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朝波

宋耀如与宋子文之异同

郑朝波

宋耀如（1861—1918）是一个极富传奇彩色的人物，人称“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之被人提起，全是缘于他显赫的子女。其中，宋子文是宋耀如的长子，在三兄弟中最为出色。其政治生涯最高曾担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此前则断续出任财政部长一职，因此有人把他称作“中国近代财政制度的奠基者”“中华民国金融之父”等。当然对他也有不少负面的评价。如果从更广阔的政治视角着眼，我们不能不承认宋耀如培养子女的成功之处。以宋耀如与宋子文的父子关系为切入点，探索宋耀如的教育观念，并且分析父子二人在行为与观念上的异同，或可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6) 磁通切换型电动机与其他电动机的比较研究。通过对功率密度、负载特性、电磁特性、控制策略、可靠性、温升、振动、电动机及控制器成本等诸多因素的比较，揭示各自的使用特点。

一、超人及“斯巴达—基督教精神”的培养

关于宋耀如的教育方法，史料所披露的大致有两类，其一是超人的教育方法。宋耀如是在哪里接受超人思想，没有具体的史料来说明。直至1900年尼采逝世，其哲学在美国恐怕没有什么影响。首先，在西方学术界，英美的经验主义哲学与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哲学有较大区别。理性主义哲学有着人文主义的传统。尼采哲学虽属非理性主义哲学，但并非反人文主义的。其次，尼采哲学不是当时的主流哲学。当时的主流哲学是理性主义哲学，而英美经验主义哲学从广义上来说还是属于理性主义。尼采哲学仅仅代表非理性主义哲学在地平线上的升起，这种哲学一时难以与理性主义哲学相抗衡。连尼采自己都知趣地认为，他的书不是为当世而写的，而是为未来而写的。再次，尼采哲学与基督教精神是对立的。基督教所宣扬的“谦卑”“忍耐”等等，在尼采看来，都是怯懦的代名词。神学院对于尼采哲学应该是惟恐避之不及。宋耀如1881年进入美国大学读书，而且读的是神学，应该没有机会接触到尼采哲学。尼采死后第二年，梁启超即把尼采哲学传入中国。梁甚至认为，马克思和尼采是当时欧洲最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先生留学日本时，1907年撰写《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等，同样是受到在日本流行的尼采思想影响。尼采哲学传入中国的时间不可谓不早，影响也非同寻常。宋耀如生活的上海，不仅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而且是与北京并立的文化和政治中心。比起古老的北京，洋化的上海更能得风气之先，尼采及各种西方思想的影响更大。辛亥革命前后，上海的租界因有“治外法权”的庇护，成了志士们栖息其间、谋划起事的地方。孙中山秘密潜回上海时，宋耀如的寓所及华美印书馆便成为孙藏身与密谈的地点。

超人到底是什么人？超人的希冀源自于当时的社会需要。一个危难深重的国家，需要由超人式的人物来挽救。超人不是一般的精英，而是顶级的社会精英。培养超人的模式就是培养顶级社会精英的模式。这种顶级精英必须明了世界潮流之大势，承担救国救民之重任。这种顶级精英，在孙中山那里是“先知先觉者”，在鲁迅那里是勇者无惧的英雄，在宋耀如那里，就是华盛顿、林肯式的人物。宋耀如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中国有四万万人，只要一百个人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就会有四百万个超人。如此，中国则可得救。这种简单算法虽然有着一厢情愿的天真，但用在对自家孩子的施教上，则是全心全意的投入，其耐心程度超乎常人。

除了崇尚超人外，宋耀如还信奉“斯巴达—基督教精神”的培养方法。这是一种混合精神。斯巴达精神所要求的是坚毅果敢，这种坚毅果敢的意志倒是和尼采哲学相一致。就尼采来说，这种坚毅果敢的意志正好与基督教的畏缩懦弱相反。显然，宋耀如对基督教精神另有他解，他所看重的是基督教那种圣洁的精神，这种纤尘不染的圣洁体现了道德的崇高。这种道德的崇高归结起来就是无私，其极致就是无我。我们在梁启超、章太炎那里也看到他们提倡的无我精神，只不过他们所依托的是佛教。梁启超声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章太炎东渡日本后，在东京留学生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说：“用宗教发起信心，用国粹激励种姓。”

