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琼 汪彪

（安庆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安徽安庆 246133）

从符号互动论维度看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陈琼1汪彪2

（安庆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安徽安庆 246133）

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重于思想文化的传播、互动交流和碰撞。本文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例，从米德著名的符号互动论这一崭新的视角，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个人化”、“团体化”和“社会化”与米德的符号互动论的“自我互动”、“人际互动”和“社会互动”三个层面相结合论述，从而对于我们看清历史的发展脉络，审视当今各种文化的交融、碰撞和渗透，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

米德；符号互动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和维度各有论述。本文笔者且以前人成果为前提，试图从文化视角——符号互动论的崭新维度来剖析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历史转变。一家之言，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定义及其早期起点的界定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多数学者都一致同意认为这一观点，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国情、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制定出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并指导中国的实践，解决实际问题，创造出新的理论。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学界分歧很大。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最初正式提出，是毛泽东于 1938年10月14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写的《论新阶段》报告，但这并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就是 1938年。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中国化”的概念已广泛被使用。当时的毛泽东同志是对以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大总结。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在哪里合适为宜呢？

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类学者认为应该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算起；第二类学者认为应该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走上井冈山时算起；第三类学者认为应该把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工具。

这些观点都有逻辑漏洞，张世飞教授认为：“第一类说法似乎有点早。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传入是由西方的一些传教士、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革命家完成的，而这些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指导思想。第二类说法似乎又有些晚。因为这一观点否定了1927年前中共早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毕竟这些探索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第三类的提法恐怕也是成问题的。因为中共成立前，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已经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不仅在理论上提出许多有建树的观点，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1]

本文采取汪青松教授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世界相结合的过程。这一‘结合’过程包含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运用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中国化三个层面。”[2]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实质是外来思想文化的率先突破，并与中国当时文化的互动交融，后来才实践中国化。鉴于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中起到了两面大旗的作用，又为便于历史节点的凸出，故本文把五四运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来论述。

二、米德符号互动论及其对文化传播学的影响

符号互动论，又叫符号相互作用理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是美国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最辉煌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社会心理学家乔治·赫尔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被认为是符号互动论的开创者和始祖。西方学术界曾有人把符号互动分为两派，一是以布鲁默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一是以库恩为首的艾奥瓦学派，但源头都在米德那里。

在米德符号互动论那里，最基本的概念是符号。所谓符号是指诸如语言、文字、动作、物品甚至场景等所有能代表人的某种意义的事物。符号不等于信号，符号是文化积淀的结果，信号是符号的一部分。一个事物之所以成为符号，是因为人们赋予了它某种意义，而这种意义是大家（所相关的人）所公认的。

首先，对于文化中的文字是一种符号，它是认识或使用该种文字的主体——即具体人的沟通工具。语言是所有符号中最丰富、最灵活的一个符号系统，特别是书面语言的记录、保留、传播功能，让人类几千年文明成果薪火相传，让一些“古文化”具有了“古文物”的价值。其次，物品也是重要的符号，比如校徽是一个大学的代表，国旗是国家的象征。这些实物可谓是文化核心价值的精华和文化传播后遗留下的“物证”。另外，符号互动论者认为一定的社会情境也具有符号的意义。例如，中国人的五四运动，就和当时的中国国情和社会情境无不紧紧相连。实际上，任何具有意义的符号只有在一定的情境之中才能确切地表示出其意义。同样，人们只有将符号视为一个系统，或者在一定背景下去理解符号才能真正领会其中的涵义。例如说，放鞭炮这一动作在各种不同的背景下意义会有不同，甚至意义完全相反（如迎亲嫁娶和死人哀悼）。于是，解释情境对于理解人的行为和互动就十分重要。托马斯认为，人们在自觉的行动之前总有一个审视和考虑阶段，即要对他所面对的情景做出解释，赋予这一既定情境以意义，他称此为情境定义（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

有了符号，随后就会发生符号互动、文化交流及信息传播。符号互动是一个过程，米德认为，可从“过程”和“结构”这两个角度对互动进行分类。他认为这个过程是由自我互动、人际互动和社会互动三个阶段组成的。

