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鹏颖

“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本不是什么新命题，早在20世纪60—70年代问世的新兴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就已经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揭示。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建构主义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主张更加彻底。现在的问题是，科技与社会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在科技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社会主体（政府、政党、社会组织等）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在科技全球化时代，科技“双刃剑”性质日益凸显，如何趋利避害，以共同应对全球科技难题及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这并不是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自发的独立于社会主体（政府、政党、社会组织等）活动之外的过程，而应当是由公共政策参与和调整的自觉、自为的实践创造过程。

一、技术建构主义和科学审度立场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对科技决定论和科技建构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科技社会学的研究视角逐步从科技对社会或社会对科技的单向线性作用转向科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即由单向作用转向双向作用。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这种理论观点还带有某些异端色彩，那么21世纪的今天，这种所谓建构主义的主张则几乎成了正统学说，日益为人们所接受。这一学说至少给我们提供几点重要启示:

第一，科技与社会须臾不可分离，科技再也不能被放在社会之外来理解，社会同样再也不能被放在技术之外来认知，科技既为社会所塑造，又是构造社会的“主料”。换言之，社会和科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塑造。显然，科技建构主义摆脱了传统的非此即彼的科技决定论或社会决定论。

第二，科技与社会两分法已经成为历史，现代社会中，科技与社会被视为同一有机体，两者相互包含，相互嵌入。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就其本质而言，是由科技因素和社会制度、社会价值、社会利益、社会阶层、社会政治以及社会经济等诸多要素组成的有机系统。科技系统与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系统处于相互塑造与影响之中，离开社会诸多元素，科技就会变得神秘莫测。

第三，科技有自身演进的逻辑，但在现实社会生产生活中，科技又不仅仅是按照其内在的科技逻辑自行发展和演进的，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选择和社会控制的复杂过程。科技的发展路径是可塑的、多元的，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文化上的选择、价值上的取向和权力的格局等因素，都影响甚至决定着科技的发展路径与实际状况。与此相联系，社会公众对科技发展、创新的关注和参与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常态，科技发展和创新的动力也逐渐由原来的基础研究的单向推动变成了多元基础研究、文化引擎和市场推动等多元动力群的非线性相互作用。

按照这一逻辑，面对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科技给人类带来的福祉与诸多负面效应甚至灾难，如果站在科技之外去批判社会，或站在社会之外去指责科技，都是不妥当的。刘大椿教授关于人类发展史上哲学对待科学三种不同立场和态度的论述，对于我们与时俱进地选择一种正确的态度对待现代科技不无启发。他认为:“历史上哲学对科学进行反思有三种取向。第一种取向是对科学进行辩护。这是哲学对科学进行反思的一个基本的态势，或者可以称为主流观点，即试图说明科学的合理性、精确性和预见性。第二种取向是批判。随着近百年来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支柱、经济发展的支撑，但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于是对科学技术采取批判的态度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主流声音。第三种取向是对科学进行审度，这是经过长期的辩护与批判的较量之后，哲学界出现的一种新取向，认为单纯的辩护与批判都有其局限性，应当用多元、包容、理性的态度对待科学。”[1］（P1-2）与科学相比较，由于技术与我们改造世界（自然世界、社会世界等）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对技术似乎更应当采取“审度”的态度，即以一种理性、宽容、因时因地制宜的态度去思考和处理技术问题。

科技建构主义和科技审度的立场仅仅作为一种理念和一种态度恐怕还是不够的，关键是如何合理地把握或有效实现科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探索其内在机制，把握哲学对科技采取审度的“理念”或“态度”如何变成“物质的力量”，既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功能，又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消解或避免科技的负面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政策选择至关重要。

公共政策之所以可以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有所作为，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公共政策分析的定量研究与决策已经成为现实。20世纪中后期以来，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争论、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分野，使社会科学的发展从整体上进入了纷繁复杂的时代。把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量化分析技术与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计算机技术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定量分析方法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使社会科学真正成为科学。而公共政策分析恰恰是现代公共管理科学分析方法与技术集中体现的领域，即把数学、统计学、博弈论、运筹学、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技术引入公共政策研究中，大大提高了公共政策分析的科学化水平。其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特征决定了公共政策趋公众之利而避市场之害的本质力量可以对象化。通过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有效地调节科技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关系，发挥公共政策对于科技的导向、控制、协调和象征的功能，进而破解新世纪人类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难题。从公共政策分析视角来看，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重构现代性，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把科技审度和建构的理念转变成科学发展的战略措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二、破解“斯诺命题”的重要锁钥

C.P.斯诺是一位英国的学者，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颇有见地和影响的重要著述，尖锐地提出了“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与“人文文化”（Literary Culture）的分裂，并且认为，“两种文化”的分裂是造成英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困境和矛盾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所谓“斯诺命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为破解“斯诺命题”不断进行探索。