在宋耀如那里，这种坚毅果敢的意志培养，其具体的要目大致有：在风雨与饥饿面前淡定自若，毫不畏缩。所谓“沐于大漉，烈风雷雨而不迷”，就是要养成勇敢的品性。过度的饥饿训练有伤身体，而适当的训练有助于养成自制的品性。此即孟子所谓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宋耀如患有严重的胃病，他甚至忍着胃疼，和孩子们一起忍受饥饿。“据外国作家评论，在宋氏兄弟姐妹中，宋子文是受过宋嘉树特殊熏陶的惟一男孩，不但能吃苦耐劳，专心致志，坚忍不拔，富有进取精神，而且性情活泼，不乏幽默诙谐。”[1]6

人们往往以为，宋耀如夫妇是严父慈母型的。这也符合一般中国人对父母的期待。但外人的看法并不贴切。父母亲是什么样子的，子女的感受最直接。宋耀如确是很严厉的，但倪桂珍也非慈母。倪桂珍也相信“斯巴达—基督教精神”的培养方法，并且应用在对孩子的教育上。在宋美龄的眼里，“母亲的个性，处处表示出她严厉刚强，而绝对不是优柔善感的”[2]。母亲的严厉，会让孩子觉得缺少母爱，这或许是一个缺憾，而它的好处是孩子没有了知难而退的后路。在培养孩子的事情上，父母亲保持一致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品性。

底栖动物对河（沟）道水体的清洁程度具有很强的指示性，通过监测底栖动物物种数量、清洁种数量和多样性等情况综合评价水体生态状况。

从表10可看出，在资本总额、息税前利润相等的情况下，付息债务比率越高，财务杠杆系数越大，则财务风险也越大。同时，由于负债债务的节税效应，相比股权而言，预期每股收益也越高。

二、宋耀如与宋子文之同

宋耀如的成功之处在于以精英教育为目的，并落实在务实教育上。所谓务实教育，就是选择修读实科。宋耀如先后把子女都送到美国留学，男孩修读的都是当时的热门实科——经济学科。宋耀如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他所欣赏的除了美国的民主政治外，就是美国的工商文化了。为什么宋耀如自己没有修读实科，而是修读神学呢？其实，这主要是因为送他去修读神学的监护人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宋耀如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他在神学院毕业后，想要再修读医学。这一要求却被婉拒了。神学院以传教急迫为由，送他回国。宋耀如的愿望没有实现，他的梦想只能寄托在孩子身上。他的孩子全部送到美国读书，女孩送到佐治亚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主修的是文学，这所学校带有基督教色彩。男孩则送到世俗大学修读经济学科。其中，宋子文的经济学知识是最扎实的。他先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读书，18岁后去美国，先在哈佛大学主修经济，获硕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一个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在美国也只是在神学院读书，却倾心“民有、民治、民享”的美国式民主，而且其见解超越大多数国人。这种情况令人费解。我们知道，宋耀如并不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少年。他的家境如何，我们不是特别清楚，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家不是大户人家。但他的父亲会烧瓦，会编织，在村里算个能人。尤其要注意的是，他的母亲具有一定知识，能教他读书认字。在他的印象中，母亲永远都是一副忙碌的身影，同时做两三件事。“手把手教我写字，眼睛盯着灶上的饭菜是否烧好，耳朵听着哥哥背书。”[3]7进入清代末期，文昌的教育有很大发展，逐渐超过岛内其他各县，其中包括明代教育最发达的琼山县。因此宋耀如的母亲能相夫教子就不奇怪了。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宋耀如离家后为何能给家里写信了，因为毕竟到了美国就失去了学习汉字的机会。而回到上海后，他就开始给家里写信，尽管这些信都被压在抽屉里，没有邮到它们应去的地方。有文化不一定能理解西方文化，但没有文化则几乎不能理解西方文化。宋耀如粗通文墨，为他理解美国文化提供了便利。

爱国与怀乡是合为一体的。1886年初，宋耀如回到上海后，开始给家里写信。一年半后，他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父母压根就没收到他的家信，看到活人回来，喜不自禁。1891年初，他又一次回到故乡过年。对宋耀如来说，回家只是单纯的探亲之旅。宋子文可不是这样。抗战前，宋子文想要开发海南，计划铺设铁路，兴办实业。这既是经济战略的谋划，也是一种乡情的补偿。1937年12月，宋子文回到海南想要落实这一计划。与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弟弟宋子良。遗憾的是，他们到达文昌县城后，尚未返乡祭祖，西安事变就爆发了。他们被迫中止行程，急速返回上海，后又赴南京，寻求解决之道。在一片讨伐声浪中，宋子文力主和平解决。抗战爆发后，海南开发计划被迫中止。

