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龙

(浙江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古村落是散落在山水之间、具有代表性的物质文化遗产,蕴涵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和根基,被喻为人类“传统文化的明珠”和“民间收藏的国宝”。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今天,古村落文化受到了人们异乎寻常的青睐。

在乡村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和古村落旅游开发的背景下,近些年来,学者们从建筑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旅游学等不同的学科视角对古村落文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从研究的旨趣看,对古村落的探讨基本上围绕着历史文化的保护与旅游开发这一对立又统一的主题,在价值观上表现出浓重的功利主义倾向。面对乡民对自身传统文化的鄙视,或是把自身传统文化作为谋取利益的工具,在呼唤文化“自珍”意识[1]的同时,也促发我们从教育学的视域思考古村落文化的价值定位及其资源的合理开发问题,并借此为基础教育改革过程中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理论的支撑。

一、古村落文化

(一)古村落文化的形成

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与秩序是由宗法血缘制度维系的。它基于家国、家族、家庭三级社会组织,为儒学“王道”的伦理自觉提供了从政治集团到社会细胞的践行路线。隋唐之后的科举选士制度循着“读书—入仕—光宗”的逻辑进一步反向加强了基于宗法血缘制度的三级社会组织秩序。

作为传统乡村社会基本单位的村落包容了家族、家庭两级社会组织,传统主流文化自然渗入村落的物质形体之中。古村落文化因此存在着共性的一面。另一方面,由于读书入仕者多,家族以此为荣并形成重视教育的氛围,如京西灵水村出现的“举人文化”;有些家族由于战乱、退隐等原因,举族迁徒,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选址并就势布局,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民居文化,如兰溪诸葛村的“风水文化”、客家古村落的“山水文化”等。在明代知识分子完成了地主化和商人化之后,一些从商者比较多的村落逐渐形成了商帮文化,如山西古村落的“晋商文化”、徽州古村落的“徽商文化”等。诸如此类,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政治经济情形、不同的历史发展机遇造就了如今古村落文化个性的一面。

(二)古村落文化的内容

古村落从千百年之前走来,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成为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空间。基于传统社会村落居民的生活方式,古村落文化至少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宗族文化

家族是传统的社会组织之一,宗族聚居则是传统社会基层组织的管理手段,保证了传统文化在村落中的聚合。

基于宗族聚居生活方式的宗族文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村落的社会结构。从空间布局看,宗族祠堂一般座落在村落的中心,是村落政治、经济和精神的中心,更是村落文化的焦点和醒目标志。村落以此为中心,形成一种由内而外自然生长的格局。族中长老主持宗祠事务,统管全族。这样的村社空间结构反映了宗族权力与信念对村落家庭的高度聚合。二是宗族的规约。宗族作为传统伦理自觉的社会基层单位,通过制定明确的族规体现社会主流文化,或采取倡导、表彰方式规范人们的价值观念 (例如,为科举进士及第者树立牌坊);从宗族自身发展兴旺的角度看,为了确保家族的聚合、财产的完整,也需要有严格的族规。古村落中遗存下来能够反映宗族规约的材料主要是族谱 (例如,浙江金华郑氏家族的《郑氏规范》明确要求其成员“长幼有序、以和为贵、勤劳简朴、乐善好施”)。此外,有许多碑文、铭刻等记载着民约村规,也是反映宗族文化珍贵的物质遗产。

2.人居文化

人居文化是指聚落空间形态及其蕴含的人文理念。它主要通过村落的选址与布局、民居建筑风格与功能等方面体现出来。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哲学观念与祈福意识相结合,形成了古村落选址的理论依据：风水理论。风水理论认为“万物皆成于气”,村落的理想福址是阴阳相合、藏风聚气的山环水抱之地。徽州黔县《尚书方氏族谱》卷三中记载,先祖“慕山水之胜而卜居焉,……阡陌纵横,山川灵秀,前有山峰耸然而峙立,后有幽谷窈然而深藏,左右河水回环,绿林阴翳”。走进现存的古村落,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致往往是“三面环山,一溪流由村后潺潺而下,村沿溪山蜿蜒而筑,田园林木环绕,村之出入口处栽有高大樟树、槐树或银杏树。”[2]如果聚落的地理环境未尽人愿,人们往往以人工构景作为风水补救,或在“水口”之处建起桥、台、楼、塔、堤等建筑物 (如安徽休宁的古林村),或在背山植树造林 (如浙江武义的郭洞村)。在村落布局上,最典型的是以祠堂为中心,或按宗族支系围绕祠堂分据 (如徽州的西递村和关麓村),或自然向外形成同心圆式格局 (如肇庆的蕉园村)。关注村落整体形态的布局也具有代表性,如京西古村落群中的川底下村形似元宝、灵水村形似灵龟、三家店村形似大船,还有金华诸葛村的八卦布局,武义俞源村的北斗七星布局等等。

