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羽华

(南京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210093)

身体、欲望、抒写与当代意义的发生
——新世纪底层文学中欲望叙述话语的心理透视

张羽华

(南京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210093)

20世纪90年代以降，后现代作为一套价值模式，一种文化理念，正驱使作家创作价值观念的内省和转变以及文学价值的离弃。作家沉迷于本能欲望的抒写，身体遂成为欲望本体化写作的核心。进入新世纪，文学创作在一些行家看来进入一种绝境并发生蜕变，但有一股暗流却引起学界的关注并给予审视，那就是文学默默转向令人痛心的底层生存角落的抒写。底层写作者笔下的人物饱含着生存的渴求与困顿，踽踽独行于人生艰难而又披满荆棘的求生道路上。一道凄凉的风景给底层求生者带来的是生存欲望的执著追求，生存的欲望话语进而成为新世纪底层文学表达的主题。

新世纪;底层文学抒写;当代意义;心理透视;生存欲望

20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人们的价值观念正日益发生变化，经济利益的首脑地位赓续凸显。后现代作为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一种文化理念，正驱使作家创作价值观念的内省与转变，对文学价值的离弃，沉迷于本能欲望的抒写，身体，作为一个社会话语实践的象征，语义符号化的参照系，至善(ultimate good)的窥视欲，理应成为当代欲望本体化抒写的核心。进入新世纪，文学创作在一些人看来进入一种绝境并发生蜕变，但有一股暗流却引起我们的关注并值得给予审视，那就是文学默默转向令人痛心的底层生存角落，关注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勾起了我们的灵魂的悸动。底层写作者笔下的人物饱蘸着生存的渴求与困顿踽踽独行于人生艰难而又披满荆棘的求生道路上。当代一部分人物质在生活得到满足争相追求精神的享受时，另一道凄凉的风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底层求生者拥有孤独的身体对生存欲望的执著追求，生存欲望进而顺利地成为新世纪底层文学表述的主题。“把生存欲望突出为一个基本的表现主题意味着生存欲望不再只是人的一个酣睡着的本能方面，它成为意识的聚焦点而被突出出来，由此不是要开掘表现人的生物本能，而是要表现社会个体最基本的生存处境，表现出人物对环境的意识与要求。”[1]这正是当代底层文学欲望叙述话语抒写的意义所在。

一

如果说在20世纪以前的小说欲望叙述是一种寻求人性的解放，人类自我救赎出路的探寻，权利欲望的占有，内省隐秘欲望和肉体疯狂释放与宣泄，开掘表现人的生物本能的话，那么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小说的主题却呈现另辟蹊径的欲望化的表述，即一种向土地、向城市求生的欲望同样本能的驱使求生者踽踽独行地探询着、沉思着、追寻着人的生命历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和文学观念的自觉，给城市发展的再解读提供了条件。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发展，商业经济大潮已为时代所备，消费主义盛行，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城乡经济一体化，为大批乡下人进城求生存求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发展的契机，一种向城市寻“金”的欲望美滋滋地吸引他们。乡下人以一种贪婪的目光，踏上汽车，走向探寻生存的欲望之路，恩格斯说:“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下来就有的，同时还必须承认他人的相应的欲望的权利。”[2]这里相应的欲望的权利就是人的最低追求的生存权。

在乡村，土地的减少，农业人口的增长，加剧了剩余人口的增加，圈地运动疯狂的浸淫，这样“由于丧失了土地，这些现代的漂泊无依的灵魂必须寻找一种替代品——那就是欲望，肤浅的欲望”[3]。这种肤浅的欲望在笔者看来，是底层求生者最基本的肉体之寄托，精神之寻求，生存之保障。在媒体、电视等的传导下，乡下人一种生存本能的欲望冲动，一种寻求幸福的心灵之光驱使他们离开贫困而美丽宁静和谐的乡村，物质、经济的贫乏，家庭的开支，衣、食、住、行的档次提高的需求，审美心理的涌动，关注个体生存本质，肯定也使欲望等创作观念的转换无疑给关注乡村生存本质又提供了文学准备，而这种文学准备恰好又为身处边缘作家所捕捉、所摄取。底层写作者再也沉不下心来抒写乡村诗意般的田园生活和对风俗画风情画风景画的描摹与展示，废名、沈从文等一大批乡土作家笔下的理想世界早也被经济全球化工业化所冲毁，他们热衷与发掘乡土中国的诗意，探索乡土文明的文化价值。那种依托各自感官所捕捉、所摄取的平民世界表现淳朴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已被当代作家抒写所驱魔，乡村生活的内在本质被剥离了出来，“向城市求生”的欲望也顺利成为新世纪底层写作者所抒写的话题。这一底层求生欲望话语的沉痛表述的主题，考验了新世纪底层写作者的人格风范和人道关怀基准。