宋子文与胡适的不协，或在胡适那里也有些许原因。知识分子特重人格尊重，而宋子文却没注意到这点。1942年宋美龄到美国后，兄妹俩在对美外交上也产生矛盾。这就不仅仅是人格尊重的问题了。兄妹俩都是个性太强，往往协商不成，反生怨气。宋美龄对她的哥哥指责很多，包括工作方式及个性等。最重的话是说，宋子文“处处不做实际，而做表面，尤其见外国人即畏缩翼翼，应攻改守，犹豫不定”[5]，俩人极难共事。但由于过去两年多的时间，宋子文已经与美国政府及重要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蒋介石不得不倚重宋子文，因此他只能在兄妹的矛盾中调停。蒋介石强调，对美外交由宋子文负责主持，宋美龄在旁予以协助。

但宋耀如并不是完全西化的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他身上仍体现出来。在儿女的婚事上，宋耀如一如传统的父亲，干预甚力。得知宋庆龄要嫁给孙中山后，宋耀如夫妻一致反对，并把宋庆龄关在房间。当宋庆龄悄悄离家，搭船前往日本后，宋耀如跟至日本，想做最后的阻止，只是稍晚一步。后在谣言纷起的情况下，不得不补办嫁妆。父母的反对，在宋庆龄的心里结下疙瘩，一直不能解开。直至晚年，宋庆龄想到父母的反对，仍感到十分痛心。

1917年，年仅24岁的宋子文拥有了经济学博士头衔，从国外学成归来。一年后，宋耀如去世。宋子文失去了父亲的后援，只能奋力拼搏。而他的作为，多少都折射出了父亲的影子。

这不能不说带有几分亲美的情结。宋耀如亲美，但不崇美。爱国高于一切，当国家主权受到损害时，宋耀如也和其他商人一起排斥美货，尽管这样做有损自己的生意乃至商业信誉。

由于留学美国多年，宋子文同样受到美国文化的极大影响。他被视为国民党中的亲美派，他的抗日态度比蒋介石更加坚决。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宋子文，尊其为“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1]116，寄希望于宋能“起为首倡”，为恢复联合战线尽力。之前，宋子文已经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一职，毛泽东看重的显然是宋子文的影响力。这年冬天，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扣留蒋介石。宋子文以私人身份飞往西安，经多方斡旋，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40年6月，宋子文以私人代表身份出使美国，寻求美国援助。1943年，中美、中英签订新约，废除治外法权。1月20日，宋子文在记者招待会上称：“此在中国外交史上，系属首次。”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国民政府为此放假三天，称中国已成自由国家。抗战胜利后，内战阴霾密布。当记者问起和平问题时，宋子文答道：“望爱国心高于一切，在无希望中寻找希望。”[1]217这句话透出了些许无奈。他知道和平希望渺茫，但仍表露了一丝希望。

宋耀如到达美国波士顿后，继父请人教他英文。而当他提出读书要求后，继父则严词拒绝。对于继父来说，宋耀如能用英文与人交流、洽谈生意、记录账目就行了，无须多学。宋耀如与牛尚周、温秉忠的相识，更促长了他的读书欲望。这种欲望，诱使他作出了出走的决定。

由图6可知，总体上，HHCB和AHTN的去除率随合成麝香初始浓度的增加先急剧增加后趋于平稳。HHCB在初始质量浓度为150 ng·L-1时，去除率达到最大值（84.40%），之后随着HHCB浓度的增加，去除率趋于平稳；而AHTN在初始浓度大于200 ng·L-1后，去除率趋于平稳。

宋耀如的爱国情操表现在宗教上，就是追求传教的自主权。这是他与一些洋教士屡发冲突的原因。宋美龄曾说，她与宗教发生联系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极度热心与爱国。

宋耀如的爱国观念是在美国形成的。赴美之前他并是没有国家观念，当时，海南乡下人至多只有大清的模糊印象。他们也许在进城时见过衙门，有的则一辈子没进过城，连衙门都没见过。孙中山说，中国人只有家族观念，没有国家观念。文昌人去南洋的很多，他们对南洋比对大陆还熟悉。宋耀如少时就去过南洋。所以，出外对他来说并不感到畏惧。但是，去到南洋并不会让海南人有身处异乡的感觉，更不会有身处异国的感觉。但到了美国，情景为之一变。在金发碧眼的白人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宋耀如不仅很快察觉到自己的外国人身份，而且觉察到中美之间的巨大差异。尽管南部的种族歧视令人反感，但美国的民主政治还是抓住了宋耀如的心。爱国出于情感，救国出于使命。宋耀如相信，民主政治是救国之道，“中国应当学习美国”[3]21。宋耀如与孙中山的交往对后者是有影响的。孙中山在对美国进行考察后，也形成了与宋耀如一致的观点。孙中山说得更加激进：“把中国化成美国”。

