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 迪

宋皇祐元年，范仲淹出任杭州知州。那时的杭州，大概相当于今天的香港，消费水平很高，娱乐服务业发达。按照后来《武林旧事》记载，“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日縻金钱，靡有纪极”，故俗称娱乐中心西湖为“销金锅”。范公时运不济，这一年正赶上吴中大饥荒，贫民流离失所，涌向杭州觅食的很多。为保持社会稳定，解决好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他没有坐等中央的救济和支持，而是利用杭州作为消费城市的优势和当地人普遍重视文化体育活动的特点，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投资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拉动作用。

首先，组织由政府牵头、当地富豪参加的“西湖杯”龙舟比赛等体育文化活动，并且和市政府主要官员出席开幕式和助兴宴会。引得“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当然，各参赛队费用自理。其次，启动民间投资，增加就业。利用当地群众对宗教的热诚，召集各寺庙的主持开会，说太旱之年工钱便宜，趁机会可以大修庙宇。于是各寺纷纷上马新项目，吸引了不少民间资金，各寺庙面貌也为之一新。第三，增加财政支出，实行以工代赈。借机整修了仓库和官邸，每天投入的劳动力达上千人。

当地的检察机关不理解这些新政策，给他奏了一本，说他“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范市长向皇帝解释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发掘多余之财，来接济贫穷的人家；贸易、饮食、工技、服力的人，借此吃饭的每天有几万人。这是应对灾情最好的措施了c果然，这一年两浙其他地方饿死了许多人，惟独“杭州晏然，民不流徙”。

这是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记下的故事。范仲淹比美国“罗斯福新政”早900多年搞了积极财政政策!

而且，在当前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备受关注的情况下，他的实践对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转型是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的。

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当然是不能简单等同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它的手段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是增支，也可以是减税，可以是政策引导，也可以是重点扶持，从着力点上讲，可以是拉动投资，也可以是刺激消费!而从资金使用效益上看，能拉动消费恐怕比直接增加投资更有效率些。因为增加消费不仅可带动投资，增加就业，甚至在特定条件下能起到扶贫、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消费的这种重要作用，甚至2000多年前的管子就有很深刻的认识了。他在《管子·侈靡篇》中认为，让富人奢侈一点，穷人就有工作做了，不必依赖救济就能生存。他举例子说：“雕卵而后瀹之，雕栋而后爨之。”意思是把鸡蛋先涂绘成彩蛋然后煮，把木头先雕刻装饰了再去烧。通过劳动，商品的附加值增大了，彩绘和雕饰的劳动付出，在消费中获得了补偿。

虽然这个例子有点夸张，但这是事实求是的政治家的见解。如果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的贫富悬殊短期内难以弥合，而又不能采取“均贫富”的“吃大户”政策，那么，采取适当措施鼓励富人增加消费，让他们自愿地痛快花钱，确实可以起到增加就业，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这总比其转移资产到国外，或者把钱存在银行、地窖对社会的贡献要更大些，或者说坏处更小些。虽然这也只可算是治标不治本的次优方案!因此，在投资过度的情况下，把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从拉动投资转到刺激消费上来，应该是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当然，政府资金除外，人民血汗钱是不能随便乱花的。

上天保佑!愿天下的富人们更快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