米德关于“自我”的概念是其符号互动论的核心。他认为，第一阶段中的自我互动是“主体的我”（主我 I）和“客体的我”（客我Me）的统一。“客我”意识只有通过与他人的意义交换（即传播）才能得到。自我互动通俗地说，就好像他人是一面镜子，我们在他人那看到了对自己的态度、评价和角色期待，从而调整自己，反思自己。第二阶段人际符号互动主要通过自然语言进行。语言是人脑对外思维互动的重要工具。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使用语言这种符号系统。人们通过语言认识他人和社会。最初是口头语言的发展，后期就发展成书面文字符号了。人际沟通和交往，乃至于斗争，是符号互动的博弈阶段。第三阶段社会互动是符号互动的高级阶段。当一种文化先进到了可以走向世界时，这种社会互动就表现为国际文化交流和冲突。例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就是文化社会互动的典型例证。

可见，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实质是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观点，它“不是个别个体，而是群体中、社会中个体交互作用过程的社会过程，社会是沟通系统和人际关系系统。”[3]

三、从符号互动论的维度看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个举足轻重的人，那就是“相约建党”的“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虽然陈独秀后来犯了错误，但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他的历史功过。当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功劳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而是以他们两人为首的先辈共同集体智慧的探索结晶。为了让文章具有典型说服力和论述的方便，本文从文化互动论角度，以他们俩为例来进行阐述。

1.文化符号自我互动论——陈独秀和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转变。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说：“我做过小学教员，也做过校长。那时一心想当教员，并没有想当共产党员。”[4]陈独秀和李大钊也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在不断反思自我，反思积贫积弱的中国如何走上繁荣富强之路。当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这种“主我”碰触到当时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剥削和压迫时，陈独秀率先举起了“民主和科学”这面大旗，而“民主”和“科学”这两个文字符号就是陈独秀自我心里互动后的“客我”影射。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再论问题与主义》中，反应了他自我互动的心路历程，即传统儒家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让他的“主我”意识到，中国问题是需要马列主义来驾驭的。可以讲，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就是这些代表着中国本土文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外来文化符号的自我互动过程。

2.文化符号人际互动论——以《新青年》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人际团体的互动。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5]这段话肯定了《新青年》杂志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当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外来文化进来时，并非一帆风顺的。其阻力的解除是伴随着倡导者的一系列人际交往和人际斗争事件而同步发生的。朱洪教授认为，陈独秀由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是一个多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历史过程。北大文科学长的解职，被北洋政府逮捕以及逃避重新抓捕，第三国际代表与陈独秀接洽发起共产党，在南方被守旧势力的围攻，在中共一大上当选为总书记等，这些因素综合起作用，促使陈独秀一步步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转变。[6]同样，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批文章，并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在北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一实质性的进展，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优秀人类文明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站稳了脚跟。

3.文化符号社会互动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个人化”，到“团体化”，再到“社会化”，一步步走向高潮时，文化互动也相应地由“自我互动”，到“人际互动”，再到“社会互动”阶段了。当然，这三者并不是理论上那样的有条不紊地由低向高的单线发展，它们是持续、独立、交叉地立体呈现的。马列主义进入中国，一方面是其先进性和真理性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中国当时的社会国情决定的。当时的保守的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在开放的资本主义帝国文化面前显得十分软弱和迷茫，中国人民需要一种能救自己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优秀文化。马列主义正是这种以全人类无产阶级解放、独立、富强和幸福为宗旨的先进武器。水乳可以交融，这两种文化的亲密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标志着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创新之路开始铺就。从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文化符号成为世界中国的一大亮点和特色。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重于文化的符号互动、文化的交融和碰撞，是一步步地传入中国并为中国人民所接受。这对于我们看清历史的发展脉络，审视当今各种全球文化的交融、碰撞和渗透，也是有着不无裨益的启示的。

[1]张世飞.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的初步探索[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4），P79.

[2]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P4.

[3]张良杰.论米德符号互动论及对传播学的影响[J].东南传播，2008（2），P77.

[4]毛泽东文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1993，P200.

[5]毛泽东文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P287.

[6]朱洪.论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转变[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6），P43.

陈琼，男，安徽太湖人，安庆师范学院政法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 2009级硕士。汪彪，男，安徽桐城人，安庆师范学院政法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2009级硕士。

2010-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