改善关系不是去讨好孩子、一味地认同他，而是要把孩子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父母与孩子的亲密关系分开，比如学习和亲密关系是两回事，不要说“你不好好学习就不是我的儿子”。

中国传统有所谓父母不在，“长兄为父，长嫂为母”的说法。宋子文确实在家里充当了“为父”的角色。当蒋介石向宋美龄展开猛烈的求爱攻势时，宋霭龄表示赞成。宋母、宋子文与宋庆龄表示反对。由于政治上的分歧，宋庆龄的反对不起作用。而宋母与宋子文的反对就非同小可了，甚至在宋母已经不再反对之后，宋子文仍不肯松口，迫得宋母与宋美龄要请出谭延闿来做说客。谭延闿的劝解极有意思，其理由是“儿女婚事尚不应多管，何况兄妹，徒伤感情，且贻口实”[1]30。为了让宋子文回心转意，谭延闿还“再回譬解”。这里很有意思。“譬解”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最能让人沉思的就是家族的历史。宋耀如尚不能阻止宋庆龄的婚事，宋子文怎么能阻止妹妹的婚事？虽说“长兄为父”，毕竟不能代行父职，何况母亲尚在。

根据布鲁斯的解释，“自然计算是发生于自然或者由自然激发的计算”。事实上，自然计算无处不在，发生于脑中的信息处理过程、发生于免疫系统中的信息处理过程，以及发生于自然选择中的信息处理过程等等都属于自然计算。

三、宋耀如与宋子文之异

当然，父亲与孩子不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宋耀如是一个易冲动的人，在当传教士时就与林乐知发生了多次冲突。当孙中山邀请他加入政府时，他拒绝了，认为自己不适宜在政府中任职，而宁愿栖身于幕后，甘做无名英雄。这是明智的选择。假如宋耀如涉足政坛，以他不依不饶、凡事要辩个清楚的个性，难免会与他人发生冲突。

宋子文则风度翩翩，态度相对温和。但他与人的合作并不成功。其原因大致包括：与专业知识有关的傲慢；父辈那里流传下来的那份固执；美国文化的影响。宋子文与蒋介石多次发生冲突，蒋介石在日记中指责宋子文“飞扬跋扈”。这种指责更多地暴露了蒋介石的专横。这种专横建立在传统的强权政治之上。蒋介石是传统意义上的强人，制度在他那里只是摆设。他的下属只能执行命令，若提出反对意见则视为抗命。因此，当蒋介石因围剿红军而索要巨额军费，而宋子文强调无法落实时，蒋介石怒不可遏。盛怒之下，他甚至搧了宋子文一巴掌。其实，宋子文的抗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国家预算必须严格控制，而且抗命表示自己严格按制度办事，而非唯唯诺诺的下属，其品格令人起敬。

黄仁宇曾说：“当一个国家尚不能用数目字管理时，君主立宪制不可能成为现实。”[4]英国政制的发展确是如此，但用来讨论明朝的政制则为时尚早。即使到了近代，中国的君主立宪制也没有成为事实，甚至宋子文生活于其中的共和制也是有名无实。但假若把数目字管理确定为预算管理的话，那么现代政制要求实行的预算管理，它与传统政制的分水岭即在于此。

一个人，若在亲属、同僚、下属及其他人那里仍摆出一副傲慢姿态，那当然与人难以相处。宋子文与知识分子的合作从没成功过。在政客的眼里，宋子文像个书生；而在知识分子的眼里，宋子文又像个政客。抗战期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为抗战奔走甚力。但在宋子文来到美国后，两人的合作并不愉快。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行事风格完全不同。胡适喜欢发表演说，争取美国公众的支持；宋子文则喜欢从事上层外交，争取美国上层的支持。宋子文逐渐把胡适架空了，弄得胡适满腹怨言。除了个性及行事风格差异外，宋子文的颐指气使是造成双方关系难以协调的重要原因。1944年，在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后，胡适在日记中评论到：“报纸登出宋子文代行政院长职务。如此自私自利的小人，任此大事，怎么得了！”

