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杏轩

(1.福州大学外语学院,福建福州 350002;2.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福州 350007)

注定宝黛爱情悲剧的“起誓”语境分析

沈杏轩1,2

(1.福州大学外语学院,福建福州 350002;2.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福州 350007)

抓住宝黛二人对话中的“起誓”特色,分析对话中表达和接受的冲突以及冲突背后的修辞认知特点。从表达与接受的双向互动理论来看,宝玉的誓言一开始就违背了誓言的本质和初衷,“起誓”——表达是无效的,接受是失败的——已注定宝黛的爱情悲剧。宝玉过度起誓的思维风格和公子多情的修辞认知已注定了宝玉的爱情图式是不被黛玉所认可的,黛玉“有了姐姐忘了妹妹”的担心是有道理的。重新审视爱情经典,更加透彻地感悟二人的悲剧命运,阐释宝黛爱情悲剧的主观必然性。

宝黛悲剧;过度起誓;表达;接受;思维风格;图式理论

一、宝黛的“起誓”语境——无效的表达,失败的接受

作为小说的主线和主要内容,《红楼梦》中的宝黛对话集中体现了二人的爱情理想与爱情现实的冲突。在曹雪芹80回的红楼叙事中,宝黛对话出现较高频率的争吵,和好,再争吵,再和好……就在这样反反复复的试探、被试探过程中,二人之间“不是冤家不聚头”的真挚感情以及彼此的个性特征都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就在二人这种因爱生怨的对话争吵中,笔者发现了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修辞现象,即“起誓”。每当二人感情出现危机时,宝玉往往采用“发誓”的方式试图消除与黛玉之间的隔阂,取得黛玉的信任,博得黛玉的嫣然一笑。在小说的整体对话背景下,把宝玉的表达,黛玉的接受纳入统一的考察范畴时,我们暂且可称其为“起誓”语境,因为只有包含“言语代码创制和言语代码解读”的言语环境才是完整的语境[1]。

从表1可以看出,誓言是宝黛二人爱情表达的见证,具有如下修辞特点:

(1)宝玉的誓言几乎都是“毒誓”,拿性命起誓(第23回除外,第64回欲言又止)。

(2)黛玉在接受誓言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哭泣(仅在第23回中破涕为笑)。面对誓言,黛玉并非无动于衷,只是经常“嘴上不饶人”。

(3)宝玉的誓言并非能消除隔阂,恰恰是适得其反的(第23回博得黛玉一笑除外)。

宝黛对话的“起誓”现象,不能排除封建礼教对二人感情表达的束缚,但“起誓”语境下表达与接受的矛盾才是二人情感发展的真正障碍。任何修辞活动都是表达和接受双向互动的结合,表达者提供获取言语交际最佳效果的可能性,接受者完成由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2]。从接受方来看,黛玉纵有喜爱宝玉的心思也不可能采取现代都市女孩勇敢表白的模式向宝玉倾诉衷肠,正是对自己感情的不确定,对宝玉对待自己态度的没把握,黛玉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宝玉加以试探,试探的过程中又掺杂着情窦初开少女的娇羞与矜持,每每面对宝玉誓言的黛玉要么回避,要么执意地或故意地歪曲誓言,“誓言”的接受是失败的。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不仅黛玉苦,宝玉也苦。从表达方来看,为了安慰自己心爱的“妹妹”,束手无策的宝玉习惯选择一而再、再而三地起誓表诚心,因而对宝玉而言,直诉衷肠的表达渠道也是不畅的,不仅仅是外部条件不允许他说,纵使他冒死说一回(第32回)可怜的黛玉还是非主观地阴差阳错地“回避”了,“誓言”的表达是无效的,不管是由客观还是由主观造成的,均是无效的,也是不成功的。不管表达方还是接受方,宝黛二人的情感交际是失败的,因为二人的交际没有处在一个平等敞开的界面,二人信息交流的不通畅最终没能消除黛玉心中的怨,因爱生怨的感情是悲惨的,黛玉临终前“宝玉,你好……”便是黛玉纠结情感的表达。

