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艳

(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第三空间”的构建
——论拉什迪的复调思维在《午夜的孩子》中的呈现

王春艳

(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撒尔曼·拉什迪的小说《午夜的孩子》以独立后印度社会的政治现实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撒里姆的成长历程。小说从主人公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对话性和不确定性三个方面体现了复调小说的艺术特色。主人公撒里姆的不可靠叙事创造了个性化的历史语境，这种语境对印度官方历史的统治地位提出了强烈质疑。作品中多种声音的相互碰撞形成文本复调，并建构了意义丰富的多元化世界。

复调;自我意识独立性;对话性;不确定性;多元化

撒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创作的第二部小说《午夜的孩子》，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小说1981年出版，随后荣获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1999年被列入一百部20世纪最佳英语小说，在印巴次大陆和欧美文学界轰动一时。《午夜的孩子》以印度次大陆政治风云为题材，书中涉及拉什迪的政治观、历史观、宗教观，可谓是包罗万象，气势恢弘。小说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和后现代主义创作技巧融为一体，拼贴、戏仿、改写等后现代主义创作技巧与印度神话、历史、宗教母题完美结合，将读者带入一个神奇而又含混破碎的世界。杂糅及“第三空间”的构建是该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

本文主要以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为基础，分析《午夜的孩子》中包含的众多声音及独立意识，这些各自独立而又和谐一统的声音使该文本呈现多元化的世界。复调(polyphony)原是音乐术语，用于指欧洲18世纪古典主义以前广泛运用的一种音乐体裁。它是由相关但又有区别的声部组成，这些声部各自独立，但又和谐统一，彼此形成和声关系。运用复调手法，可以充分发挥各个声部的特点，保持其独立性，同时达到前呼后应、此——起彼落的效果。前苏联著名文艺学家巴赫金首次将”复调”概念引入小说理论，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内在的复调结构特征。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将小说主人公所具备的独立意识看作是复调音乐中各自独立而又和谐为一的声部，认为复调型小说的主旨就在于展现那些拥有同等价值、具有平等地位的不同独立意识。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指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1]29细读《午夜的孩子》发现，小说在体现作者后殖民主义立场“杂糅”观点的同时，还契合巴赫金复调理论的相关观点。本文主要探讨小说主人公意识的独立性及文本的对话性、未终结性，以揭示拉什迪在小说中描绘的意义丰富的多元化空间。

一、主人公自我意识的独立性

主人公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是复调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主人公时指出:“主人公对自己、对世界的议论，同一般的作者议论，具有同样的分量和价值。主人公的话不是作者声音的传声筒。在作品的结构中，主人公议论具有特殊的独立性，他似乎与作者议论平起平坐。”[1]30复调小说中的主人公具备很强的自我意识、独立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作者将主人公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并让主人公与这样的环境形成关联，作者不对小说中的事件作出任何评论，而是让小说中的主人公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主人公对故事人物、事件作出评价和判断。通过主人公的判断，能够确立主人公的主体性。