城市，作为一种符号代码，它融合了社会的众生相，它以“现代性”作为驱动轮的标志，以经济考量人的社会地位，一种向上的发展冲动，在新世纪的城市，给人直觉就是生活的紧凑，文明的象征，理想现实的场所，肉体的狂欢，人生价值的展示。城市各彩灯光尽耀眼帘，无疑加快了人行走的脚步，让人们心中始终涌动着“现代性”的冲动和幻觉，追寻与欲望，给人们带来内心的骚动和渴望。向城市求生存，原则上乡下人只是进城寻求一点稳定的活儿，有一种安稳的收入，按月给家里寄去一笔较为可观的收入，他们心安理得，不要求过高的奢望和人生理想，对管粮(仡佬族作家王华《回家》，《当代》2009年第5期)来说，他进城的目的是挣六万块钱买回自家生在街边的那块土地，因为在城镇化过程中，失去了那块他爹视为命根子的土地，在他爹看来做农民没有地，还有啥活头，但这一朴素的理想和希望似乎也难以达到。他们的根始终在乡下，“回家”是他们的最终归属，他们向城市求生，是带有一种背离亲人、孩子的痛苦和哀伤而又隐含很大希冀和欲望，我们随时看到里面只有一双双欲望的眼睛，渗透着求生存欲望的凄伤故事，“城”只是他们暂时的落脚点，“乡”才是他们灵魂和生命的归宿。

二

在生存困境中激发欲望的一群求生者，在乡村和城市的单线上滚动，这也成为关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与最广泛的个体生命联系的命题。身体、生命作为独立的个体也被凸显，身体、生命自身存在的渴求、困顿、痛苦，为作家所体验，王华笔下的管粮一家人，荆永鸣笔下的来泰，马忠静笔下的秋飒爽，陈武笔下的车小民，杨继平笔下的赵三林，周大新笔下的暖暖，孙春平笔下的彭雪莲等一大批求生者，他们都为生存而活着，为活着而追求求生的欲望。底层写作者也不再像北京的邱华栋，广州作家张欣，长沙作家何顿，上海作家卫慧、棉棉等，绞尽脑汁的描述“都市欲望”精神迷态的光怪陆离的形态与肉体的沉溺。这批作家更注重的是讲述这些都市寻梦者在五光十色、喧闹奢华的物质诱惑及其陌生而又奇异的城市文化氛围刺激下生存嬉戏，讲述其中为数众多的艳情女人在奋力跃入并沉浮与城市欲望旋涡的过程中，拼命赚钱，及时消费，尽情享受，在欲海沉溺中并未有突围的迹象，这在海男的《美腿女人》《你说开始吧》《裸露》，徐坤《爱你两周半》，陈染《私人生活》，九丹《乌鸦》等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把身体铭刻为一种叙述的符号，把“叙述的欲望作为故事及其讲述的双向动力学，转而指向对于身体的认识和拥有”[4]。

在《小说界》2003年4期刊发的《秋飒爽还想在北京打工》中的秋飒爽的身体被作者马忠静表述为一种叙述的符号，秋飒爽的人生追求的欲望哲学就是“人的欲望是一种对通过其自身，通过一种消灭一切的缺乏来得到满足欲望的欲望”，“渴望一种欲望，就是渴望被别人欲望，这意味着想要同化别人的欲望，使之成为自己的，消除其作为外在东西的存在”。对北京的欲望，与其说是她从小对北京的痴迷，弗如说是生存的无奈促使了她渴望改变自身，去寻找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秋飒爽作为一个下岗职工，不假思索地钻进了北京打工族，成为一家报社的打工记者，不久得到小老总的赏识，工资上涨有加。她在北京，经历了作为一个杂志打工族到一个网友床上的玩物，做他人保姆，到出版社投稿不到一年换了几个地方的辛酸历程。寻职的艰辛，寄人篱下的委屈，人格的侮辱，深受城市人的排挤，充溢着幸福追求的渴望和遇挫后的苦痛，使秋飒爽的人生哲学表现为:在家乡我越来越大，在北京我越来越小。但城市，作为现代化的象征，总有她的诱惑力，尽管秋飒爽在北京经历了人格的侮辱，生存的艰难，但这也抵挡不住城市的诱惑。

