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宏艳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晚清女诗人地域分布的近代化

花宏艳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从纵向看，近代女诗人的地域分布继承了清代以来闺阁文学的地域优势，主要分布在江浙和安徽为主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从横向看，受到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影响，在广东、湖南等近代化较早、较深入的地区，女诗人人数比例大幅度增长。这种影响可以从近代学术地理的变迁、近代词人的地域分布以及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女子戒缠足运动的兴起等多种文化参照中得到反复印证。而归根结底，近代女诗人地域分布所呈现的诸多特征正是与整个中国近代文学、文化的地域走向相一致的。

晚清;女诗人;地域分布;近代化

地域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素来引人关注，然而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就男性文人而言，地域因素在女性作家身上如何呈现，其背后蕴含了怎样的文化意蕴，这些都值得人们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近代女性作家群体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延续了清代女诗人群体的文化地理优势，另一方面又因为受到近代启蒙思潮的影响而具有了鲜明的近代化特征。

一、近代女诗人的地域特征

相对于260多年间清代女诗人创作的高度繁荣局面来说，近代女诗人的书写境况实在颇为惨淡，大量作家和作品长期湮没无闻。但那些女性诗词作品却因为生动反映了那个陵谷变迁的大动荡时代的女性生命体验，并印证出近代启蒙思潮的进退痕迹而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史意义。

晚清女诗人的作品大都散落不闻，除了吕碧城、秋瑾、薛绍徽、徐自华、徐蕴华、张默君、唐群英以及其他南社女诗人等比较著名的少数作家作品得到保留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晚清女作家的作品散落在近代报刊及其他文献资料中，有待学术界的进一步挖掘整理。但在这些有限的资料中，仍能大致获得近代女诗人的空间分布状况，从而考察女性诗人在晚清近代大变局下的生存状况和书写环境。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附编》收录“现代”女诗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近代女诗人共168人。如果算上被胡文楷先生划在清代女诗人范围内的福建侯官的薛绍徽和祖籍浙江山阴的秋瑾，《历代妇女著作考》中收录的近代女诗人应为170人。其中，除去籍贯未详的25人，近代女诗人的空间分布状况见表1。

表1 近代女诗人空间分布状况(共145名)

从表1中可以看出，江苏和浙江的女诗人人数最多，2个省份相加为72人，占总数的49.7%，几乎是全国女诗人的一半。紧随其后的是安徽、福建和湖南。这5个省份的女诗人总数为109人，占全国女诗人的75.2%，这个比例是非常可观的。同时，在这张表格中可以发现，地处岭南的广东省的排名也悄然上升，这正是岭南文化在近代崛起的一个表征。

除了《历代妇女著作考》中收录的170位近代女诗人外，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对象是南社女诗人。南社是辛亥革命前后在江南一带成立的进步文学团体，南社文人效法明代的复社，取“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之意。

南社反对满清的专制统治，致力于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主张以文学为武器，提倡革命气节，在东南各地有很大影响。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南社社员发展到一千余人，其中女诗人占到60多名，包括吕碧城、徐自华、徐蕴华、张默君等著名女诗人。虽然南社成员籍贯比较偏重于南方诸省，但从中仍然能够得出晚清至民初女诗人的空间分布状况，见表2。

表2 南社女诗人空间分布状况(共62名)

南社女诗人的分布地域主要还是江苏、浙江、湖南、安徽、福建几省。其中，江苏和浙江依然保持了前两位的优势，江、浙两省人数为34名，占总人数的54.9%。比起《历代妇女著作考》中的统计结果，广东籍的女诗人不但挤进了前5名，甚至还和浙江并列第二。

近代女诗人在岭南地区的分布优势并不能作为一种孤立现象来看待，而必须看作是岭南文化、学术优势在近代以来崛起的一种表现。人才与学术中心的空间分布，一方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另一方面则具有流动变迁的特点，因此，我国人才的地区分布在相对的稳定性中又呈现出不断变动的趋势。曾大兴认为文学家的分布主要集中在4个地区:“京畿之地、富庶之区、文明之邦与开放之域”［1］。文化与学术的繁荣也离不开这4个地理条件，岭南文化在近代的崛起正是占据了“富庶之区”与“开放之域”这两大优势。

