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梅

(镇江高等专科学校师训处,江苏镇江 212003)

民国时期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探微
——以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为个案

李冬梅

(镇江高等专科学校师训处,江苏镇江 212003)

民众教育 (社会教育)是民国时期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省在全国民众教育中起着引领作用,以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为个案,概述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的发展脉络和组织机构,探究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的发展和实施状况,民众教育尽管有政府出于政治需要的考虑,但对民众的智慧开启、文化普及、职业培训起到了积极作用,是社会进步和教育进步的体现。

社会教育;民众教育馆;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

0 引 言

在我国,“社会教育”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出现,是在 20世纪初随着外国各种教育学说的翻译逐渐被引入到中国的,社会教育在行政上地位的确定始于民国元年,蔡元培时任教育总长,对于社会教育积极提倡,在拟定教育部官制时特设社会教育司,与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并立,此为我国正式采用“社会教育”名词之始[1]1088,从此以后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内专管组织不曾中断过。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华民国大学院成立,依照 1928年 4月公布的修正大学院规定,内分秘书、高等教育、普通教育、社会教育以及文化事业 5个处。5月,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实施民众教育及确定社会教育案》,并将“社会教育”列为配合当时“训政”的主要措施。自此,“社会教育”逐步形成一个由中央到地方的多级社会教育行政体系,与学校教育同等重要。大学院被废止后,大学院的 5个处改为教育部的 5个司,社会教育司仍居其中。

1 民国时期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的发展脉络

江苏省教育行政机关民众教育 (1927年以后,社会教育和民众教育基本上是通用的,因此,本文行文中,有“社会教育”和“民众教育”的替换现象。)专管科始于国民党控制江苏后,1927年江苏省教育厅改组成立,共设 5科,其中第 5科为社会教育科。一向教育发达的浙江省,民众教育专管科竟到 1929年才成立,其它各省就更迟了,因此,江苏此举是中国各省教育行政机关里有民众教育专管科的开始。同年 6月,江苏省教育厅奉令裁撤,改试大学区制,以学术为中心,推行教育事业,成立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旋改国立中央大学,设大学行政院负行政全责,是时大学行政院根据大学区组织条例第 5条设扩充教育处,此为“扩充教育”名词发现之始[2],下设社会教育科、劳动教育科,设处长 1人,科长 2人,科员 6～10人,其主要任务是商承校长,监导全省民众教育院、劳农学院、劳工学院、公共图书馆、公共体育场、通俗教育馆、演讲所、教育林及其它扩充教育事务。校长张乃燕、处长俞庆棠不遗余力,筚路蓝缕,不懈追求。1929年 8月,大学区制停办,重新恢复教育厅,下设 5科,第 3科专管社会教育,科分 2股:一为管理民众教育、补习教育、识字运动及图书馆等事项;二为管理公共体育、文化事业及其它社教等事项。这时厅长陈和铣,真诚聘请俞庆棠为第 3科科长,至此,江苏省社会教育事业由提倡时期转入推行时期。1931年 5月,周佛海继任江苏省教育厅长,多次邀请俞庆棠担任第 3科科长未如愿,改由相菊潭继任,该科组织除不另分股、加添卫生教育外,均无变动。1932年 9月,教育厅召集各县教育局长会议,出台了“实施社会教育大纲”等,在此之后,不仅量的方面扩充不少,质的方面亦推进很多,江苏省的社会教育事业已由推行而慢慢普及了。

