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清泉

邹兴红生长于美丽的港口城市丹东，2004毕业于北京某大学，从此“落户”于北京，成为北漂一族。从普通员工做起，一步步做到部门经理，成为这个城市白领族中的一员。她身上既有东北女孩的活泼爽朗，叉不乏北京女孩的开阔大气，为此，我们的谈话轻松而又愉悦。

第一次积极财政政策“统领”下的2000——2004年，邹兴红正在北京上大学，作为“花父母的钱，读自己的书”的学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对于危机下的生活变化，没有特别的感受和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无忧无虑的青春，让她对这个城市充满了无限的热爱。用邹兴红自己的话说“北京就如一个熟透的苹果，随时都想扑上去咬一口”

2004年6月，邹兴红毕业，正式步入社会，开始了工作生涯。同其他成y-~万的北漂族一样，邹兴红居住在城市郊区，和同事合租。每天早出晚归，忙于上班。周末通常是上午睡大觉，下午出去逛街或洗衣服。偶尔也参加同学会或朋友聚会，放松放松。总之生活既没有波澜，也没有波折，平静得如一潭秋水。

可最近几年，这种局面开始被打破，烦心事也随之越来越多。邹兴红说：先是搬家问题。从两个合租到三人合租再到筒子楼，面积越来越小，环境越来越差，离市中心越来越-远。这些年房价水涨船高，租金越来越贵，我们也逐步“从城市包围农村了”，周兴红笑着说。

除了房子，就是交通问题。她说，由于离市区较远，每天光坐车就得三个小时，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每天6点多就得起来，白天在单位忙一天，晚上7点多才能回来。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想睡觉，饭都不想吃，感觉生活一天比一天疲惫。

另外，觉得钱越来越不够花了c现在物价上涨像刘翔，从一个台阶飞跃到另一个台阶。特别是日用品和食品，米面菜油没有不涨的。几年前每个月吃饭300多就差不多了，现在七八百都吃不到什么。加上1000多的房费，交际费，买衣服和其他物品等，每个月基本所剩无几，不得不算计着花钱。前几年，每年都往家里寄5000，多少表示—下作为儿女的一点孝心。最近三年，一分也没寄过，连孝心都没了。说着，邹兴红一笑，是自嘲还是无奈，不得而知。

说完这些“鸡零狗碎”之后，邹兴红开始“控诉”对社会的“苦大仇深”。她说，一是房价。这些年好像脱缰的野马，五环外都快突破两万了，“像我这点收入连当房奴的资格都没有了。国家年年调控，不知为什么房价越调越高?

二是工资。每次国家都说“切实改善中低层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可三年来我工资一直没涨。怎么改善，国家是不是要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而不是空许诺言，让人望梅止渴?

三是物价。物价上涨对我们危害最大。虽说，这次物价是有涨有降，但降的部分，如汽车，我们享受不到；涨的部分，如食品，我们必需承受。收入不高的我们却成了物价上涨的买单者，这是不是有点滑稽?

当记者问邹兴红对未来有什么规划或打算，她足足沉默T--分钟，才慢慢说：我记得有人这样形容我们城市漂泊一族，“这是迷惘的一代，挣扎在城市角落里，没有理想和未来，只为活着而活着”，对我来说，活着就是未来。其他的，都是奢望。

而“小邹”们，却是未来中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