由于近代文化的嬗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回应，具有独特的地理和人文优势的岭南文化始终扮演着推动近代文化转型的重要角色。近代以前，岭南因为地处“开放之域”，因此很早就具有“得风气先”的传统。由于与西方接触日益频繁，广东各界人士对西方的了解，要比同时期的内地人士多得多。

从1757—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为止，广州一直是全国惟一的通商口岸，1757—1784年贸易总额平均每年达到700万两白银，1785—1892年增至到每年1 800万两白银。经济的繁荣促进了私人藏书风气的盛行，尤其是一些官吏和商贸巨头，往往乐此不疲。中原藏书不断地流入岭南藏书家之手，形成我国近代藏书的新中心［2］。其中孔广陶的“岳雪楼”、伍崇曜的“粤雅堂”、潘仕成的“海山仙馆”与康有为的“万亩草堂”合称为近代岭南著名的“粤省四家”。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教育的兴盛，藏书风气的盛行为教育发展提供了文化的资本。科举制度作为衡量教育与人才培养的重要指标，也显示出近代岭南文化兴起的征兆。

二、清代女诗人的地域分布

女性文学源远流长，然而以诗词为主的传统女性文学书写，在明清时期才真正达到顶峰，而有清一代，从事诗词创作的女性作家群体更是蔚为大观。清代女诗人创作的盛况，从几部女性诗词总集中可以窥见一斑。嘉道年间恽珠编撰的《国朝闺秀正始集》收录了933位女性的诗作;近代施淑仪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中记载了清代1 266位女诗人的诗文创作;而今人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则收录了3 660多位清代女诗人名录，正如他在该书自序中所说的:“清代妇人之集，超轶前代，数逾三千”。

如果对清代女诗人创作进行数量态势和区域分布的统计分析，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清代女诗人的地理分布极不平衡，南方地区占有绝对优势，尤其是江浙一带，强大的经济文化实力为众多女作家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并一直影响到近现代女性作家的空间分布。

胡适在为单士厘的《清闺秀艺文略》作的序言《三百年中的女作家》一文中，已经注意到清代女诗人的地域分布问题。他将《清闺秀艺文略》目录中的2 310名女作家，除去籍贯未详的212人，经过分类统计得出结论，女诗人占籍排在前五位的地区及其比例分别是:江苏748人，占32.3%;浙江706人，占30.5%;安徽119人，占5.1%;福建97人，占4.2%;湖南71人，占3.0%。

其中，江苏和浙江各占全国近1/3。江、浙两省加上安徽，便占了全国2/3以上;再加上福建、湖南，便整整占了全国的4/3。胡适先生根据《清闺秀艺文略》得出的清代女诗人占籍情况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以施淑仪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一书为例。该书共收录女诗人1 262人，其中，浙江524人，江苏465人，福建55人，安徽39人，山东23人，江西19人，湖北17人，直隶、湖南各13人，广东、广西各12人，河南、山西各8人，云南、奉天各5人，四川3人，贵州、陕西各2人，新疆1人，另有旗籍21人、不明籍贯者15人。浙江、江苏两省共计989人，占总数的78.37%。北方各省(包括旗籍)共计96人，仅占总数的7.61%。

美国学者曼素恩(Susan Mann)在对《历代妇女著作考》中的3 181名女作家占籍进行系统的数据分析之后得出结论:长江下游2 258人，占70.9%;华北213人，占6.7%;东南沿海191人，占6.0%;长江中游180人，占5.7%;岭南为125人，占3.9%;赣江81人，占2.5%;长江上游55人，占1.7%;西北46人，占1.4%;云贵29人，占0.9%;东北3人，占0.1%。

曼素恩发现清代女诗人在长江下游地区集中的现象并不与地区人口成正比，“女性作家应该集中在以常州和杭州为中心的地区，也就是说，在为科举而进行的教育投入(为男子的)和女诗人的突出成就之间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3］。