“斯诺命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世界范围内尤其是西方国家现代性矛盾集中暴露所至。纷纭万象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既带来了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又带来了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经济危机和生态灾难；既带来了理性秩序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又带来了非理性的拜金主义和GDP至上发展观的混乱与疯癫；既带来了人类个性的自由与张扬，又带来了社会理性机器对人的支配；既带来了货币与法律程序上的人人平等，又带来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既带来了人类主义的觉醒，又带来了民族矛盾与冲突，如此等等。现代性的利与弊、喜与忧、善与恶如影随形，相伴而生。这些重大的综合性社会问题的解决，不仅涉及人文社会科学，而且涉及自然科学，更多的还涉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矛盾、冲突与结合。斯诺揭示了这个秘密，他认为，发轫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就其传统而言，人文社会科学（技术）一直游离于工业技术革命系统之外，而自然科学（技术）则非常迅速且十分紧密地与工业革命结合在一起，进而造成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裂。[2］（P1-50）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种文化之争是19世纪中叶以来人类文化争论的焦点。特别是20世纪末，爆发了席卷全球的“科学大战”，这场争论背后的本质，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及其所带来的矛盾与冲突。直到21世纪的今天，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也还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毋庸置疑，人类所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但人类的智慧程度却十分有限，尚难以自觉地利用这些知识、智慧医治长期处于病态的现代社会。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危机，从表面上看可能表现为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金融问题、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等，但归根结底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不但没有真正融合反而日益分裂的问题。

世界是一个整体，人类社会也是一个整体，自然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技术）不能割裂，而且“这将是一门科学”[3］（P194），它不仅具有知识论的价值，也是人类生存和文明发展的内在精神资源和思想动力。从哲学视角考察，自然、人和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有机整体，不管哪个链条发生断裂，都将引发难以想象的灾难和风险。

科学与人文是人类文明的两翼，只有在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人类文化才能获得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换言之，只有拆除壁垒，走一条“两种文化”真正融合之路，才是人类面向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合理选择。

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特别是科技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主张，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结合为一体进行方法论开拓，把科学技术与社会整合到一起进行“三位一体”的研究，把现代社会中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生态问题等融为一体进行综合把握，无疑给破解“斯诺命题”提供了重要指导性线索。

英国哲学家D.休谟指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科学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即使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人的科学；因为这些科学是在人类的认识范围之内，并且是根据他的能力和官能而判断的。”[4］（P6-7）可是，按照这一逻辑，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似乎应当走一条“自发”的道路。然而遗憾的是，“自发”的道路不仅十分艰难且收效甚微。

仅仅将科学技术与社会整合到一起进行“三位一体”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实现“三位一体”从“自发”向“自觉”的历史性转变。这就是在社会设计、社会模式和社会工程中，通过卓有成效的公共政策把科学技术与社会“融”为一体，自觉地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种知识承担者的融合、对话与交流；或通过制定鼓励政策，积极有效地开展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实现有机结合；或通过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发挥其横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桥梁与纽带作用，逐渐实现“两种文化”的融合。

正如华勒斯坦所指出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三分法已经不像它一度显示的那样不证自明了。同样，各门社会科学也不再是站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个对立的家族之间、不知道该投向哪一方的穷亲戚，恰恰相反，它们业已成为自身的潜在的调和场所”[5］（P73）。

对“斯诺命题”之所以仅仅在学理和伦理层面讨论是难以破解的，而必须通过公共政策的选择与调整，对科学与人文对峙的制造者——人的创造活动予以规范与约束，其主要原因是，公共政策是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调节器，往往通过利益选择、利益综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实等环节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发挥其对科技与社会的导向、控制、协调与象征的功能。

反思“斯诺命题”，联系21世纪人类生存境遇，如果不在公共政策、法律和法规等方面加以硬约束，进而加强对人文精神的重视和弘扬，如果不加快提升人类的教养和德行，不维护人类的尊严、价值和命运，那么，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就有可能对人性和德行构成更加严重的侵蚀和破坏，对社会秩序和人类精神世界造成日益严重的危机。如果我们不在公共政策、法律和法规等方面加以硬约束，任凭GDP增长主义的“幽灵”长久徘徊，在生产领域，人被标准化和程式化的生产模式所控制，沦为流水线上的工具；在消费领域，人被狂飙猛进而且过度滥用的科学技术所挟持，沉溺于“消费主义”和物欲享受的泥潭……那么，人类今天面临的严峻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进而人类的生存危机问题就可能愈益严重。显然，解决这一世纪难题绝不能仅仅依靠伦理教化，而必须让社会公共政策创新扮演重要角色，进而成为破解“斯诺命题”的重要锁钥。

三、人类把握现代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

人类对现代世界的把握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和自为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及科技建构主义关于科技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审察，把科学技术放在（还原到）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中，赋予科学技术具体性、生动性、鲜活性，而绝不是言之无物的科学技术；把现代社会理解（还原）为有科学和技术支撑或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具体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系统、社会环境，赋予现代社会具体性、生动性、鲜活性，而绝不是言之无物的社会形态概念；把科学技术与社会作为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非线性网络来考察，探索科技与现代社会的互动关系，这无疑揭示了现代属人世界的真谛。在这种思维方式框架中，人们不难发现，人类社会不过是由人、人的活动、人的活动的产物构成的有机体。