社会教育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实施途径众多,其中民众教育馆是社会教育的中心机构,据档案记载,当时“凡民众补习教育之实施,文化水准之提高,民众组训之协助,地方自治事业之推进,康乐活动之指导,民众生计副业之推广,党义政令之宣传,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活动之举办均应负责办理”。民众教育馆所办理的教育活动,几乎囊括了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它在社会教育中是一个重要的机构,一般省、市的社会教育也大都以民众教育馆为中心开展活动。民教馆作为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的一种新兴教育事业,其前身为通俗教育馆,设立最早的是 1915年成立的江苏省立南京通俗教育馆。民教馆这一名称,始于 1928年,江苏通俗教育馆联合会向教育部提出了统一教育馆名称的请求:“各县办理民众事业之教育,有称通俗者,有称民众者,有称扩充者,性质相同,而名称不一,殊失教育统一之精神;且教育馆之设施,原希与民众接近,方能取得相当之效,惟以名称庞杂,通俗扩充字样,易起民众怀疑,不如直接命名民众,俾民众一目了然,知用意之所在,较为妥当”[3]2。教育部准许并通令全国,民教馆的名称逐渐趋于统一。1930年,全国民教馆数已经蓬勃发展到 410所,江苏最多,占全国总数的 52.7%[4]。截至 1932年 7月,山东、吉林、浙江、河南、湖南、江西等省各有 1个省立民众教育馆,河北、湖北各有 2个,安徽省有 3个,江苏省最多,已有了 4个省立民教馆[5]。1933年,江苏省有省立民教馆 5所,以后又不断增设,结构、布局趋于合理,关于省立民教馆之增设情形如下:省立民教馆原有南京、镇江、汤山、徐州、清江等 5所,其分布地点均偏于西部,而通海一带,民气闭塞,社教事业更觉重要,省民教馆之设置付之阙如,为谋本省民教事业普遍发展,爰于 1934年 7月,将汤山农民教育馆结束,移原有经费及人才于南通设立省立南通民教馆 1所,并在东海增设省立东海民教馆 1所,同时上海俞塘民教馆,本由钮氏私立,省款酌予补助,于是年秋,征得钮氏同意,改归省立。因此,江苏省立民教馆在抗战前共计 7所,江苏省的民众教育之实施因馆址分布之平均,推行亦较昔为易,它们的概况和发展情形如表1。

表1 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概况① 镇江市档案馆.全宗号—目录号—卷号:A8—1—246,江苏省政府三十四、三十五年政情述要:第 33—34页。

续表

此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江苏省立民教馆从成立、兴盛到衰落这样一个跌宕起伏、与政局密切相关的演进过程。抗战前,比对同时代的省立民教馆及其它民教馆,江苏省立民教馆的规模、发展水平都是首屈一指的,特别是省立南京民教馆和省立镇江民教馆在全国的影响力极大,省立南京民教馆编辑、发行的《民众教育月刊》、《民众教育季刊》和省立镇江民教馆编辑、发行的《民众教育通讯》等彰显了江苏省立民教馆实施民众教育的概况、经验和民众教育的理论主旨,对全国民众教育起着引领和专业指导的作用。伴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垮台,各地的民众教育馆纷纷关闭,民众教育运动也随之走向失败。

2 民国时期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的组织机构——以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为个案分析

江苏省立民教馆作为民众教育的重要机构,事务繁重,为保证其正常而高效的运转,除了必须有相应规章制度的指导以外,合理严密的组织机构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组织机构合理才能做到运筹帷幄,使民教馆的社会教育事业达到最佳的效果。江苏省立镇江民教馆处于江苏的省会城市,抗战前事业相当发达,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代表着江苏省民众教育的水平和方向,事业实施目标为:政治教育、语文教育、生计教育、健康教育、家事教育、休闲教育等,该馆主要任务:一是实施省会民众教育;二是实验民众教育实施方法;三是辅导各县民教馆事业进行。为了有效完成任务,江苏省立镇江民教馆的组织机构在不断地完善,在筹备期间拟设总务、展览、教导 3部,开幕后,根据实际需要,又增加了编辑、推广 2部,试行后深感不太切合实际,尤其是推广部比较空洞,因此,从 1931年度下学期开始,根据经验和实际情形,重订组织系统和事业系统,将编辑、推广 2部取消,成立编辑、推广两委员会,集全馆力量于此两项事业;又成立实验部,专办实验区。1932年度,又修订组织系统和事业系统(见图 1[6]),并一直沿用至镇江沦陷。