无论是单士厘的《清闺秀艺文略》、施淑仪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还是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清代女诗人的占籍比例在细节上各有分差，可是总体结论却惊人地相似。如果对清代女诗人的占籍情况进行分省分县的统计，人们可以发现江苏省的女诗人主要集中在以太湖为中心的常州、苏州、镇江、松江、太仓5府。而浙江省的女诗人绝大多数集中在以钱塘江为中心的杭州湾沿岸，也就是古代的吴越地区。清代闺阁诗人的空间分布所呈现出来的鲜明的地域特征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江浙地域文化优势在闺阁文学发展中的必然显现。

近代之前，明清女诗人之所以在江浙地区大为盛行，首先在于，明清时期，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鼓励助长了在家教育女子的风气。女子受教育被认为是家境殷实和婚姻门第的象征，特别是在文化精致、经济富足的江南地区。例如仁和顾长任幼喜观书，“盖顾氏自沧江公以来，祖孙父子皆以诗学名世，故长任得以咏歌之什，继武前人，殆其家学也。年甫十龄，便能成韵。”除了家学渊源的熏陶之外，有的开明家庭还为女孩延请“闺塾师”，提高其文学修养。明清时期比较著名的才女王端淑、黄德贞、许飞云、张学象等都曾经做过“闺塾师”。

在闺秀家庭教育盛行的地区，诗歌成为女性私人交流与社会交往的一种方式。这些有才学的女子“慧生而产于世家”，以诗歌作为自传性记录的方式，终其一生诗作不断

另一方面，江浙文人群体对清代女性文学的大力扶持与奖掖也为妇女文学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地域文化氛围。例如清代大学者阮元在担任浙江学政期间，曾编成《淮海英灵集》，其壬集收扬州女诗人46家，阮元与王豫编成《淮海英灵续集》，其辛集一、二卷共收扬州女诗人87家。在任浙江学政期间，阮元还编成《两浙车酋轩录》，收女诗人183家;《两浙车酋轩录补遗》，收女诗人88家。在他的鼓励和资助下，潘衍桐辑《两浙车酋轩续录》，收浙江女诗人363家;王豫辑成《江苏诗征》，共收江苏籍女诗人600余家［4］。

在女性写作地位及其社会功能没有得到承认与独立之前，江浙地区男性文人为清代女性作品的出版、流传和保存所作的大量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近代男性作家群体的地域分布

清代女诗人的空间分布必须与整个时代文化走势结合起来才能洞见其中的深刻内涵，正如胡适先生所说的:“可见女作家的地域分配确然和各地域的文化状况成比例，决不是偶然的”［5］。

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学术地位不可动摇，因此梁启超有“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3省所独占”之说［6］。清代，安徽与江苏合称江南，乡试中更是同试一闱，因此，安徽事实上是江苏不可分割的一个文化区域。然而，到了近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江浙地区继续保持着千百年来积聚的文化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得风气先的广东和湖南两地，因为近代化开展得较早和较深入，其文化地位遂逐渐上升，成为与江浙地区互相辉映的近代文化中心区域。

持“文化中心流动说”的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认为，明以后文化中心在江浙一带，海通以还，将移到广东［7］。从藏书情况来看，道咸以降，粤学骤盛。清末民初，广东藏书蔚然成风。今人苏精的《近代藏书三十家》，所录江苏11人，浙江8人，福建2人，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各1人，而广东有4人，位居第三，形成“江浙衰而粤转盛”的局面。

如果以近代词坛作家籍贯分布为例，严迪昌先生的《近代词钞》共录词5 500余阙，收词人201家。今人叶恭绰所撰《全清词钞》得晚清词人1 717人，其中词人占籍分布位于前列的是:江苏、浙江、广东、湖南、安徽、福建和广西，详情见表3。

表3 晚清词人占籍分布比较 人

和近代女诗人的地域分布一样，除江苏、浙江、湖南、安徽、福建之外，广东籍作家在近代词坛的崛起尤为引人注目。

叶恭绰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五月应邀为广东国立暨南大学作国学学术讲演时，还为暨大的学子们开出一份更为全面的《清代词人产地表》。在这份表格中，除去不明籍贯的600多人，叶恭绰将已录得的清代4 237位词人的占籍情况，详情见表4。