底层写作者由于身临其境地感触进而升腾良知的元素和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把那些生存在地底下的弱势群体，通过把已化为灵魂深处的阴影的过去再现出来，挖掘那些外部事件如何转化为精神的东西，成为个人无尽痛苦的根源、追思和表达，以及在试图解释和适应这种困惑所经历的痛苦时，也试图通过对作家笔下的人物命运的行踪发展原生态的展露，通过必然的发展行经预示着他们在向城市求生时的欲望所遭遇的苦痛与辛酸。但城市的发展，所显示的诱惑力又无法使他们割舍，“秋飒爽想家了”，“北京，北京!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当然也是我秋飒爽的北京。”“秋飒爽的眼眸波涌着太多的不舍，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秋飒爽还想来北京打工”，白连春中篇小说《我爱北京》的主人公李多粮疯狂的爱上北京，把北京当成死去的儿子，把北京当成儿子来爱，这更是李多粮农村质朴的本能生存的追求，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城市欲望情结，始终扭结着他们的精神痛苦根源。

“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5]就是因为生存需要，迫使他们自发自然的产生了一种向城市求生的欲望情结，这种人生图景，我们可以借用吴培显先生对有关都市寻梦者的心路历程的线索的展示来彰显新世纪底层求生者向城市求生心路历程，即“自我价值实现的期待和自觉追索——边缘生态的奋争和流浪的窘迫——都市欲望的诱惑和无奈的观念跨越——欲海漂泊的迷茫和名利欲望的满足——理想色彩的蜕变和价值取向的扭曲——自我的异化和迷失——悲剧性结局”[6]。仡佬族女作家王华在《山花》上发表的近作《静静的夜晚》，讲述了一个偏僻山村的打工女孩陈阿朵来到远水镇照顾一个患脑瘫的朝朝，在朝朝病情有丝毫起色的情况下，父母丢下了朝朝不知所向，而阿朵怀着农村朴素的品质，把朝朝抱回乡村贫穷的家庭抚养。面对十分贫穷的家庭，阿朵只有走进城市做洗头工，怀着榜一个大款的欲望作为民政局局长王格式的协议情人，在幽会时，陈阿朵同他一起遭到绑架，他死里逃生，但陈阿朵因为他只顾个人利益而知情不报，最终被绑匪变成尸体换了钱，陈阿朵的梦也就此破灭。

在当今社会，作家的人格非常重要，在文学创作中，作家的价值观、人生观，无不触及作家所处社会发展状态。作家细腻的文笔，敏锐的社会眼光，社会的责任感，将推动作家去寻找当代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作家的灵魂无法处于宁静的状态去获取暂时的休闲愉悦，它总是伴随作家对人性的追索，对人性的价值的思考，它总是“带着忧伤、哀怨、痛苦、希冀的鸣叫，在蓝天、山峦、大地、海洋中写下一路的心痕。作家也充溢着欲望，一种为弱势群体生存欲望而写作的欲望，他们孤独，但他们也充实;他们焦躁不安，但他们也沉着，他们永远在失望与希望的交织中探索。”这就是作家——富有激情永不满足，让灵魂纠缠着苦难和不幸的一种特殊人物，他无法忘记现世，也无法忘记未来，他无法忘记历史，他也无法忘记人性，……试图用文学为手段获得现世利益的人难以写出好作品。[7]底层写作者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着深切的关怀和诚挚的爱。当然，他们并不是对世俗的不满，以之来渲染内心的苦闷，更在于他们深处逆境中描述“寻找生活”的激情与良知。

