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文峰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从汉诗英译到诗歌创作
——论雷克思罗斯之“汉风诗”

葛文峰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是美国著名的现代诗人、诗歌翻译家。他译介了大量汉诗，翻译策略颇具创意。他的汉诗英译体验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诗歌创作。而且，雷克思罗斯十分推崇汉诗与汉文化，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极富中国韵味的“汉风诗”。他的英译汉诗，尤其是创作的“汉风诗”，奠定了他在美国诗歌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对美国现代诗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汉诗英译;诗歌创作;“汉风诗”

一、引 言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1905－1982)是美国著名的现代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在美国文艺界被称为“垮掉派教父”，他对美国的“垮掉的一代”产生了巨大影响。雷氏以其辉煌的诗歌创作与外诗英译成就享誉美国现代诗坛。

事实上，在雷氏的汉诗英译过程中，译诗体验与诗歌创作相互借鉴，交互影响。雷氏本人也承认:“我认为中国诗歌对我的影响，远远大过其他诗歌。我自己写诗时，也大多遵循一种中国式的法则。”[1]雷氏的“汉风诗”融入了如此多的汉诗与汉文化成分，以至于读者难以分辨汉诗译文与原创诗作。值得注意的是，为雷氏赢得声誉的正是这些英译汉诗与“汉风诗”。

二、汉诗之创意英译

尽管雷克思罗斯在不同时期所关注的汉诗与诗人不尽相同，但他所坚持的诗歌翻译观却始终如一，即“同情”诗歌翻译思想。他以诗人兼译者的立场出发，在《译者诗人》(The Poet As Translator)中论道:逐字翻译的诗歌是不成功的，理想的译诗是译者真切地体味诗人的情感(“同情”诗人)，然后通过译诗的语言将这种情感传递给译语读者(说服陪审团)[2]。由此可见，作为外在形式的译诗语言只是原诗作者情感传达的一种载体，只要有利于“移情”，译诗与原诗可以在语言层面上不遵循翻译的“忠实”。所以，在“同情”翻译思想指引下，雷克思罗斯称:“我的汉诗英译属于我自己。多数情况下，它们(译诗)非常自由，……(这)与我当时对原诗的感悟有关。……我译汉诗要使译诗适合我的风格与职责。……我希望它们既能符合原作的精神，又是一首独立的英诗。”[3]11雷氏以诗人特有的敏锐抓住了原诗的精神实质，细致地体会原诗诗人的情感，而在译诗语言表述上却拥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充分发挥诗人的想象。

他的创造性与“叛逆性”体现在翻译策略上，是为“创意英译”。20世纪初叶，美国译者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以“拆字法”英译汉诗引起了巨大反响。雷克思罗斯在创意英译中也继承了这一译法，加入自己的创意成分，造成刻意的误读。例如杜甫诗《杜位宅守岁》最后四行为:“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雷译为:

In winter dawn I will face

My fortieth year．Borne headlong

Towards the long shadows of sunset

By the headstrong，stubborn moments，

Life whirls past like drunken wildfire．[3]5

原诗写杜甫即将四十岁，人生如夕阳西下，感慨人生苦短、老之将至。雷氏将“烂醉”的“烂”字以拆字法将“火”字旁改写为“醉酒的野火”。据此，原诗悲观、失望的意味转变为积极、奋进的人生感悟。“其意象充满动感，强烈而鲜明。”[4]

三、雷克思罗斯诗歌之“汉风化”

通过汉诗英译的切身体验，雷克思罗斯研习了中国文化，感悟到汉诗的特质，凭借诗人的灵感将大量的中国因子融入到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别具一格、诗风新颖、饱含中国情趣的“汉风诗”。

1．雷诗语言之汉诗吸纳

在诗歌语言层面，雷克思罗斯极力师法汉诗语言特点。在他的“汉风诗”中可以觅得汉诗句法与意境的踪迹。

汉诗中通常需要严格的对仗，使诗词在形式上和意义上显得整齐匀称，给人以美感，是汉语所特有的艺术手段。而英诗中则罕见对仗的运用。杜诗素来以对仗工整、严谨著称。毫无疑问，雷氏在诵读、翻译杜诗时习得了汉诗对仗这一句法特点，成功地将其使用到自己诗歌中去。如《密林耳语声》(In the Dark Forest the Whisper)这样写道:

密林中的耳语声/源于百万树叶。

深海里的叹息声/源于百万波涛。[5]706该诗的对仗极为规整:“密林”对“深海”，“耳语声”对“叹息声”，“树叶”对“波涛”。诗句结构简洁，便于朗诵，又极富对称之美。雷氏甚至断言:“由于汉诗的影响，美国诗歌语言已经不像印欧语了，美国诗歌从逻辑上环环相扣的印句法变得尽可能松散，而以并置代替环环相扣。”[6]

此外，雷克思罗斯尤其推崇汉诗的意境。他解释道:“必有一个特定的地点，一个特定的时间……如果描写松林中远远传来的钟声，一定是群山之中有一座庙。用这种方式能令读者置身于一诗境中，令他置身在一个地点，就像令他置身舞台之上，成为演员之一……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基本技巧。”[1]144为了营造“中国化”的意境，他将汉诗里常用的意象移植到自己的英诗中。汉诗意象多寓情于景，借景抒情。雷氏巧妙地利用这一特点，于传统英诗技法之外、另辟蹊径抒发自己的感情。如《仿汉诗》(Imitations of the Chinese)之《逝去的爱》(Lost Love):

北雁南飞/你远在/东方。西风将送/信笺东去，而/这里，遥远的西方，东/风却不会吹来。[5]711

“雁南飞”、“东风”都是极具汉诗特色的意象。该诗题为“逝去的爱”，但没以英诗常用的直抒胸臆来写爱的离去。诗人用汉诗中的“雁南飞”意象描绘冷清、凄婉的场景，以“西风送信”，“东风不回”意象来暗喻恋人之间爱情的不可挽回。汉诗意象在英诗的语言里同样塑造了如哭如诉的爱情故事:北雁南飞，你在遥远的东方，西风送信。而我，在遥远的西方，东风不曾吹来!雷氏借景抒情、以汉诗的意象言说着含蓄的意境。同时，诗中意象全为外在客体，体现出英诗所无、汉诗特有的“无我之境”的美学标准。

2．雷诗主题之汉诗溯源

雷克思罗斯通中文，因而与同时期的其他美国诗人相比，他对汉诗的理解与感悟要更深刻、更全面。不难发现，雷氏不仅在诗歌语言上吸纳了汉诗因素，更在诗歌主题中显现了某些汉诗主题叙述倾向。雷氏的悼亡诗与友情诗的论述方式均流露出一定程度的汉诗秉承。

雷氏爱情题材诗歌中的悼亡诗深受元稹、梅尧臣等中国诗人悼亡诗的影响，尤其是妻子安德烈·雷克思罗斯(Andrée Rexroth，1902－1940)去世后所作的悼念亡妻的诗歌。雷氏献给安德烈的诗歌多达十余首。元稹与韦丛、梅尧臣与谢氏两对夫妇的情感经历与雷氏颇为类似，雷氏更能以切身经历对元、梅产生“同情”，在诗歌中再现类似汉诗悼亡主题的创作技巧。

梅尧臣的悼亡诗融爱情、亲情与哀悼于一体，丧妻、丧子后的满腹愁苦与世态辛酸浸透于诗篇。在雷氏英译的十三首梅诗中，有七首是悼亡诗。他称:“我素来认为他(梅尧臣)的诗作与西方诗歌有一种无法否认的相似之处。”[7]139。雷氏对梅诗有较全面的阅读与感悟，他曾在《春雨》(Spring Rain)一诗中写道:“清晨我读罢/梅尧臣的诗，整个下午/我与他漫步于溪畔穿越/丛林与开满六月花的牧场。”[5]558梅诗的悼亡言说方式通过译诗经验再生于雷氏的诗歌中。如梅尧臣用过计算亡妻离去的年数来表达孤苦岁月的刻骨铭心，感叹时光流逝而思念之情与日俱增。梅诗《悼亡》中的“结发为夫妇，於今十七年”演绎为雷氏诗中的“这些八月的夜晚/今夜十六年了 而我/也老了十六岁”。[5]232通过具体时间距离的表述刻画出生死相隔的距离，深化了沉痛的悼念。