表4 清代词人产地表

其中，江苏籍的词人多达2 009位，占词人总数的47.7%，几乎为全国词人总数的一半;浙江紧随其后，为1 248人，占29.5%，接近1/3。江浙2省加起来人数为3 257，比例高达76.9%，为全国词人总数的3/4还强。同时广东人数为159人，紧随安徽。

叶恭绰进一步将词人数量的层级分布与地域文化的盛衰联系起来:“词是文学当中的一种，他的发达实与其他文化学术有密切的关系，观于上表所列，可知江浙文化之盛，亦可知扬子江流域文化传播来得容易。安徽居第三位，亦因扬子江流域灌输教易之故。……甘肃蒙古两地与江浙比较相差到约十倍，可知词之发达与否与文化学术适成正比例”［8］。词与地域文化学术的关系如此，诗歌也不例外。

文学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虽然经济的盛衰并不直接作用于文学的消长，但是富庶的经济却可以带来发达的文化教育，从而影响文学的发展与流传。教育的发达也必将带来刻书、藏书等相关文化事业的发达，从而为清代文学的繁荣提供深厚的文化积淀。

吴晗在《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分析了经济繁荣和文化学术的消长之间的密切关系:“大抵一地人文之消长盛衰，盈虚机绪，必以其地经济情形之隆诎为升沉枢纽。而以前辈导挈，流风辉映，后生争鸣，蔚成大观，为之点缀曼衍焉。”［9］

经济的富庶为文化学术的繁荣提供强大的物质支持，教育的普及使具有近代意识的两性观念的传播成为可能，私人藏书风气的日益浓厚以及家庭出版物的盛行使家庭生活进一步私人化。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近代闺阁诗人的分布格局必然与以男性为主的整个文化格局的走向相一致。

四、近代思潮对女诗人地域分布的影响

从以上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代女诗人的空间分布一方面继承了清代以来闺阁文学的优良传统，女性诗人的密集进一步凸显出江浙地区的文化优势。另一方面，受中国社会近代启蒙思潮的影响，广东、福建等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女诗人大量涌现，打破了清代女诗人的传统空间布局，呈现出江浙与闽粤、湖湘地区共同繁荣的特征。

近代女诗人的创作背景始终离不开救亡图存的民族运动。而戒缠足运动与近代女子教育开展得最早、最深入的地区也正是近代女诗人创作最为活跃的地区。

根据《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早在光绪九年(1883年)康有为就在老家广东南海与区谔良等开明乡绅创立不裹足会，后因区谔良担心犯禁而散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又和其弟康广仁一起在广州成立粤中不缠足会，成立之初会员便达万人以上。此外，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广东人赖弼彤、陈默庵在广州附近的顺德创办的龙山戒缠足会也是中国较早的戒缠足会团体之一。

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在上海设立的不缠足会才真正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1897—1898年，维新派借助新兴报刊媒体的传播效应为戒缠足运动大力宣传造势，《时务报》还专门设立了“不缠足会博议”，将全国的不缠足运动推向高潮。之后，广州、长沙、澳门、福州、嘉定、崇明、常熟等长江以南地区陆续出现不缠足分会。1898年，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戒缠足运动才转入低潮，但近代启蒙思想的火种已经渐渐深入人心。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有识之士纷纷创办女性报刊，以唤醒中国女性的觉醒。形成中国期刊史上第一次女性期刊的繁荣期。从1898年《女学报》创刊到1919年的21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相继出版的妇女报刊约为60多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女学报》、《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神州女报》、《女报》等。从戒缠足到兴女学，从强国保种的“国民之母”到充满独立意识的“女子国民”，新兴报刊媒体成为了宣传近代妇女解放思想的最新、最直接的平台。其中，女性启蒙思想最活跃的地区是上海，仅上海一地创办的女性期刊就多达32种，几乎占到总数的一半。

近代女诗人在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地的大量涌现还与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教会女学到国人自办女学，近代女子教育在地域分布上一直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状态:不论是办学规模还是教育质量，东南沿海地区都呈现出明显的地域优势。