在《午夜的孩子》中，拉什迪没有采用传统独白小说使用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而是让主人公撒里姆采用散点透视的第三人称叙述方法，在过去、现在、将来三者之间自由穿梭，以呈现家族、身份、历史的记忆碎片。整个叙事始于印度独立，时间跨度六十年，讲述了三代印度人的生活经历。1947年八月十四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宣布印度独立。伴随着午夜钟声的响起，印度有一千零一个孩子出生。这一千零一个孩子被视为独立后印度民族的希望，他们的命运预示着印度民族的未来。印度总理还专门为撒里姆的出生写来贺信，信中这样写道:“你(撒里姆)是古老的印度民族的化身，我们将密切关注你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讲，你将是反映印度民族命运的一面镜子。”[2]122主人公撒里姆的出生被赋予传奇色彩，同时他的命运也“同印度的历史紧紧地铐在一起”[2]9。撒里姆成为整个印度国家命运的象征，并与处于流动状态的复杂历史进程产生很多关联。拉什迪让撒里姆采用回忆式的主体性叙述，再现了古老的印度民族在摆脱殖民统治之后步入现代化历史进程面临的困境，撒里姆不仅在讲述三代印度人的家族史，而且代表整个印度民族，表达为身份危机困扰的印度人民内心的焦虑和因无位置感而带来的危机感、恐惧感。在西方人的视野中，东方人一贯被视为他者和被描述与判断的客体。而在拉什迪的文本中，作为整个印度民族的象征，撒里姆成为发声的主体。小说中，撒里姆要么故意标错日期，要么篡改历史史实，要么对大量破碎的历史史实进行拼贴。这样，撒里姆的个体不可靠叙述与历史之间相互渗透、关联，形成复调。在小说叙述中，撒里姆两次蓄意更改日期。一次是1957年印度大选的叙述，他明知这种时间上的谬误，却故意拖延大选日期。表面上看，撒里姆的叙述时断时续，时空倒错，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而这种不可靠的叙述，非但没有削弱主人公的主体性意识，反而增强了主人公主体性意识。因为个体的不可靠叙述解构了历史史实的权威性，确定了自我叙事的合法性。撒里姆用主观臆想篡改印度史实，真假、虚实相互掩映，事实上，撒里姆的不可靠叙述是对史实进行的渗透与消解。这种叙述与历史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关联，历史的权威性受到质疑，与此同时，个体叙事的合法性得到增强。撒里姆呈现的历史事实的记忆碎片，折射出个人命运、个体体验。而正是这种个人与历史相互关联的模式，使得个体意识和个体体验融入民族主义意念形成过程中。“在早期的印度民族书写中，民族主义意念对个体意识施加了严重的影响，这种影响导致个体意识的消沉。而拉什迪笔下主人公不同于传统的印度民族书写中的英雄，他实现了拉什迪对传统的印度民族书写的突破。”拉什迪笔下的英雄并不是消极地接受历史规训，而是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讲述历史，质疑历史的权威性，导致以集权为特征的印度社会的政治生活理念和民族主义国家意念在主人公不可靠叙述中被消解。拉什迪让主人公不停地叙述，又不停地出错，目的就在于突破历史权威的禁锢，让平民化叙事渗透到官方权威的声音中去。这样，独立后印度社会的政治现实、历史环境这些传统独白小说中作者作为客体描述的因素，被纳入撒里姆的自我意识，因而主人公的主体性意识增强。

二、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性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对话性，是复调理论的精髓。在《午夜的孩子》中，拉什迪没有向读者传达带有主观终极色彩的权威声音，而是让不同人物带着不同的价值观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相互碰撞，相互作用，形成了多层面的对话关系。

(一)大型对话

总地来说，“大型对话，它不是指人物之间直接引语形式上的对话，而是小说的一种整体建构，表现为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关系上的对位关系。”[3]在《午夜的孩子》中，不同人物的思想观念都保持其独立性，但同时又相互照应，并形成和谐统一的整体。

对位关系在《午夜的孩子》中主要体现为带有不同文化身份的人物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照应和二元对立。小说中主要存在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殖民地与宗主国、继承与摈弃传统文化等对位关系。这些关系中，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对位关系最为明显，且恰恰体现了巴赫金对话理论的文化意识——“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体现着一种平等、民主的文化意识。它承认世界是由差异构成的，承认矛盾和对立的现实存在，但它倡导求同存异，多元共存，相互作用，而不是非此即彼。”[4]