英汉不同的文化传统通常赋予诗歌某些主题偏向。英诗的爱情、汉诗的友情主题倾向便是典型的范例。就普遍性而言，英诗中的爱情主题远远无法与汉诗中的友情诗相比。英国著名汉学家、汉诗翻译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对此曾评论道，男女之间的爱情关系对英语诗人来说是最重要的、最永恒的;而中国诗人把情感上的满足全部留给了友谊。[8]雷克思罗斯在翻译汉诗的过程中也注意到了这一差别，他在探讨杜甫诗歌时说道:“无论是在那时还是现在，他那一阶层的男人都是如此:他的充满激情的关系是他与男人之间的关系。”[7]130友情类汉诗情感真挚，诗人常以真诚的语调、甚至直接对话的口吻，或谈两人过去的交往细节，或论诗歌技艺的切磋。这表现出中国诗人间的朴实无华的友谊。雷克思罗斯对这一类汉诗非常赞赏，译介过杜甫、欧阳修、苏东坡等人的多首友情诗。雷氏诗友的友谊也以类似的方式谱写在诗歌中。

他在《致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之信》(A Letter to William Carlos Williams)中写道:

亲爱的贝尔:

曾记否:数年前，当/我告诉你你是第一个/中世纪以来/伟大的修道士诗人?我打乱了 /平静的晚宴进程。/您太太以为我疯了。[5]291

这首写给威廉斯的诗颇有中国友情诗风味。雷氏直接以信为诗，起始亲切地称呼威廉斯为“贝尔”，显示出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通过回忆过去的生活片段，呈现出两位诗人共同度过的美好晚宴时光。语调平淡而真挚，其友谊论述模式酷似汉诗中“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风格。

3．雷诗内容之汉文化植入

雷克思罗斯对汉文化非常倾心，他经常或以中国诗人、文化情景为背景进行创作，或将所译汉诗糅合到自己的诗歌中，或以中国道家思想为题材、创造出一种“空灵”、“无为”的氛围。就雷诗内容而言，大量汉文化的植入是其诗“汉风化”的直接手段。

出于对道家思想的仰慕，雷氏甚至直接阅读、体会道家典籍著作。他曾有机地将《道德经》章节融入其诗中。长诗《心之园，园之心》(The Heart's Garden，the Garden's Heart)第一节写道:

谷神不死，/是谓黑女(玄牝)，/黑女(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5]659

该节以描绘自然景物而展开，呼应了道家“万物不离，生生不息”的生态整体联系观。事实上，这引自《道德经》第六章。诗人把“玄牝”衍化为“黑女人”，体现了诗人母系社会的宇宙观和女性崇拜。显然，雷氏精确地把握了《道德经》的母体意识和“道”概念的内涵:“天下母”、“天下根”的“道”是万物存在的本源，它是生养万物、运化万物的动力之源。雷氏生态主义诗歌主题凭借《道德经》玄妙的“母性”阐述得以升华。此外，从雷氏多首描绘春天的诗歌中也可以读出，他肯定了道家“无言独化”的世界，以及身体之外、思想之外自生自化、自主自足的自然现象。[9]

虽然雷氏在英译汉诗过程中尽量选译文化背景较少的诗作，但是他对汉文化如此偏爱以至于做不到视而不见。譬如，汉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无法在译诗中传递，却可以以诗歌内容的方式出现。如雷氏有两首长诗名为《凤与龟》(The Phoenix and the Tortoise)和《龙与麒麟》(The Dragon and the Unicorn)。《礼记·礼运》有云:“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雷氏称，这四灵，象征四种不同的自然力:凤象征飘渺、超凡的力;龟是尘俗的力;龙象征另一种超凡的、主动的精力;麒麟象征一种非主动的力。[10]在此，就时间与空间而论，雷氏赋予凤与龙超现实主义、龟与麒麟现实主义的价值。