表1 宝黛“起誓”语境

如果说纵比誓言还不足以证明造成宝黛悲剧主观原因的话,那用横比来看就足以证明这出悲剧的主观必然性了。相较《红楼梦》中与宝玉有着密切关系的其他几个女子,如薛宝钗、史湘云、花袭人等,“起誓”最能体现宝玉对黛玉的情有独钟。首先就拿薛宝钗来说,她是林黛玉潜在的最有力的竞争者,但在《红楼梦》整书中始终没有出现宝玉和宝钗任何含有“誓言”的只言片语。对史湘云,《红楼梦》第22回中宝玉暗示湘云不要明说与戏子长得像的是黛玉后,倒是出现了唯一一处宝玉对史湘云所发的誓言,“我倒是为你,反为出不是来了。我要有外心,立刻就化成灰,叫万人践踹!”无独有偶,在第19回中,面对袭人赎身一说时,宝玉对袭人也有一番“起誓”:“你说,那几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亲姐姐,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飞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了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

几乎可以断言发誓是宝玉独一无二的情感表达方式,在黛玉面前,他毫不吝惜自己的誓言。如果我们简单地仅从宝玉对众女孩所起的誓言评判谁在宝玉心中是最有分量的话,薛宝钗是绝对没戏的,因为连湘云和袭人都能拥有的“起誓”待遇,宝钗都没此殊荣。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必然性解读得更为透彻,简直是入木三分。殊不知,誓言太多却不能让人信服,轻易得到的誓言是没有分量的。中国文化中的誓言从一开始就注入了“诅咒”的色彩,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人们是不会轻易发誓的,只有在关键时刻发誓,这样的誓言才有意义,才会赢得对方的信任。对于动辄就发誓的宝玉而言,那似乎只是自己逃离“麻烦”的一剂良药。誓言似乎有这样的一种悖论,既要说但又不能说得太多、太滥、太透,过犹不及。宝玉对黛玉所起的誓言就陷入了这样的悖论之中,作为读者的我们都不免怀疑宝玉的真心,更何况是多愁善感、尖酸刻薄的林妹妹呢!

总之,从表达与接受的双向互动理论来说,宝黛之间的“起誓”是不成功,没有达到有效的交流目的,誓言是不可信的,苍白的,只有惜字如金的誓言才是弥足珍贵和可信的。宝玉的誓言从一开始就违背了誓言的本质和初衷,“起誓”——表达是无效的,接受是失败的——已注定宝黛的爱情悲剧。

二、宝黛“起誓”语境的修辞认知分析

从表达和接受的互动关系来理解宝黛之间的誓言是侧重从负面的交际效果讨论悲剧产生的主观必然性,而隐藏在客观交际效果背后的修辞认知则是更深层次地揭示语言背后的认知习惯和认知特点,对解释悲剧的主观必然性更有说服力。本文的第二部分将结合修辞认知的相关理论,进一步探讨宝黛“起誓”语境的认知特点。

思维风格(mind style)最早是由英国著名文体学家Fowler于1977年在其《语言学与小说》一书中提出来的。虽然学术界对思维风格的界定在表述上有不同,但都普遍承认思维风格是人(包括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的特定方式[3],强调个人对现实的概念化[4]。思维风格所特有的是反映人物或者叙述者独特而一致的语言选择,往往表现为语言模式的前景化[5]。宝黛对话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誓言”便是宝玉思维风格的例证,是宝玉独特而一致的语言选择,如表1所示,宝玉几乎都是用“毒誓”表达对黛玉的诚心。在《红楼梦》中,宝玉也有并不是针对黛玉的过度发誓的佐证,如第57回,紫鹃试情时,宝玉急得又发誓了“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烟还可凝聚,人还看见,须得一阵大乱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这才好!”结合前面部分所涉及的对史湘云和花袭人所发誓言,可见“起誓”是宝玉特有的思维风格,将宝玉所发誓言作一个简单的统计和对照如表2所示。

