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芳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浅析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对基层社会的影响

张瑞芳*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民众教育馆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政府建立并主导的一种社会教育机构，它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教育制度，同时也是民国时期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同于传统的学校教育，其主要以提高社会文化水平、改进社会生活为目的，对当时基层政权建设、民众生活和教育出版业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影响；局限性

民众教育馆是民国时期颇具特色和影响的社会教育机构。它起源于民初的通俗教育馆和通俗教育会，产生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是当时政府推行并在城乡广泛设立的社会教育“综合机关”和“中心机关”。它发端于城市，推广至乡村；始于江苏，遍及全国。它主要的职责就是教育民众，其开展的活动，从识字教育到生计指导再到公民观念的塑造，涉及当时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汇集了博物馆、图书馆和体育场等各种社会教育事业。其主要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施教方式，演讲、出版刊物和阅读是其主要形式。另外其教育的对象与普通的学校也有所不同，除了失学成人之外，还涉及广大民众的社会生活，有移风易俗之效。1935年著名的教育家俞庆棠曾说过：“民众教育馆在近年发展之情形，无论在馆之数量上，经费上，职员上，其进展之速，均足惊人。在近年中国蓬勃发展的民众教育运动中，吾人不能不说以民众教育馆(有仅称教育馆，亦有称农民教育馆)的推广最为有力。”民众教育馆已经成为了开展民众教育的中心机关。

民国初期，由于军阀混战，战争不断，导致民众教育馆的发展缺乏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和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处于缓慢发展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众教育馆处于迅猛发展的时期。经过七八年的发展，已经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民国二十年的数据统计，全国共有公、私立民众教育馆900余所，发展规模不断壮大。当时大多数人士对民众教育馆报有乐观的态度，并进一步认为民众生活可随之而改变，社会生活亦可随之而推进，民众教育馆不仅在形式上是各种民教事业的中心，在精神上应使之成为民众生活的中心，社会文化的中心。

民众教育馆是民国时期推行时间最长的一种官方社会教育机构，它在改良民众文化、改善民众生计、塑造公民意识观念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

一、民众教育馆与基层政权建设

1928年国民党政权实施训政后，在地方建立党政分治的制衡体制。然而县党部在与县政府的权利博弈较量中，党权日趋弱化，党部组织松懈，无力履行相关职责。正是这样一个大环境，以教化民众，唤醒民众为目的民众教育馆应运而生，在基层政权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民众教育馆主要以“教育”的手段介入到基层政权建设方面，主要表现在协助选举基层领袖，推动基层权利重组和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协助政府重构基层社会秩序等方面。

民众教育馆对选举之事十分重视，选举过程也得到了各级政权组织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基层政权的重组。国民政府建立后，面对民初以来社会政局失范的情形，建立中央集权、重构基层统治秩序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在重构基层统治秩序中，政府需要借助民教馆这样的社会教育机构，在行政的监控下，协助选举“素孚乡望”、“热心任事”的基层领袖，推动基层权利的重组”。可见民众教育馆在协助选举基层领袖，推动基层权利重组方面所起的作用之大。另外民众教育馆在协调各种社会关系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指导区务会议及乡镇会议、调节民间纠纷等都是其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

作为教育机构的民教馆，之所以能参与基层政权建设，朱煜在其论文《民众教育馆与基层政权建设—以1928-1937年江苏省为中心》曾有明确的阐述：“主要是九一八事变后“内忧外患”的危局，激发了民教馆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国民政府“官办自治”成效甚微，也欲借助民教馆兼具官方和民间色彩的有力条件使之助一臂之力；加之中国社会尊师重道的传统，故而民教馆在协调与基层民众以及地方政府关系时多能如鱼得水。”

二、民众教育馆与私塾改良

民众教育馆主要目的是教化民众，而私塾又是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的途径，因此民众教育馆要达到其目的，对私塾进行优化改良就显得格外重要。

民众教育馆与私塾改良主要以江苏省为例，以小见大，看待整个民国时期两者之间的关系。江苏民众教育馆协助政府改良私塾的活动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初，江苏省作为率先成立民众教育馆的省份，因此在这方面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在私塾改良方面，江苏省主要通过建立改良过的私塾研究会、私塾管委会、塾师研究会、私塾改良会、私塾改进会等组织，依靠这些组织，研究私塾改良的方法，以此来推动私塾改良的顺利进行。江苏省改良私塾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建立特约改良私塾、进行私塾成绩展览、举办塾师训练班、举行竞赛，展示及集合训练，参与改良私塾宣传周等等。

通过以上方式，加上各级政府组织的支持，虽然过程比较曲折，但民众教育馆在改良私塾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民众教育馆通过对私塾进行改良，规范了教学秩序、改进了教学方法，丰富了教学内容，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民众教育馆与民众生活

20世纪初，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将目光转向下层普通民众，提倡并从事受众更为广泛的社会教育事业。以启蒙民众、改造民众、培养具有爱国心、公共心、独立性、自治力的一代“新民”。他们在大中城市创办白话报、阅报社、宣讲所、演说会等机构。民众教育机构为民众教育馆的出现提供了先期条件。再者，当时美国教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民本主义”、“生活即教育”“社会改良主义”等思想相继传入中国，进而在倡导教育变革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发展成一种社会教育改革思潮。民国建立之后，这种思潮得以具体的实施，成立了民众教育机构—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馆对提高民众素质，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民众的现代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民众教育馆的受众对象主要是普通居民，其前期的任务是从识字教育再到生计教育，它不同于传统的学校教育，主要以提高社会文化水平、改进社会生活为目的，其最终的目的是塑造现代化意义上的民众。