图1 江苏省立镇江民教馆二十一年度组织系统

图1是江苏省立镇江民教馆组织机构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结果,更体现了 1932年以后江苏民众教育的重点和指向。由图而析:1)镇江民教馆的管理体现了民主性,组织合理严密,其事业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并不是馆长、主任“一个人说了算”。它由馆务委员会、设计委员会、经济稽核委员会共同商定馆务大事;又由部务委员会、区务委员会等商定部门或实验区的各项事务,这种组织构成不容易陷入“个人主义”的泥潭,能较为准确地把握事业的方向。2)更为鲜明地体现了工作重点的转向:江苏省立民教馆的事业重心全面地由城市转移到乡村,乡村实验区和农艺试验场都成了“一把手工程”,省馆附设乡村实验区 (乡村实验区、农艺试验场)通过教育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江苏省立镇江民教馆的第二任馆长赵鸿谦在 1932年 2月就任的第一次会议上就强调:“办理民众教育事业,其范围应尽量推广,由城市及于乡村,由省会及于各县”[7]。桥头镇实验区在省立镇江民教馆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开始了全面的乡村建设运动。

此外,省立镇江民教馆内部的规章制度也十分的健全,在其成立的 3个月内便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保证了事业的有序、高效运作,如:江苏省立镇江民教馆暂行组织大纲、江苏省立镇江民教馆办事通则、编辑委员会组织规程、推广委员会组织规程、江苏省立镇江民教馆国语研究会简章、范公桥市民改进会简章草案、范公桥实验区市民改进会公约、江苏省立镇江民教馆党义研究会简章、江苏省立镇江民教馆评剧研究会简章等。

3 民国时期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的经费问题

如此重要的教育事业运行和实施的基础是经费的落实。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对社会教育有了深刻的认识,开始关注社会教育经费数额问题,藉此保证其经费来源和事业的顺利开展。1928年大学院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时,确定:“社会教育经费在全教育费内应占百分之十至二十”[1]1091。次年,教育部训令各省市,自本年度起应切实实行,按照规定的标准划拨各地社会教育经费,在中国教育财政史上,这是第一次以法令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社会教育经费的最低限额。自此,社会教育经费就有了正式的法规可以遵循。后教育部多次通令督促増筹,1932年全国达到标准的有江苏、浙江、福建、青岛、威海 5省市,1933年有 6个省市,1934年有 7个省市,1935年有 8个省市,1936年有 9个省市[8]167。其中,江苏省都榜上有名,这和教育厅的増筹、整顿分不开,更离不开江苏民众教育专家俞庆棠的据理力争、不懈努力。1927年,江苏省的社教经费总数只有 130 000元,以此供给各机关人员之薪金还嫌不够,哪能举办事业,经费来源更无规定。1928年大学行政院开始一再命令各县,増筹社教经费,规定新增税捐,应 30%以上为扩充教育经费;又规定 1927年度扩充教育经费总数至少应占全县教育经费的 10%,如有玩忽者,当严于惩处,此为江苏省社教经费整顿之先声。1928年 8月,省厅通过起征普及教育八分亩捐,经扩充教育处处长俞庆棠的力争,规定以 30%专充社教经费,并独立建账,不得混合,保证了全省的社教经费。同年 11月,中央拨充江苏省锡箔捐,每年 150 000元,除津贴宜兴中学基金 2 000元外,其余均由各县教育局平均分配,规定 75%为办理农民教育馆经费。就这样江苏省的社教经费一边整顿一边增筹,逐年加多,比数渐高。江苏省立民教馆的经费来源主要是省直拨,一方面,直接受制于政策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直属教育厅,来源相对稳定、数额较为充足。所以,江苏省政策的监督和较强的执行力度对于省立民教馆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和事业的保证。