模糊的界线:译诗与作诗

汉诗“诗无达诂”的开放性特征为译者进行创意英译与英诗植入提供了契机。翻译与创作的界线难以分清，译中有作、作中有译、甚至是译作统一成为诗歌翻译中的一种常态。钱锺书认为有些人的创作“也许并非自出心裁，而是模仿或改变，甚至竟就是偷天换日的翻译。”[11]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翻译何时不是翻译?》(When a Translation Is not a Translation？)一文中详细论述了翻译与创作没有实质性的差别，翻译或创作只能是读者与作者之间达成的一致，一种形式的“共谋”。[12]以此审视雷克思罗斯个案，其汉诗英译与诗歌创作之间的界线也不十分明显。他通过增译、删节或改译的创意英译手法，在译诗中掺杂了译者个人情感的表达。无论是译诗还是作诗，其中都蕴含了雷氏作为诗人的情感脉络。他的译诗与作诗之间同样没有“质”的区别，只有“度”——翻译的“度”或创作的“度”——的差异。换言之，翻译成分多则视为译诗;反之，创作成分多则视为作诗。然而，有时翻译与创作的成分均衡，译诗与作诗之间的界线则会变得模糊。

雷氏曾在《爱与流年:续汉诗百首》(Love and the Turning Year:One Hundred More Poems from Chinese)中，将一首译作合一的《在山村》(In the Mountain Village)置于自己的中文名“王红公”之下:

野花野草长在/古老的庙宇/石阶上。太阳落在/青山之间。燕子/昔日在王府/画栋下筑巢/今晚却飞到/伐木工和石匠家里。

比石阶更古老的/是庞大的墙/无边的平垒的巨石覆盖着/苔藓和蕨草。如果你走近/静静地模仿树蛙的/叫声，你可以终日/同生于此处的它们进行交谈。[7]119

该诗分上下两个诗节。上节诗文极似于刘禹锡七言绝句《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可以认为是《乌衣巷》的创意英译的译诗;而下节诗文则是诗人以上节“石阶”意象展开描述，歌颂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主题。感慨人生多变、沧海桑田的感怀汉诗《乌衣巷》却有机地结合到雷氏生态主义诗歌中去，汉诗“诗种移植”，成功再生于英诗。

四、结束语

雷克思罗斯的汉诗创意英译策略有利于他传递原诗诗人的情感认同，而大量汉诗与汉文化植入的“汉风诗”创作又确立了雷氏在美国诗歌史中的地位。赵毅衡认为，雷克思罗斯揣摩汉诗多年，所得甚多。他是美国现代诗人中并不多见的、能把汉诗诗风的抒情气质学到手的诗人。[13]雷氏“汉风诗”吸纳的中国元素为20世纪的美国诗歌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也推动了美国诗歌的多元化发展。

[1]钟玲．经验与创作——评王红公英译的杜甫诗[M]∥郑树森，中美文学因缘．台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5:144．

[2]Kenneth Rexroth．ThePoet as Translator[M]∥．In K．Rexroth (Ed．)．Assays．New York:New Directions，1961:19－40．

[3]KennethRexroth．OneHundredPoemsfrom Chinese [M]．New York:New Directions，1971．

[4]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53．

[5]Sam Hamill＆ Bradford Morrow．The Complete Poems of Kenneth Rexroth[M]．Washington:Copper Can－yon Press，2003．

[6]Kenneth Rexroth．With Eye and Ear[M]．New York:Herder＆ Herder，1970:146．

[7]Kenneth Rexroth．Love and the Turning Year:One Hundred More Poems from Chinese[M]．New York:New Directions，1970．

[8]Arthur Waley．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M]．Lond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1918，4．

[9]叶维廉．道家美学、中国诗与美国后现代诗[J]．中国诗歌研究(年刊)，2003:1－47．

[10]钟玲．王红公英诗里的中国风味[M]∥郑树森等．中西比较文学论集．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80:103－133．

[11]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104．

[12]Susan Bassnet．When a Translation Is not a Translation？[M]∥Susan Bassnet＆ Andre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25－40．

[13]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54．

H315．9

A

1003－2134(2010)05－0139－04

2010－06－23

淮北师范大学2009年度青年科研项目“译介与重生:肯尼斯·雷克思罗斯汉诗英译研究”(700259)

葛文峰(1981－)，男，山东莒南人，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

责任编校 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