据统计,宝玉11次的誓言中就有8次是针对黛玉的,起誓频率超过70%,可谓是独占鳌头。过度“起誓”是宝黛对话中呈现出来的宝玉思维风格最大的特点,这种思维风格从根本上给二人的爱情悲剧埋下了生根发芽的种子,是二人感情走向毁灭的最主要的主观原因之一。宝玉言语中过分“起誓”充分暴露了宝玉对维护自己和黛玉之间感情的无能为力。第64回,说惯了誓言的宝玉话到嘴边却欲言又止“若作践坏了身子,使我……”笔者认为,这是预见二人爱情悲剧最好的证据,再多的“起誓”也无回天之术。试问天底下有谁会相信有如和尚念经般的誓言?

表2 宝黛“起誓”对象及次数

从修辞认知的角度分析,宝黛“起誓”中暴露了二人不相符的爱情图式是悲剧产生的又一主要原因。图式(schema)是有组织、可重复的行为模式或心理结构,是一种认知结构的单元。《红楼梦》里的这番描写无疑是对宝玉爱情图式的最佳总结,“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宝玉与生俱来的公子多情的性情使得他对女性尤其是年轻漂亮女性有种天然的亲近和喜爱。宝玉潜意识中的多情男儿的本质是让林黛玉倍感不安的,不管是薛宝钗、史湘云还是薛宝琴,凡有一定竞争力的女子对黛玉来讲或者都是一种莫大的威胁。加上自己寄人篱下的身世和体弱多病的身体,黛玉在宝玉那里的感情寄托变得越来越脆弱,一语“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多么生动地刻画了她多疑、小心眼的个性,也多么强烈地体现了黛玉作为普通女子渴求公子情感专一的强烈愿望啊!所以,宝玉公子多情的爱情图式违背了黛玉作为宝玉心上人要求公子专一的爱情图式,这是宝黛爱情悲剧走向毁灭的主观上的心灵诱因。据心理学研究表明,心理图式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决定着人们作信息选择时相应的内容和倾向偏好。宝玉多情的爱情图式无法在一朝一夕中改变,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吧。所以即便宝玉说再多的誓言也没能让林妹妹宽心,最终因爱生怨的悲剧如期上演,只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正是二人爱情图式的不一致和冲突造就了文学上的旷世悲歌!

[1]祝敏青.小说辞章学[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 91.

[2]谭学纯,朱玲.修辞走出技巧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4.

[3]Leech,Short.Style in Fiction[M].London:Longman, 1981:34.

[4]Semino E.A Cognitive Stylistic Approach to Mind Style in Narrative Fiction[J].Cognitive Stylistics: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TextAnalysis.JohnBenjaminsPublishing Company,2002:38.

[5]刘世生,朱瑞青.文体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286.

Contextual Analysis on“Swear”in Doomed Tragedy between Jia Baoyu and Lin Daiyu

S HEN Xingxuan1,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Fuzhou University,Fuzhou 350002,China;2.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 China)

The conversational conflicts between Jia Baoyu and Lin Daiyu themselves are focused on,in order to find the subjective reasons of their tragedy in the perspective of rhetoric reception and rhetoric cognition.Baoyu’s over-swearing violates promises’nature and target because his swearing is ineffective and powerless without Daiyu’s successful reception.Furthermore,Baoyu’s thinking style of his overswearing and his over-affections is denied unconsciously by Daiyu whose worry of“forgetting me when you have other sisters”sounds reasonable.

doomed tragedy between Jia Baoyu and Lin Daiyu;over-swear;expression;reception; thinking style;schema theory

H 15

A

1008-9225(2011)06-0082-04

2011-06-12

沈杏轩(1980-),女,福建诏安人,福州大学讲师,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田懋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