江苏省的民众教育经费分为省经费和县经费,皆有教育管理机关统收统发,江苏省的省教育经费制度在当时属于“半独立制”,即由政府规定税率,自编预算,自行组织机关,自行征收,自行发放。这一制度始于1925年 3月 1日成立的江苏省教育经费管理处,该机构与省教育厅脱钩,独立管理地方教育经费,凡教育经费的征收、发放均归辖于该机构管理,这种经费制度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有益于教育,又不妨碍省一级政治的完整性,因而其他省纷纷效仿。江苏社会教育独立专项经费的确定,在整个社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进步的。由表1可以看出,江苏省立民教馆的教育经费都相对较为充裕,其中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的年度经费最多,为其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然而,民教经费的增长却跟不上民教事业的发展。这主要跟当时的政治状况和财政制度密切相关。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在南京建立后,只是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大陆,山西、四川、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份掌握在当地的军事强人手里,并不真正受南京中央的掌控。南京国民政府从建立到 1936年解决两广事件为止,蒋冯(玉祥)战争、蒋张 (发奎)战争、蒋唐 (生智)战争、蒋冯阎 (锡山)战争等此起彼伏地出现,战争耗去了大部分的财政收入;民教经费的来源主要是农业田赋附加,一个明显的弊端就是收入不稳定,年成好的时候,收入就有保证,否则短缺,如果不通过改变税率,民教经费则无从增加,若改变了税率又会使生活很贫困的农民雪上加霜。所以社教经费的不稳定和成数的不理想就理所当然了,它直接影响着省立民教馆经费的下拨。

4 余 论

民众教育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方式,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变化的必然产物。作为实施的综合机构和中心机构——民众教育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每一个时期民众教育馆的发展都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纵观近代民众教育馆的整个历程,又不难发现,政府的主导与参与、知识分子的推动、时事的变化等成为影响民众教育馆发展的重要因素。深究之,我们发现,民国时期由资产阶级倡导并贯彻的民众教育基本上是为适应中国民族资本迅速发展需要而提出的,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它代表的尽管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理想和追求,但它是历史进步的产物和象征,应予以肯定,这也包括对民国时期由各届政府当局颁行的一系列社会教育政策、法令、法规、方案、措施的肯定,虽然其中有很多是统治阶级为维护本身统治需要而加以贯彻的,带有封建性和专制性;但是也有相当部分内容是有利于社会发展、适应现代教育发展并符合教育自身规律的,尤其是在体制以及机构设置上,民众教育经历了一个日臻完善、稳定的过程,这些都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教育演进、变革的重要内容,其意义不可低估,它是历史进步的象征。

民众教育馆作为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和各级政府推行社会教育的重要机构,在近代推展了许多的计划和事业活动,对城市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它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开始摆脱盲目模仿外国,逐步走上适合中国国情道路的尝试和探索,这些探索和尝试所具的历史意义比它成败与否的影响更为重要,中国现代教育正是在这些尝试、探索中起步、发展和完善的。

[1]教育年鉴编撰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2]姜和.江苏省社会教育七年来之史迹[J].教育与民众,1934,5(8):1522-1534.

[3]彭大铨.民众教育馆 [M].南京:正中书局,1941.

[4]李邦权.民国二十年之民众教育[J].民众教育通讯,1932,2(2):57-76.

[5]徐旭.省立民众教育馆的问题[J].民众教育季刊,1932,1(1):78-86.

[6]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二月来本馆各种活动事业进行概况[J].民众教育通讯,1932,2(6):268.

[7]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本馆各种重要活动事业进行概况[J].民众教育通讯,1932,2(8):101-118.

[8]李建兴.中国社会教育发展史[M].台北:台北三民书局,1986.

〔责任编辑:张 敏〕

Abstract:Mass education(Socialeducation)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ducational causes atMin-guo period.Jiangsu province then played a guiding role in mass education all over the country.Taking Jiangsu provincial Zhenjiangmass education museum as a case study,this thesis outlines the development ven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Jiangsu provincialmass education museum and explores its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Despite government's political purposes,mass education played important active roles in people'swisdom enlightenment,culture popularity,employment training,which embodies social and educational progress.

Key words:social education;mass education museum;provincialmass education museum

An outline of J iangsu prov inc ialmass education museum atM in-guo period——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ialmass education museum in Zhenj iang

L IDong-mei
(Teachers'Further TrainingDepartment,Zhenjiang College,Zhenjiang 212003,China)

G249.29

C

1008-8148(2010)04-0094-05

2010-07-18

李冬梅 (1969—),女,江苏丹阳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华民国时期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