科技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视角，充分展示了其超越传统学科壁垒、实现现代学科交叉、体现多重视角互补的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

第一，科技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视角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活动的人本性。

不能否认，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在促进人类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给自然、社会和人类带来了难以预料的灾难，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类生存的危机。恰恰是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把英国哲学家培根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哲学命题放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框架中加以审视，发现在培根生活的那个时代，欧洲已经摆脱了中世纪的阴影，“文艺复兴”最辉煌的时期虽已过去，但它的余晖还没有褪尽，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人们已经强烈地感受到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最集中的表现，坚信只要掌握了足够的科学知识，并运用技术手段，就可以达到人们的目的。

科学和技术使人的能动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这一哲学命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价值是明显的。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历史的演进，在科技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思维框架中，“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的人本性缺失日益凸显，真理性光辉已略显褪色。培根的“主客二分”思想使人们忽视了人文关怀。具体地说，人文精神为科学精神所遮蔽，理想主义为世俗主义所遮蔽，超越精神为实用主义所遮蔽。

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体系，更是隐含价值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事业；科学技术并不只是给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福利的绝对善，甚至也不是可以任意使用的中性工具。因此，必须在传统的科学技术中“嵌入”人文元素。而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思维方式恰恰把“人”作为基本关注点，为科技与社会、科技与自然、科技与人文协调发展提供了基本思考方式。

第二，科技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视角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活动的时空性。

时间和空间相对于自然物而言，其自身可能是一种独立存在。而对科技主体——人而言，时间和空间却都是在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和生命中自我生成的。在时间维度上，科技活动是一种历史活动，人类每一代人的科技活动都是在前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活动基础上进行的。所以，科学技术活动必然以继承以往的认识成果为依托，在继承基础上创新。在空间维度上，科技活动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活动并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实现的，每个人的科技成果同样离不开他人的科技成果，每个人的科技成果都是社会集体科技成果的体现，是对社会共同体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再认识和再创造。

一部社会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科技运动在社会时空中的拓展过程，是科技的演化与发展的历史，是人的科技活动的存在形式。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社会“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6］（P532）。马克思把人的实践活动理解为社会时空的本质，时空不是社会中存在的一般物质运动的时空，而是人的时间和空间。这里所说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7］（P525）。

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社会时空的流逝与变幻，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人们的科技成果及其价值也必将随着社会时空的变化而变化。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掀起的史无前例的新技术革命导致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革。任何国家和民族要想站在这场历史变革的前头，成为优胜者，都必须突破以往的认识，坚持不懈地进行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以适应当代科学、技术、社会“立足现代，扬弃前现代，面向后现代”的基本趋势。

第三，科技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视角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秘密。

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的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新兴学科，它探讨和揭示研究科学、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正负效应，思考社会对科学、技术生成、创新、演变的影响，其根本旨趣在于改变科学和技术分离，科学、技术和社会脱节的状态，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使社会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持续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它从本体论视角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有机体的本质。

正如科学学家贝尔纳所说:“我们不能再无视这样的事实:科学正在影响当代的社会变革而且也受到这些变革的影响，但是为了使这种认识多少具有实在的内容，我们需要比以往更仔细地分析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8］（P37）显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这种视角，实际上是人类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真实图景的能动把握，是人类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真实关系的理性自觉，是人们把握现代社会的一种思维方式。

不关注科学技术及其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就难以理解现代社会；不关注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制约、影响，就难以理解现代科学技术的生成、作用和效应。如果让科学技术游离于社会，那么科学技术就将被置于真空之中，科学技术中的许多问题都得不到解释；如果把社会看成远离或没有科学技术参与的社会，那么社会就变成虚假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视角便合乎逻辑地成了人们把握现代社会、把握现代科学技术、把握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方式，既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中把握科学技术，又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中把握现代社会，是人类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双重把握。

从公共政策分析的视角考察，作为人类把握现代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使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创新、功能、本性等得到解释，展示了科学技术活动全新的、富有魅力的广阔天地和前所未有的包容性和多维性。不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的专门研究人员，还是政府官员、政策制定者、企业家、工商管理人才，等等，都可以参与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都可以参与科学技术研究、创新与传播。

不能否认，经济全球化已经让人类生活改变了模样，风起云涌的科技全球化要比经济全球化更为精彩、更超前、更伟大。人类需要共同面对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挑战，面临着重大疾病、粮食安全、人口变化以及核泄漏的烦恼。越来越多并日益严峻的全球重大问题正在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设置重重障碍。没有全球共同的政治意愿、经济运作和科技创新，要扫除这些障碍是难以想象的。

科学技术是在人类社会“大家庭”中共同努力、相互交流中发展和创新的，也必然会在科技全球化的浪潮中展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人类已经开始了基因组计划、人脑、世界气候变化、国际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研究。可以相信，人类还会以更高的智慧、更合理的公共政策在太空开发、应对灾变等重大科学技术攻关领域实现合作，以期携手迈向和谐世界。

[1]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斯诺:《两种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D.休谟:《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I.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