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鹏 周立

（四川理工学院政法学院 四川自贡 643000）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

朱鹏 周立

（四川理工学院政法学院 四川自贡 643000）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首要的问题就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当下中国建设实践面临的重大课题。只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将其作用发挥出来，才能稳定社会，推动社会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社会。

人民内部矛盾；和谐社会；政治稳定

从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以来，学者们都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构建和谐社会”话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研究。学者们都认同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性指导意义。毛泽东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第一次阐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提出全党全国的主要任务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1]当下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正确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加强社会团结。

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意义

1.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对待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内在要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是人类一切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矛盾。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的主要矛盾纷繁复杂，与当前社会敏感的各种问题相互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我国当前具体的社会矛盾中，除了体制性、政策性的矛盾外，更多地、集中地表现为一种社会主体——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矛盾。目前我国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矛盾，可区分为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其中，大量的、经常的、主要的则是人民内部矛盾。[2]要综合地处理好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首要处理的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最为关键的也是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2.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毛泽东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地位和作用，创造性地丰富了它的内容，还创造性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成功地分析和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许多复杂矛盾。但是由于他深受以往斗争经验的影响，他也没有完全避免经验主义错误，在实际处理两类社会矛盾问题上存在局限。毛泽东把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割裂开来，强调斗争性而忽视同一性，进而把斗争性绝对化。他经常说，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综合就是一方消灭一方，一个吃掉一个，就是大鱼吃小鱼。他认为矛盾即是对立，对立即是斗争，形成了“斗争哲学”的思想。毛泽东还把这种哲学上的观点等同于现实中的阶级斗争，从矛盾的普遍性、斗争的绝对性直接推出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直至做出诸如“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等错误论断。[3]在反右派斗争中他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他认为当时国内依然还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反右派斗争看成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一场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这场斗争不取得胜利，那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3.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当下中国建设实践面临的重大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新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不断出现，无论是在物质利益方面，还是精神利益方面。利益分化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利益群体间的竞争与争夺越来越复杂。在改革开放之前，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范畴下，中国以国家主义为指导，国家成了各种利益的总代表。在这种利益主体相对单一的体制下，即使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之间存在某些矛盾的话，这些矛盾也并不突出，更不会演变成激励的冲突。改革开放之初，原来的单一的利益主体模式逐渐被打破，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随之而来，原有的分配机制受到冲击。[4]

改革的确需要付出些代价，特别是在初期，一部分人利益受损或者做出牺牲难以避免。对于这些新的社会问题，邓小平做到两点：决不重蹈阶级斗争的老路，而是通过政策调整、通过民主和法制渠道来解决；要有战略眼光，决不因出现某些新的社会问题就停顿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中国经济与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改革开放相伴而来的社会层面的问题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体系、就业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已经不是暂时性的而是必须长期面对的同时又亟需解决的问题了。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作用

1.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必须抓住建设之根本。人民群众才是我们建设社会、稳固国家的根本之所在。我国自古以来都有民贵君轻的思想。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民众才是“天”的代表，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君”，则是民众抬举出来的，“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众有力量抬举出一个君，也有力量把君推翻。君位本是为天下民众设的，谁来做君完全应当由天下民众决定。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尚书.五子歌》也强调：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一个如此浅显易懂却又十分深刻的重要道理。我们党一开始就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思想和群众路线。三个代表其中之一就是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虽然古代的“民”与当代的“人民”在概念和范畴上存在不同，古代的“民”依然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对象，当代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社会主义民主专政的主体。但都非常清楚地强调了“民”的重要作用。

2.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利于政治稳定。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即秩序性和继承性。政治稳定是一种政治秩序，“政治秩序则部分地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发达程度和新兴社会力量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的程度二者之间的关系”。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优先考虑的不应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的扩大，而应是保持政治稳定。[5]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多次强调稳定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

