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少芩

（上海金融学院，上海 201209）

当前，我国各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分为经济建设支出和文教卫生事业支出，相对而言地方政府对经济建设性项目的热情普遍比较高，而对公共卫生、教育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力度较低。本文将从公共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以公路为代理变量）和公共卫生、教育共同的投资效果来对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水平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深入了解我国各地公共投资状况。

1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描述

1.1 变量的选取

按照投资类别来划分，我国地方公共投资主要包括经济建设投资和社会文教投资两大方面内容。表1给出了分税制以来历年此二方面支出中各项目支出所占地方公共支出总额的比率，表1中的代码与经济建设支出分类中各项目代码相呼应，即：1表示基本建设支出；2表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3表示地质勘探费；4表示科技三项费用；5表示增拨企业流动资金；6表示支农支出；7表示工业交通部门事业费；8表示流通部门事业费；9表示城市维护费；10表示社会文教支出。

表1 地方财政支出中公共投资所占比例 （单位：%）

表2 变量及其意义

由表1可知，经济建设支出总额占到了近30%，而社会文教支出也已超过20%。通过对地方公共投资内容的分析可知，基本建设支出是地方政府经济建设支出的主要内容，所占比率已超过地方公共支出的十分之一，也远远超过其他几项经济建设支出。而社会文教支出主要由教育事业支出和卫生事业支出组成，其中教育事业支出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尤其近年来其在社会文教支出中的比例已超过三分之二。

由于基本建设支出和教育事业支出以及卫生事业支出在地方公共投资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本文在对我国现阶段地方公共投资现状进行分析时，主要考察这三个项目的投资水平。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真实水平应该从公共投资所产生的直接物质（人力）实体来衡量，因此，在对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水平做比较分析时，本文选取的是代表基本建设支出和教育事业支出以及卫生事业支出的实际产出，本文所选取的变量及其意义如表2所示，下面对本文选取的代理变量分别进行说明。

1.1.1 基础设施建设

在现有研究公共投资的文献中，公共投资与基础设施经常结伴出现，基础设施具有高额的初始固定成本和相对较低的可变运营成本，服务的外部性较强，市场对基础设施投资的调节能力很弱，因此，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或者由政府直接投资，或者在政府规范和资助下由企业投资。公路作为基础设施的重要构成部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由政府承担投资兴建的责任。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公路建设一直是公共投资的重要方向。由于公路建设在整个公共投资中所居有的突出地位，就使其作为分析对象具有较为显著的意义。

本文选取公路作为基础设施投资的代理变量，最能表示公路投资直接产出的是各地历年所建公路里程数，由于地区公路建设水平常用公路网的密度来表示，因此本文选取各省级单位按土地面积计算的公路密度的年增长率作为公路基础建设水平的度量指标。

1.1.2 教育事业投资

这里所指的教育事业投资包括文教事业费和投放在教育事业的基础设施投资。文教事业费是我国公共投资中一项重要内容，教育事业费投资的目的是为提高教育业管理效率、引进更多优秀教师和先进的教学设备；另外，对教育事业的基础设施投资一方面可以提高教育设施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教育的基础设施，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更多的学生可以接受到更高水平的教育，以提高我国的综合人力资源素质。经济学中常常用各级学校在校生占人口的比率作为教育水平的衡量指标，本文同样采取这一惯用方法，我国当前的义务教育水平已取得巨大的进步，分税制以来地方政府越来越注重高中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本文选取高中在校生占6岁以上总人口的比率以及大学在校生与6岁以上总人口的比率来衡量教育投资带来的直接效益。

1.1.3 卫生事业投资

这里的卫生事业投资包括卫生事业费和卫生基建投资。卫生事业费是我国公共投资中一项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医院经费、中医医院经费，卫生院补助费，防治、防疫事业费，药品检验机构经费，妇幼保健经费，科学研究费，中等专业学校经费，干部培训费，合作医疗补助费和其他卫生事业费。本文认为我国卫生事业投资所产生的直接物质效应指标，可从病人就医方便性方面来设定，本文选取各地医疗卫生机构每万人拥有床位数以及医生数来作为其代理变量，因为这两者最直接地反映了医疗卫生投资的结果。