在小说的开始，撒里姆叙述了自己的出生及出生与印度命运的关系，继而将叙述转移到1915年克什米尔的早晨。撒里姆的祖父阿济慈从德国学医归来，他试图通过皈依伊斯兰教来拯救分裂的自我。与此同时，阿济慈发现已西化的自我与古老的克什米尔格格不入。现代的西方元素注入古老的印第安民族身份，两者发生碰撞和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导致了困扰阿济慈一生的身份认同危机。拉什迪在小说中将古老的东方元素与现代西方元素并置，形成了贯穿小说始终的既相互对峙、又相互融合的两种声音。阿济慈接受了西方教育并带着听诊器归来，古老的印第安对他所接受的西方教育和回归故土充满了憎恶和敌视。小说中，老泰代表的是与阿济慈相反的另一种声音，他是古老印第安民族和东方神秘主义的化身，是一部无人可以解读的印第安神话。这两个人物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念和文化身份，这样，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想发生尖锐的交锋并产生对话。老泰是克什米尔的老艄公，当别人问起他的年龄，他总是手指群山说道:“自我生下来，我就看着这些山峦，我见过以撒，那个基督信徒曾经来到克什米尔，……。”阿济慈带回来的皮包，在老泰眼里，既代表着先进、进步，具有异国色彩，又是侵略性的象征。老泰年复一年的穿同一件衣服，并且从不洗浴，当他缓慢地经过阿济慈房间时，他的身体散发着一股“可怕的气味”[2]27，这股气味进入房屋，甚至扩散到花园，致使“花儿凋谢，鸟儿从窗户边逃离”。在这里，拉什迪采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老泰身上散发的气味似乎对阿济慈产生了震慑作用。很显然，老泰在以这种奇怪的方式抵抗西方元素对他土生土长古印第安身份的侵犯和吞噬。老泰的一生充满了对异族文明的恐惧，而阿济慈的一生也同样在身份认同危机带来的严重焦虑与困扰中度过。在生命将息之时，他时常梦到自己又重新回到克什米尔，又听到老泰的声音。老泰和阿济慈分别代表东方与西方，这两种声音相互对峙又相互兼容。在文本中，拉什迪最终建构的这两种声音打破了彼此之间的界限，形成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复调。

(二)微型对话

在复调小说中，单个意识内出现双重思想或多重思想的交锋构成微型对话。在微型对话中，主人公的意识内会出现多个人物的声音。在同一空间结构中，多种声音相互交织，多种论调相互对峙，相互抗衡，相互交融。这些混杂的多声部声音相互交锋形成对话，而主人公的意识也融合了众多意识。这种现象在拉什迪小说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首先，作者在小说中为撒里姆设立了一个对立面，一个对立的“自我”——湿娃。由于午夜诞生的孩子与印度历史之间的特殊关联，他们都被赋予了这样或那样的神奇功能。撒里姆和湿娃的出生最接近午夜零点，具备很强的法力。撒里姆深谙通灵术，就像一个电台能够将其他午夜孩子的声音和意识汇聚到他的意识中，而湿娃则是战争奇才。由于保姆玛丽实施调包计划，使得本应该出生于富商家庭的湿娃流落接头，而英印混血儿撒里姆却阴差阳错进入了穆斯林富商家庭。湿娃是潜伏于撒里姆心灵深处并时刻与他内心深处的声音相抗衡的另外一种声音。拉什迪设立了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声音，同时又创设了与这个声音相对峙抗衡的无限多个声音。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代表着多元论对经典论和中心论的挑战，这是不仅在后殖民时代文学作品中，也是在整个文化思维和文学创作领域中越来越强烈的一种声音。”[4]由于撒里姆的出生被视为印度历史的替身，因而他被置身于印度历史的中心位置。每当夜深人静之时，那些众多的声音进入撒里姆的意识，他们带着不同腔调，操着不同口音，发起论争，向撒里姆的中心地位提出挑战，提出质疑。在午夜孩子同盟中，撒里姆一贯倡导遵循“第三条原则”[2]255，其目的在于建立和谐的午夜孩子同盟。而湿娃则对撒里姆的“第三条原则”嗤之以鼻，“有钱的家伙，这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第三条原则'，只有拥有与丧失，左与右……，在这个国家仍有五千万人处于饥饿状态，有钱的富人追求梦想，而穷人只有抗争……。”[2]255撒里姆十分惧怕自己出生秘密的暴露以及自己作为历史宠儿的中心地位的丧失，因而他拒绝将湿娃当作与自己对等的另一个声音，而是将他视作敌人——和自己对立的另一个自我。在撒里姆的内心深处，这两种矛盾对立的声音一直不停地争论着，激烈地交锋着。小说中，微型对话展现了撒里姆与湿娃及其他午夜孩子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