由于地域环境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差异,村落的建筑风格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自然亲和的农耕型,有“于斯为盛”的商富型,有彰显儒雅之风的文仕型,也有注重安全的防御型等等。无论哪一种风格,建筑格局一般体现出主次分明、长幼有序的伦理观念。通过门楼的样式、房舍的开间、建筑材料等表现出主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通过门墩、影壁等处的石雕、砖雕、木雕表现出高超的建筑艺术和美好的寓意,体现了浓厚的传统民间文化色彩。

3.民俗文化

古村落的民俗文化是村民日常生活方式及其艺术化表达的历史积淀,主要涉及节庆活动、岁时节令、礼仪、习惯、饮食、服饰、婚丧嫁娶、戏曲以及手工艺等方面。

古村落的民俗风情代表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观念和行为中的体现。例如,在京西古村落中,冯村的保护水源,涧沟村的村民共喝立夏粥,石厂等村不上龙头山砍柴等,虽然没有形成文字,但村民们约定俗成,世代遵守。再如,婚俗中的“缘份饼”表达了人与人之间讲究“缘份”的和谐关系和团结互助的精神,一家有事,全村相帮。[3]

现有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俗类一共有69项,除了由中央申报的8个项目属于中华民族共有的民俗之外,其他的61项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更多的村落民俗文化已经被确定为省级或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村落文脉

文脉是村落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传统,是古村落文化的灵魂。村落文脉一般源于村落先祖或与该村落有密切关系的名人及其思想体系。“人文先祖”既是宗族的荣耀,也为后人指明了为人处事之道。宗族后人以先祖的思想作为立身处事的原则,绵延不绝,逐步形成一个村落所特有的文化脉络。因此,村落文脉的表现形式除了“人文先祖”及其思想体系之外,还包括培育宗族后人的相关机构、世代辈出的文人和文化成就以及对宗族中杰出人物的表彰等。

村落文脉最为清晰的古村落有婺源古村落、兰溪诸葛村等。作为朱子故里的理坑村,村人“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被喻为“山中邹儒”。在近300年的时间里,该村落先后出了尚书、大理寺正卿、知府等七品以上官宦36人,进士16人,文人学士92人,著作达333部582卷之多。村中6幢“学堂屋”、书院、文昌阁、文笔塔见证了当年学子勤学苦读的盛况。[4]兰溪诸葛村是诸葛亮后人最为集中的聚居地,每年举行春秋两次祭祖大典,村落设计也体现了诸葛一族对阴阳五行、天文地理方面的专长。诸葛族人还遵循先祖“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遗训,自明代开始经营药业,世代相传,经久不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医药文化”。

二、古村落文化的教育价值

古村落能够穿越几百、乃至千年的时间隧道,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有形见证,根本原因在于聚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古村落文化是客观存在的珍贵历史遗产,同时也融入现代居民的血液之中,表现为主观的精神存在。它说明,古村落文化对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现代人精神世界温馨恬静的港湾。换而言之,古村落文化的历史、哲学、生态、艺术等方面丰富的内涵对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

(一)历史教育价值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同时也是人的生命质量不断提升的历史。历史文化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这种内在关系决定了古村落文化的历史教育价值。

走进古村落,随处可见的传统建筑、文物古迹,以及旧时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引领现代人置身于千百年前的文化空间：儒雅的官宅展现了入仕文人衣锦还乡的风光,宏伟的商宅尽显商帮的成功与雄厚的财力,白墙黑瓦的小家民居留下了“晴耕”的忙碌和“雨读”的平和。每件文物、每处古迹都在叙说着历史的故事。它们是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方式的剪影。

传统建筑和古迹同时也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人与社会的关系。主次分明的人居空间体现着儒家长幼有序的伦理观念;坐落在村落中心的最大建筑体——祠堂是宗族文化的象征,体现着“家国”主流文化的意志;鳞次栉比的牌坊不仅是宗族的荣誉,也是引领、强化主流文化,教育族人的重要手段。