早期为了传教而开办的教会女学几乎全部分布在广东、江苏、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主要集中在几大通商口岸。1847—1860年，外国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共开办教会女学12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教会女学逐渐向北部沿海和长江沿线扩展，主要影响山东、天津和江西等地，并随教会势力不断向中国内陆腹地渗透，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近代女学集中于东南沿海的分布格局。

和教会女学发展的不平衡一样，国人自办女学的地域分布也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中。大体而言，那些开埠较早的通商口岸更多地受到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洗礼，也是妇女解放思潮和中国女学最先发生的地方。

1898年5月31日，梁启超、经元善、谭嗣同、康广仁、郑观应、陈季同及其女眷酝酿筹备的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学堂——经正女学(后改名为中国女学堂)，在上海正式开学。中国女学堂创建后，在社会迅速产生影响，“四方名媛淑女闻风而起，接踵而来，竟有不绝源源之势”。学生规模从开办之初的20多人，很快增加到40多人，到9月便设立了“分塾”;1899年初，随着有远方女童自愿担簦负笈来就学，中国女学堂名声鹊起，学生人数发展到70多人。苏州、淞江、广东等地则闻风而起，相继效仿，纷纷办起女学堂。

1907年学部总务司所编的《光绪三十三年份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显示，全国共有女学堂428所，女学生14 496人。1905年以前，江苏女学数量居全国第一，占总数的1/3。而广东地区女子教育的规模也颇为可观。1907年“粤省风气渐开，民办女学不下十余所”，广东女学主要集中在广州，如育贤女学、培英女学、广东公益女子师范学校和坤维女学，等等。

在经济、藏书、教育、文化、启蒙思潮等多种合力的作用下，近代女诗人的分布呈现出从江浙等传统文化优势地区缓慢而平稳地向岭南等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流动之势。

茅海建在《近代的尺度》一书中提到:“中国近代的历史，事实潜存一标准，那就是近代化。”［11］历史如此，文学也不例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必然受到近代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近代学术地理的变迁、近代词人的地域分布、近代岭南藏书中心的形成以及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女子戒缠足运动的兴起等多种文化参照中得到反复印证。归根结底，性别只是文学研究的有效范畴。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近代女诗人地域分布所呈现的诸多特征并不是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与整个中国近代文化、文学的地域走向相一致的。

［1］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J］.学术月刊，2003(9):88－94.

［2］陈耀盛.岭南近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5(2):112－114.

［3］曼素恩.缀珍录［M］.定宜庄，颜宜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57.

［4］付琼，曾献飞.论清代女诗人的地域分布［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69－75.

［5］胡适.三百年中的女作家［M］∥胡适.胡适文存:第3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159－167.

［6］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M］∥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4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258－4275.

［7］内藤虎次郎.新支那论［M］.东京:东京博文堂，1924:61.

［8］叶恭绰.遐庵汇稿［M］.上海:上海书店，1990:80－81.

［9］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1:117－118.

［10］四禅天人.女学盛衰说［N］.中外日报，1899－12－16(2).

［11］茅海建.近代的尺度［M］.上海:三联书店，1998:1.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Poetess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its M odernization

HUA Hong-yan

(College of Arts，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Analyzing diachronically，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modern poetesses，who succeeded the regional advantages of boudoir literature in Qing Dynasty，ismainly located in the areas of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Jiangsu，Shejiang and Anhui provinces.While，synchronal analysis shows，influen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modern society，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poetesses largely increased in bettermodernized areas，such as Guangdong and Hunan.The influence can be repeatedly confirmed in the cultural references like the changes ofmodern academic geography，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modern poets，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women education，the spring-up of banning foot-bindingmovement，etc.In a word，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tribution ofmodern poetesses are accordantwith the regional trend of the whole Chinesemod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late Qing Dynasty;poetess;regional distribution;modernization

I 222.749

A

1004－1710(2010)02－0078－06

2010－01－12

花宏艳(1977－)，女，江西南昌人，暨南大学中文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韵文学。

［责任编辑:林漫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