我们关注的并不是收入本身，而是各国在构建社会公民权利方面的结构差异。”［9］（P65）充其量，福利政策只是提供了垄断资本主义所需的合法性和社会安定环境。在实质上，福利国家仍然是建立在资本家私人占有基础上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特殊职能。这样，就要求我们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实现社会管理准则的制度环境。为此，在社会管理的前提领域，必须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转向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正如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一样，市民社会是一种中性力量。与资本主义结合，市民社会就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结合，市民社会就是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当然，我们并不认为阶级分析方法不适用于市民社会。现在， “随着政治权力转化为公共权力，自由主义观念的政治公共领域也找到了其社会主义形态……不是说权威本身将会消失，而是说政治权威将会一去不复返；剩余的公共功能以及部分更新的公共功能把政治特征转化成管理特征。但要想实现这一点，其前提是 ‘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材料交换，并使之处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一种盲目的力量来控制’”［10］（P145－146）。因此，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当然，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管理将彻底丧失其政治职能，成为一种单纯的社会职能。同时，在社会管理的主体方面，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和完善，民主管理才第一次真正成为可能。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11］（P217）。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才能真正形成社会管理的社会合力。这样，社会建设才能真正成为劳动主体自我创造幸福生活的过程，社会管理才能真正成为为维护劳动主体的尊严和权益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的活动。

因此，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坚持社会主义是实现社会管理准则的恰当而有效的制度条件。这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尤其是社会生活和民生问题统一起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理论统一起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规律和准则，建立和健全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形成社会管理的合力，实现社会的共治和善治。

（二）实现社会管理准则的一般程序

按照系统工程的方式，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社会管理准则：

一是时间维。它表示从开始掌握社会管理规律到具体运用的基本过程。（1）调研阶段。只有深入实际和群众，才能真正发现社会管理规律，为制定规划提供科学支撑。（2）预研阶段。根据调研掌握的信息和规律，通过专家咨询和论证，提出具体的规划设想。（3）研制阶段。在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基础上，根据规律和经验，制定出系统的规划方案。（4）反馈阶段。通过对规划方案的评估，尤其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进一步完善规划方案。 （5）调整阶段。在反馈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规划。（6）实施阶段。要将掌握的社会管理规律运用到社会管理实践的具体过程；同时，要在运行中检验规划的性能、做必要的改进。（7）更新阶段。针对规划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根据检验情况，推陈出新。上述七者构成了实现社会管理准则的时间框架 （过程条件）。

二是逻辑维。时间过程都是复杂理论思维过程，因而，应该采取共同的逻辑规则。（1）明确问题。在系统收集社会管理数据资料的基础上，明确社会管理的目标和任务。（2）设计指标。根据社会管理的目标和任务，确定效果衡量指标，尤其是要确立民生指标 （幸福指数）。（3）系统综合。在收集和设计的基础上，对经验和信息进行处理和加工；通过比较，对规划进行优劣次序的排列。（4）系统分析。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或理论模型，对方案进行系统分析。（5）最优化。从所选方案中选择最优的方案。（6）决策。通过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途径，保证社会管理规划决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7）实施计划。把选定的规划方案付诸实施，并进行必要的调整，为进入下一阶段做准备。上述七者构成了实现社会管理准则的逻辑框架 （思维条件）。

三是知识维。这是完成时间维和逻辑维所需要的知识体系。（1）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含丰富的社会管理思想。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论是把握社会管理规律的指导思想。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增强社会管理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2）系统科学和方法。面对社会管理的复杂性问题，系统科学和方法能够成为解决这类问题的科学方法论。（3）数学方法及信息网络技能。除了要研究和把握社会管理规律的数量特征和空间结构外，还要善于利用网络进行社会管理。（4）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为认识和把握社会管理的不同方面提供了直接的社会科学支持。（5）管理科学。将包括组织理论与项目管理在内的管理科学运用在社会管理中，具有直接的意义和价值。（6）心理科学和行为科学。社会管理实质上是对人的管理，必然涉及人的心理和行为，这样，社会管理不仅需要心理科学和行为科学的支持，而且会进一步推进心理科学和行为科学的发展。（7）社会管理的知识和方法。社会管理的知识和方法是与社会管理的目标和任务直接相关的知识和方法。除了需要一般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管理知识和方法外，应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理论看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内在组成部分，必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建设。上述七者构成了实现社会管理准则的知识框架 （学科条件）。

只有将时间维、逻辑维和知识维三者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才能保证社会管理准则的正常而有效的实现。

当然，实现社会管理准则也需要其他辅助条件，更需要创造性地开展社会管理工作。不论怎样，社会管理准则的实现过程，就是社会管理规律发挥作用的过程，就是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过程。

总之，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良性互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协调发展，社会控制和社会政策的有机结合，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准则。只有着力把握这些准则，才能把握社会管理规律，才能切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创新发展，才能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参与。

［1］［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迈克尔·希尔：《理解社会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7］［9］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0］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1］《列宁选集》，3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