三

新世纪的底层写作者，虽然他们之中有着20世纪留下来的胎记，但他们的良知与心性，创作的真诚与执著，并未因新的世纪的到来，而随之抹去。相反，在新的世纪，他们更以新的眼光来审视时下的社会世态和底层人的生存处境。

沃弗纳格《对人类精神的认识:一个导论》，伏尔泰《形而上学论》，潘尔维修《精神论》，狄德罗的《哲学思想录》等著作，强调了人的真正本性就重在于欲望，笔者认为这更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欲望。在底层写作者的创作中，我们看到钱高梁到工地抬预制板遭受粉碎性骨折进医院就医无钱(《放声歌唱》刘继明)，柯依娜为家庭解困变相卖身出国(《狮身人面》王手)，李美凤凭一双漂亮的手去城打工被廖木锯破处最后进监狱(《乡下姑娘李美凤》王手)，大宝打工的心路历程(《我们的路》罗伟章)，“我”即坏爸爸利用几个残疾小孩上城乞讨赚钱(《坏爸爸》王新军)，朱香因被丈夫折磨而杀死丈夫凄惨的场面(《尖叫》王祥夫)，郭运(《无巢》熊育群)怀着普通人的梦想来到城市里，想赚钱回家建房，继而娶妻生子，过正常人的生活而失望，无不是充满生存欲望，等待他们的却是人生命运的悲剧，作者并没有任意夸大作品的社会意义，也没有在文本中弥漫着浓厚的脂粉气，商品味和市侩气息，而是运用心理学的知识对这一弱势群体作近距离的透视，道出人生的悲凉。

在当代，乡下的女孩子们进城的欲望，是带有生存欲或者说通过“兽性”的欲望来达到生存欲望。王国维在评《红楼梦》时认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8]实质上，王国维在这里强调性欲的同时，也隐含有生存欲望，因为“兽性”与“人性”生存欲望是不能分开的。在新世纪，经济的快速发展，拉开了城乡的距离，还存在等级的差别，乡下的女孩进城来求生存，她们没有什么技能和生活经验，惟有农村质朴善良、勤劳的本性，但城市，尤其是发展的城市，并不能容纳她们走正路，反而是被动和主动的卖淫。她们赚钱后寄回家，让父母盖房，供兄妹读书，然而，像方方《奔跑的火光》中的英芝，却走了她们相反的路，英芝的原始欲望也就必然导致她的毁灭。她既不像其他女孩们那样读书考大学，也不像另一些女孩勤劳质朴，她就是想轻松的赚钱，她那份野心勃勃的求生欲望致使她的悲惨结局。

文中写了乡下女孩英芝，家里并不算富裕，一个偶然的机会，村里的三伙因为英芝的歌唱得好，就叫她加入他们的戏班子，村里办红白喜事需要她这样的人。这为英芝欲望的追求提供了契机。英芝是风骚而又传统的，金钱的诱惑，导致了她理智的丧失。出去唱草台班子挣钱，歌手打情骂俏，与贵清一起唱歌，跳脱衣舞，同时和几个男人睡觉等行为，但在盖房子这一“正义目标”所遮蔽下得到了同情与理解。“我就是拼了命，也要盖一栋房子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房子就是我的家……到那时，我要让贵清亲眼看看，要贵清的爹妈亲眼看看，我不做你家的媳妇，就会比谁都过得好”。于是，她反抗丈夫贵清，祈求一片自己的生存空间，但往往是自己挣的钱给男人花时，还要遭受毒打，也倍受公婆的白眼。自己的美丽，也得到文堂的青睐，英芝不甘于眼下的生活，她总觉得应有一份美好的生活正等待着她，她试图亲手制造这份美好的生活，过上城里的日子。但欲望的破灭正向她挺进。聪明、漂亮的英芝因为未婚先孕，为公婆所不容，丈夫的浪荡，她的好强个性与接连不断的挣扎，这一不和谐的家庭，造就了她最后锒铛入狱的悲剧命运。