宋耀如夫妻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细分起来，宋耀如属于美国的新教，而倪桂珍则属于天主教徒。两人的结合须破除世俗之见。在这个基督教之家，祈祷等等是必不可少的。子女们耳濡目染之下，也都成为基督徒。与这一家庭连姻的蒋介石、孔祥熙都是基督徒。孔祥熙自小就加入基督教；蒋介石则是为了迎娶宋美龄而皈依基督教，此后终身不二。

学生方面课后组长负责答疑解难兵教兵的落实，进行兵教兵策略的落实，以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带领整个学习小组良性循环起来。

宋子文从来就不讨得知识分子的喜欢。他在“没有办法”的漩涡中的改革，只能使民生凋敝，从而酿成更大的危机。其中公私不分的经营也带来了以公济私敛财的嫌疑。胡适的学生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掀起了倒宋的风潮。在这种情势下，宋被迫辞职。宋美龄则颇为不平地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表示，宋子文成了替罪羊了。

张学良与宋子文相交甚深，但他对宋子文的评价并不高，“宋子文那人的能力并不高，他管财政并不好……宋子文是洋派的，他在财政上并不成功。……他原来是一个汇丰银行的小职员，他并不知道中国财政是怎么回事……他这个用人法子完全是外国式的，并不是咱们中国的，他没人缘，孔（孔祥熙）有人缘。”[6]张学良并不是财经专家，他的评论只是看到了抗战之后宋子文在财政管理上的失败。而在抗战之前，宋子文的财政改革奠定了近代财政制度的基础。张学良还批评宋子文在用人上的失当，说他用外国的办法进行管理，不谙中国国情（实即官场那一套），不懂得笼络人心，因此没有人缘。但是，这种官场只能使裙带关系盛行，效率低下。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作为财政的监管者和对‘贿赂’的坚决反对者，宋子文对众多衣着华贵的官员十分反感，气恼地打翻过数不清的茶杯。他对托人说情和当面吹捧的做法嗤之以鼻。他喜欢坦率交谈，尽量减少繁文缛节。他具有美国人讲究效率的理念。他下决心要使华夏古老的车轮能像汽车轮子一样快。他的惯用方法之一是，命令他的部属‘应急待命’，这意味着他们不能离开办公桌去按照中国传统慢条斯理地吃午饭或扎堆儿闲聊，或者搞各种各样的中国式磨洋工。”宋子文想要改革，但在各方掣肘下改革的结局只是失败。

宋耀如为了孙中山的共和革命，竭力捐输，几次都把自己逼上生意的绝境。这也表明，他对于金钱之事并不是特别在意。宋子文并不像外界说的那么贪婪，但公权私用是难以避免的。只是个人的财富积累与国家的急速衰败，特别是民众的急速贫困成反比，不能不让民众为之侧目。

斯坦因所掠去的敦煌文献中除了数以万计的汉文写本外，还有大量古藏文、于阗文、梵文、粟特文、回鹘文等文字书写的写本。英藏敦煌文献中的非汉文部分包括梵文、于阗文、粟特文、藏文、龟兹文、回鹘文等各种文字写本的总数在3000号以上，但至今缺乏完整的目录。

宋耀如是传教士，传教才是他的正式职业，他的宗教情感特别强烈。他给宋子文起英文名保罗，据说是希望孩子像圣徒保罗一样。宋子文虽是基督徒，却没有这种强烈的宗教情感。

宋耀如富有冒险精神，宋子文则显得沉稳持重。如果说宋耀如跟着继父去美国是少不更事的话，那么，从继父家逃出来则是一场冒险了。冒险是不顾出路的，后来的际遇则全属机缘。除了健康不佳外，命运待宋耀如不薄。宋子文在数度与蒋介石的冲突中，最终仍得妥协，尽管他扬言“不再做蒋介石的狗”。最后当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时候，宋子文做出了独立选择。这位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亲情上都应该与蒋介石一同去台湾蜗居的人，却选择了去美国当寓公。1953年，他被开除出国民党，同期被开除的还有他的姐夫孔祥熙。

宋耀如与宋子文，他们的生活跨越了两个世纪。在这两个世纪中，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但人性中仍有不变的东西存在：宋耀如与宋子文之同是主要的，而异只是同中之异。

[1]王松.宋子文传 [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2]宋美龄.宋美龄自述 [M].团结出版社，2004：7.

[3]于醒民，唐继先，高瑞泉.宋耀如全传：上册[M].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

[4]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00.

[5]杨雨青.宋美龄眼中的宋子文[EB/OL]. (2006-07-31)http：//www.people.com.cn

[6]宋子文强硬回击丘吉尔：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EB/OL].(2008-12-05)http：//www.xinhuanet.com.

海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