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金华

（福建农林大学法律系，福建福州350002）

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但该条规定过于简略，没有提及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物权法》第二次至第五次审议稿曾明确将转让合同设定为有效合同，但以后两次审议稿均将其删除，而正式出台的《物权法》则回避了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

依目前通说，学术界大都主张善意取得是原始取得，亦即受让人直接依法律规定而取得物权，而非继受取得，故从理论上说，转让合同的有效与否不影响善意取得制度效力的产生。也正如此，我国《物权法》第106条所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并未将转让合同是否有效作为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该问题可以在立法中回避，但在实践中却无法回避，它不仅涉及对出让人和受让人的具体保护程度，也触及《物权法》第106条与《合同法》第51条法律适用的理论困惑与矛盾冲突，法律适用上的统一性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由于法律的贯彻执行依赖于对法律的诠释，为了能够正确、深刻地理解善意取得制度，推动我国善意取得的判例学说的进步，有必要从法解释学的视角对这一制度疑难点进行深入研究。

一、善意取得条件下转让合同法律属性分歧

目前关于善意取得条件下转让合同的法律属性有两种相反观点：一为“有效说”，一为“无效说”。“有效说”以王利明、彭诚信和程啸为代表。王利明认为：“《合同法》第51条只是对于无权处分合同所作的一般性规定”，善意取得是特殊情形，二者是“一般条款”与“特别条款”的关系，“应当先适用特别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