不可否认，民众教育馆在知识传播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其开办数量的持续增加也能说明这一点。经过民国几十年的发展，民众教育馆到1936年时达到顶峰，馆数由1929年的386所增至1612所，工作人员也由1929年1857人增至7054人。

但是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没有使民众教育馆达到理想的效果，倡导教育变革的美好愿望也并没有真正的实现。另外，民众教育馆受众范围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其大多数受教育者都不是普通民众，“而是来自本来就有意让子女受教育的人家，目不识丁的壮汉，通常对‘学习做合格公民’不敢兴趣，以干活忙和年龄大为借口。”可见其推行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基层民众接受任何一个新式教育模式都需要长时期的接受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民众教育馆的普及过程也是如此。

四、民众教育馆与出版业

民众教育馆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和教育民众，其主要的宣传媒介即是报刊出版。1932年2月公布的《教育部公布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中明文规定各省市及县市立民众教育馆均得设立出版部，以展开日刊、周刊、画报、小册及其他关于社会教育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

民众教育馆的出版事业也应运而生。

民众教育馆出版事业分为定期出版的民众教育刊物和不定期出版物两种基本的形式。首先介绍定期出版的民众教育刊物，县市以上的各级民众教育馆几乎都有自己独立发行的民众教育刊物，通常是月刊，条件好的省立大馆会发行周刊或是同时出版多种刊物，人手不够的县市立小馆则大多发行双月刊或者季刊。其次是不定期出版物，民众教育馆的各项活动都要围绕民众教育展开，其下属的编辑出版事业也不例外。除了印刷活动所需的各种标语传单外，主要工作便是编辑出版各种与民众教育有关的丛书，对于这类书籍，一般都采取不定期发行的形式。

除了上述两种主要的出版形式之外，民众教育馆还会发行出版一些纪念性的刊物，如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于1933年出版的《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周年纪念特刊》、浙江省立杭州民众教育馆出版的《浙江省立杭州民众教育馆概况》以及万县民众教育馆出版的《万县县立民众教育总馆第一周年纪念特刊》等等。这些刊物基本内容都是围绕当地教育馆发展状况，为以后民众教育馆事业的开展也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民众教育馆的出版事业具有显著的特点，首先它是民众教育馆下设的专门机构，是专门为民众教育馆服务的，其出版的刊物也主要是围绕着民众教育馆开展工作。其次民众教育馆所办的出版事业是属于非营利性质的，它与传统出版业以盈利性为目的不同，其主要是为民众教育馆服务，其经费大部分来自于政府拨款。另外，其出版的刊物大部分属于非卖品，这是与其他出版业的最大不同之处。

民众教育馆下设出版事业最直接的影响是推动了民众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民众教育馆的影响，提高了民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另外其在抗日救国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九一八事变以后，各地民众教育馆都展开各种抗日宣传活动，民众教育馆的出版内容里也相应增加了宣传抗日救国的内容，如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在1931年的出版物中就有《抗日救国小丛书》一书。

民众教育馆的出版事业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其出版刊物发行的范围是十分有限的，仅以《民众教育周报》1932年第1期所载之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的图书阅众成分统计为例，其阅众学界占50%，商界占18%，军界占12%，政界占10%，妇女占7%，工人只占3%，农民则没有。可见广大劳动人民是很少有机会接触这些读物，其受众范围是十分有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传播的速度与范围。

五、结语

作为民国时期社会教育中心机构的民众教育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众教育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推动了社会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民众素质，改善了教育环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与基层民众的矛盾。民众教育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民国时期政府管理基层民众的一种教育手段。

对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整个发展过程及其影响的阐释，我们不难发现，政府的参与与指导、知识分子的推动、时事的变迁都影响着民众教育馆的运行。当然其本身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地域分布不均、资源分布不平衡、政府的过度参与(使其缺乏主观能动性)等等问题，都限制着民众教育馆的长期发展，其与民国政府教化民众的初衷也出现背离。民国时期广泛设置的民众教育馆，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其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对当今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革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在简单梳理民众教育馆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民众教育馆对当今教育的借鉴意义？其在当时没有彻底推行的深层次原因？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的。

[1]林宗礼.民众教育实施法.商务印书馆，1936.

[2]顾良杰.民教专家会议之经过及其结果.教育与民众，4(6).

[3]俞庆棠.民众教育.正中书局，1935.

[4]李蒸.民众教育馆概论.教育与民众，2(8).

[5]朱煜.民众教育馆与基层政权建设—以1928-1937年江苏省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4(3).

[6]毛文君.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的发展及活动述论.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7]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民众教育馆.正中书局，1941.

[8][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9]《教育部公布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0]伍卓琼.浅论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的出版事业.黑龙江史志，2009(23).

[11]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发行.民众教育周报，1932(1).

张瑞芳(1991-)，女，汉族，河南周口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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