对于维护政治稳定，我们必须要有整体和联系的辩证思维和战略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分吸收了辩证法的思想。整体与部分是辩证统一的。第一，整体和部分是不可分割。整体是由部分组成，整体功能的形成离不开部分原有的功能。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部分离开整体就不再具有部分的功能。第二，整体与部分是相互影响的。整体的性能状况及其变化会影响到部分的性能状态及其变化。第三，整体和部分的地位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

3.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真正实现动态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和谐，应当是动态的和谐，绝不是静止的和谐，绝不是一潭死水般的宁静。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相互矛盾、相互联结的对立双方构成的矛盾统一体。矛盾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两个基本属性。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社会是以人为主体的复杂的有机体，社会运动是由多种矛盾构成的矛盾系统。社会和谐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一种状态。矛盾的解决是动态的积极的过程，不是静态的消极的结果，克服矛盾的过程就是达到和谐的过程。所以，承认矛盾，正视矛盾，采取有效的方法解决矛盾，是达到和谐的正确方法和手段。和谐从来都是由不和谐产生的。在不断取得相对和谐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就取得了进步，得到了发展。[6]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社会成员共同持有的价值取向对于维系社会整合、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将冲突视作健康社会的“病态”，努力寻求消除冲突的机制。

4.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利于提高人民的认同度，加强思想整合。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国家的稳定、发展都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心态密不可分。国家领导者和治理者的权力来源于国家宪法等法律，但更为根本的是群众赋予它的合理性合法性权威性。社会学学者普遍认同一个社会中间阶层壮大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即橄榄球式的社会结构是理想的社会结构模式。但汪丁丁认为在转型期中国社会，中产阶级不是一个稳定的群体。心态的包容性取代财产稳定性成为防止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当民众的心态日益偏激时，社会动乱特别容易被触发。格兰诺维特教授的“社会不稳定原理”被通俗地称为“多米诺效应”，即社会骚乱往往只需要第一个人参与，然后，由于集体行为可能非常敏感地依赖于个体行为，“集体意识”被这第一个人的行动激活，迅速卷入骚乱，后者于是升级为“社会动乱”。使得社会骚乱逐步升级的决定性参数被称为“个体从众倾向”。[7]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可以使人民群众在保持各自思想、观点、看法的前提下，树立群体成员对社会的价值认同，认同国家治理者的各种施政行动，从而增强国家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对各种资源的合理诠释和对利益的有效调节，其政治意义不可低估。因为精神价值的确立，与人的主体意识发展直接相关，它是社会无形资产价值的彰显，也是人文动力的充分张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整合功能，能够弘扬先进文化的魅力，凸显传统人文的价值，为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激发人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8]

5.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经验出发确立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一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以史为鉴可以少走弯路。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一步步发展壮大，并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前进的。我们应当对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人民内部矛盾的研究应该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尝试新的建设，不能拘泥于历史经验本身，将历史经验固定化，失去了总结经验的价值和意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把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解决从经验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20年“左”的错误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发展和创新。[9]我们以制度化的方式正确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纳入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程中来。这种思路和策略的直接结果就是使得中国的法律不断健全，使得中国真正成为法治国家，使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真正落到实处。

[1][6]刘国新.“过去的经典理论家没有说过”——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一种分析[J].中共党史研究，2007（6）.

[3]朱祥全.对立统一学说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历史贡献[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6）.

[4][5]刘晓凯.利益分化与政治稳定[M].人民出版社，2008，P5-6、26-P27.

[2]杨清涛.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视角看人民内部矛盾的地位和作用[J].郑州大学学报，2005（11）.

[7]http：//www.zhshy.org.cn/2010/20100128.htm.

[8]孟宪平.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多元功能和价值向度[J].长白学刊，2007（6）.

[9]柳建辉，陈莉莉.和谐社会构建与借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J].理论学刊，2007（11）.

本文是四川省教育厅2008年青年基金项目“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研究”（08SB047）的阶段性成果

朱鹏（1980-），男，湖北利川人，硕士，四川理工学院政法学院助教，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周立（1977-），男，四川自贡人，硕士，四川理工学院政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10-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