三、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

小说中，不确定性代表不同文化身份的各种声音的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拉什迪笔下的印度社会是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在相互碰撞与相互融合的杂合体。在文化身份的定性上，拉什迪的文本解构了传统一元中心论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任何一种文化身份都不是纯粹的、固定的，而是处于相互渗透的流动状态。撒里姆和潜伏在他意识中的湿娃这两种声音之间的对峙与争论，则代表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矛盾，他们是双重自我共存与矛盾的统一体，撒里姆对湿娃的流放并没有使自己获得历史中心的位置。小说结尾，撒里姆和寡妇在魔法森林中搏斗，自己成为寡妇的手下败将，还被迫交出其他午夜孩子的名单和住址，结果所有的午夜孩子被集体实施了绝育手术，丧失了繁殖后代的能力。这一事实恰恰说明，撒里姆极端理想主义的“第三条原则”宣布破产。撒里姆本人也感到自己正在裂变，由于他的裂变，千千万万个声音得以释放。这些声音的存在足以表明，现实不是固定的、单一的，而是多层面的、多角度的，同时也是不确定的。撒里姆的祖父阿济慈与老泰之间的对峙，也没有让彼此获得单一纯粹的文化身份。小说中所有人物都为身份危机困扰，并且都生活在试图追求单一固定历史文化身份的梦幻中，而拉什迪让多种声音相互对峙，又相互消解，进而形成对话，这种对话又解构了所有人物追求单一固定历史文化身份的梦幻。新旧历史空间的交替与置换，留给印度民族支离破碎的历史文化身份。通过人物自我意识的叙述和内心世界的刻画，拉什迪展现了印度人民在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整合破碎的文化身份面临的困境和由此产生的焦虑与困惑，同时也向读者传达了独立后印度人民深切感受的文化身份的未论定性。作为一位具有跨文化民族背景的移民作家，拉什迪在文本中建构的异质杂糅的“第三空间”，使得文本意义呈现不确定性，也带给读者意义丰富的多元化世界，“第三空间”的建构正是作者跨民族跨文化意识的具体实践。而作者倡导的多元文化共存和各民族之间平等对话的文化思维，则有助于人们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视阈带来的认识排他性，在全球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结语

拉什迪让小说人物在共时性状态下展开自己的意识，从而形成各种意识、声音的共存和相互作用，构成了不同的对话形式，并在对话中打破一元中心论，从而建构了处于流动状态的不确定世界。多种声音的碰撞与融合瓦解了中心与边缘、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这种复调思维导致了意义的多重性，其文本运用传达了拉什迪创作中对传统的西方中心论提出的质疑和挑战。作为具有跨文化背景的旅居作家，拉什迪在文学创作中表达了对印度民族文化身份的反思。同时，这种复调思维也使得拉什迪在文本中探索不同文化身份的冲突与融合成为可能。正如拉什迪在“想象的家园”中描述，“我心中的印度一贯是建立在多样化和杂糅的观念基础之上的。”[5]

[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2]Rushdie，Salman．Midnight's Children[M]．London:Piscador，1983．

[3]王晓兰，李晖．论《宠儿》的复调性[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4]李琳．关于巴赫金对话主义的思考[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7)．

[5]Rushdie，Salman．Imaginary Homelands:Essays and Criticism[M]．New York:Viking，19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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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2134(2010)05－111－04

2010－07－30

王春艳(1981－)，女，安徽泗县人，江苏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

责任编校 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