1.2 数据描述

正如前面所述，我国目前中央政府在基础设施和文教卫生事业方面均进行投资，但这些公共投资的主体仍然是地方政府；而且本文所选取变量，中央投资的直接受益方均是地方政府，如公路建设其直接作用是为地方运输业服务，而中央对教育的投资其直接结果也必然导致地方学生在校率的提高，中央对医疗卫生的投资其结果也利于地方卫生机构医生数和病床位的增加。因此本文所选取变量较易于以地方为单位进行采集。本文的数据均来自《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本文希望对分税制以来历年中国31个省级单位的公共投资水平进行比较分析，然而由于数据来源有限，湖北省医疗卫生机构每万人拥有医生数在1994年以来历年的数据缺乏，所以本文的模型中，选取的省级单位为除湖北省以外的30个省级单位。此外，由于数据收集的限制，各省1995年 “大学在校生数”数据缺乏，因此1995年各地区的主成分综合值无法算得。同时，1994年、1996年和1997年个别省份的数据缺省，如重庆1994～1996年的“高中生在校人数”和“6岁以上人口”数据缺乏，海南1994年和1996年、新疆1994年以及重庆1994年和1996年“大学在校生人数”数据缺乏，数据缺省的省份在1994年、1996年和1997年均无法进入分析。为了对30个省级单位进行全面比较，本文针对各地区1998年以后的数据进行分析。

表3 各年的累计贡献率

2 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在实证研究中，为了全面分析问题，往往提出很多与分析问题有关的变量，因为每个变量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所研究问题的某些信息。但是，在用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中，变量个数太多就会增加分析的复杂性；而且，在很多情形下变量之间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而这些具有相关性的变量反映的信息有一定的重叠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使研究变得复杂起来。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简称PCA）就是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主成分分析首先是由K·Pearson（1901）对非随机变量引入的，后来H·Hotelling（1933）将此方法推广到随机向量的情形。本文既是根据主成分分析的结果，构造综合评价函数对各地区的公共投资水平打分，进而进行排名。

本文对30个省级地区1998～2007年的数据分别做了主成分分析，各年的累计贡献率如表3所示，从中可以得出，各年的累计贡献率均超过了85%的水平。下面将选取2003年为例进行详细说明。表4给出了2003年截面上做的主成分分析的特征值以及各主成分的贡献率，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前两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已达到92.462%，可以很好地解释各变量。因此我们选取这两个主成分其相关系数矩阵如表5所示，初始因子载荷矩阵如表6所示，通过计算，我们可以得出主成分载荷矩阵如表7所示。

表4 主成分特征

表5 观测变量与主成分变量的相关系数

表6 初始因子载荷矩阵

表7 主成分载荷矩阵

进而我们得到前两个主成分方程为：

综合评价函数方程为：

通过对方程的计算，我们可以得出各地区的分值，对其进行排列，便可知各地区在2003年公共投资效果的真实排名顺序，分析结果见表8，同理我们可得出1998～2007年各年的地区公共投资水平排名。结果如表9示。

从表9也就是公共投资的效果排名可以看出，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吉林、新疆这几个地区的公共投资排名靠前且名次稳定，而其他地区的排名均跌宕起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公共投资竞争的激烈程度。

从表9我们也可以看出，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效果的排名并非都与地方经济的发达程度挂钩。北京、上海、天津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其公共物品提供水平也相对较高，但是广东地处中国改革的前沿阵线，历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但其公共物品提供水平却远远落后于地方经济实力，这启发我们去思考广东的公共投资水平是否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相适应？

表8 2003年各地主成分分值以及综合值排名

表9 1998～2007年各地区公共投资效果排名

通过表9，我们还可以分析其他地区公共投资水平在全国的排名以及排名的变动趋势。将排名与地方经济增长水平做简单的比较，我们可以简单地分析该地公共投资水平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

在我国，地方政府逐渐拥有选择发展本管理区域的发展模式、发展路径、自主处理地方性公共事务等权利，而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模式越来越从政治取向偏向经济取向，因此，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本地竞争力的提升，公共物品供给状况体现着地方政府竞争的优势。在我国，地方公共投资的水平也就是公共物品的提供水平并与地方经济增长步调并不协调。各地方政府在做公共投资时，忽视了公共投资体系整体结构的协调发展，从而导致了有的公共物品提供超前、有的却不足。

3 结论与建议

过度或者不足的公共投资，均会抑制地方经济的增长。我国目前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和政治体制还很不完善，在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和外部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基于利益导向的不合理的地方公共投资竞争产生了许多负面效果如地区之间差距过大、区域经济结构的失调等，并且，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近年来有加剧之势。因此，如何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地方政府合理地调配财政支出，使得公共投资水平与地方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进而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将是今后一段时间政府宏观调控面对的重大而艰巨的问题。本文认为，保持良好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竞争秩序，推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推进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建立有效的竞争制度。

（2）加强政府信息开放度建设。

（3）大力发展教育和培训事业，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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