仡佬族作家王华《傩赐》(《当代》2006年第3期)描述一个傩神赏赐的村庄，带着底层写作者浓重仡佬族符号象征的历史记忆和追思，描绘一个村庄外乡女秋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懵懂嫁给了兄弟三人，他们拼命挣扎求生存甚至几乎付出生命为代价，仅仅是追求一妻一夫的正常人性生活的理想，作品在“白太阳的美丽和忧伤”中开始，在“白太阳显得很单薄，单薄得若有如无”中悲剧性结束，像一首挽歌，奏响沉重低沉的哀乐。《回家》和《在天上种玉米》是作者2009年分别发表在《当代》《人民文学》上的两个中篇小说，同样是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欲望命运的抒写，如果说以前的小说主要关注的是静态的“家园”“村庄”苦难叙述的话，那么这两篇主要倾诉的是底层求生者流动的生存本相，作者巧妙地把生存的欲望和人物的生存境况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出在地域化民间神性的束缚下恋于土地而又企图摆脱土地的二重困境中的艰难历程。前者阐释的是一批“向城市求生者”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去了土地，在金融危机中失去了工作，在“回家”的艰难路途中的一副痛苦相，由于在工厂上班，一夜之间倒闭，身无分文，他们唯一的期望就是“回家”，然而“回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奢望和企盼，后者仍然抒写一群熟悉的乡村“进城求生者”在城市的“天上”种玉米遭受阻碍的滑稽相。

四

底层写作者总是以自己锐利的眼光，穿透虚假的表象，看透其中所包孕的丑陋、卑劣、虚伪，在自由、深沉的遐思中寻找人性的闪光点，构筑人类完美的人性，剖析人类难以接纳的阴暗面，对人生存欲望的渴求作了酣畅淋漓的抒写。

刘庆邦近几年对矿区人们生活的欲望追求，作了独到的阐释。他擅长于煤矿的描写，将目光锁定在煤矿这一特殊的地域，煤矿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代码，代表着新与旧，城市与乡村等对立的冲突与撞击。刘庆邦所选择与坚守的是良知，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时代转型社会期的诸多矛盾也将会长期存在的。《红煤》中的底层求生者的生存欲望，他们的痛苦与堕落，为我们展现出一幅转型社会农民(弱势群体)的生存图景。刘庆邦关注的社会变革对农民生存方式的冲击，作者深刻体会到了农民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悲痛与生存的挣扎。作家让宋长玉离开家乡来到矿井，就是要将其投入到严酷的生存竞争中，剖析其心灵，考量其人性。作家对社会深层次问题的审视，对人性与良知的考验，对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境遇的关注，也体现了作家强烈的现实忧患意识。

个体生存欲望的表述成为新世纪底层文学中的表达主题，对我们解读当前相关底层文学作品无疑起着一个导引作用，像滕刚的长篇小说《异乡人》，以异乡人的独特视角，叙述了一个底层小人物的生存境遇。最近仡佬族作家肖勤小说《我叫玛丽莲》》(《时代文学》2010年第1期，《中篇小说选刊》2010年第2期)、《云上》(《十月》2010年第2期)也着重对底层求生者生存欲望的表述，赋予人道关怀。荆永鸣《陡峭的草帽》(《小说月报》2009年第3期)中的底层求生者怀着对高楼大厦的向往涌进城市，即使成功，也无法融进“草帽”的“陡峭”的中心，始终是“草帽“边际人。王新军《少年的戈壁》(《小说选刊》2009年第8期)中的马石头进城打工的理由很朴素，就是挣够一万元钱把女朋友王春麦娶回家，实现“五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坑头”简单的人生理想，就是这种简单的理想由于打工中的种种人生际遇也无法实现。王十月《开冲床的人》(《北京文学》2009年第2期)中的一个叫李想的打工者，他的求生欲望就是挣钱治病，找回失去的声音，等到的是冲床巨大的铁掌把他的身体扭成麻花状悲惨境遇。基于此，试从新世纪底层文学中欲望叙述话语的心理透视入手，解读底层写作者的创作，无疑是一种尝试性的探索，标示着当代意义的发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待继续。

[1]赵顺宏．社会转型期乡土小说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233～234．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09．

[4][美]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11．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285．

[6]吴培显．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17．

[7]王光东．现代·浪漫·民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专题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71．

[8]王国维．《红楼梦》评论[G]．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3．

I206．7

A

1003－2134(2010)05－0106－05

2010－04－30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乌江流域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09SK004)

张羽华(1977－)，男，土家族，重庆酉阳人，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责任编校 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