以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评判古村落历史文化,曾经代表了先进文明的宗族文化及其儒家伦理观念就其性质而言已经失去了社会存在的基础。但是,我们也看到,正因为历史有选择地保留了传统文化中那些积极的内容,今天的社会才有了我们为之骄傲的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这其中无疑涉及了古村落文化的历史变迁过程,对变迁历程的认识则必然涉及历史方法论的问题。正是这些赋予了古村落独具魅力的历史教育价值。

(二)道德教育价值

以伦理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了古村落文化的道德属性。民居建筑中的门楼样式、厅堂功能、房舍开间、壁画三雕等等都体现着宗法、伦理的道德观念;祠堂、牌坊更是宗族、伦理文化的象征。对于非物质文化来说,其中的思想观念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伦理道德的烙印。可以说,历史形态的古村落文化是一种伦理道德文化。

古村落文化是基于历史的存在,同时又演化、沉积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和品质,超越历史而成为现实的存在。基于宗族文化历史积淀的优良传统有家庭美德、集体意识以及民族精神等,如相互尊重、相互体谅、相互关心、互帮互助、敬老爱幼、团结合作、家乡情怀、民族荣誉感等等;基于人居文化、民俗风情的优良传统有亲和的邻里人际关系、质朴和谐的民风,遵守社会秩序、文明礼貌、勤劳勇敢等等。村落文脉是道德理念对人文典范的纵向连接,人物榜样的人格与品行、追求理想与真理并为之前赴后继的奋斗精神是现代人从中收获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这些优良传统和品质或依存于古村落的物质环境,或渗透在村民日常生活和观念之中,是一种融于村落生活世界的“缄默的”道德,依赖于现代人的体验与认同。

(三)审美教育价值

融于现代居民实际生活的古村落文化从形成之初便不仅仅是简单的哲学理念及其指导下营建起来的生活居所,更包含了心灵上深层次的文化审美信息。古村落文化所特有的人,自然与建筑的和谐统一,折射出村落居民“世外桃源”式的审美情趣。

1.集天地人和之大美的生态和谐

古村落散发着天人和谐的魅力,源于村落先民对居住环境的精致选择,得益于他们对自然环境的精心调适。例如,徽州村落的奠基人把山水诗和山水画的意境引入村落的营造实践中,实现了村落园景与诗意画境的统一;明朝初年,俞源村结合自然环境,依照太极、星象意象对村落进行改造,成为意味隽永的“太极星象村”。

无论是奠基还是改造,古村落的选址、布局都以“立意为先”,并“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营造出“全村同在画中居”的绝妙诗情画意。在这个意义上,古村落文化可以理解为“通过对自然山水的体验而形成的对诗画语境审美经验的发展”。[5]

2.心造其境、形神兼备的建筑艺术

古村落的建筑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外在的形与内在的意各有不同。古村落的建筑同时也存在共性的艺术,形神兼备的建筑物无不透视着村落先民“心造其境”的审美情趣。

白墙黑瓦的主体建筑与青山绿水相映成趣,构成恬静、安宁的温馨氛围;建筑物的组群气势及其整体形态造就了余韵绵绵的意境;错落有致的马头墙在空间变化上极有层次感,被喻为“凝固的乐章”;民居的“三雕”作品题材丰富、手法多变,是一种象征并揭示寓意的艺术语言;以写意手段造景一二,几个景观便足以达到画龙点睛、“芥子纳须弥”的效果;一个横额或厅柱配之精妙的题联,就能使置身其间的人领悟主人的人生志向和审美意境。

3.恬淡、安宁的生活情趣

“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依杖候荆扉”的古代村落景象散逸着一种恬淡、安宁、和平的生活情趣。经过历史的积淀,生活情趣又逐渐凝结为与诗意栖居环境共生共荣的民俗文化风情。

如果说生态和谐、建筑作品的主旋律是环境美和艺术美,那么,民俗文化风情更多地体现出人性、道德、心灵的美。节庆、岁时节令的活动,或庆祝、或祭思、或祝愿,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村落居民的人性美;民间戏曲以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树立正面人物的道德楷模形象;祭祀、祈福活动经过历史的涤荡逐渐退去了迷信的色彩,已经成为追念先祖功德、寄托美好愿望的精神表达方式。

三、古村落教育资源的开发

在农业社会环境下,古村落的教育资源以自在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村民,使村落文化得以世代延承与发展。进入商品、市场经济社会,社会主流文化的历史演变使村落自在的教育资源在内容和形式上也发生了重心的转移,其结果便是古村落文化自我“造血功能”的日渐衰退。然而,在古村落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历史危机的当代社会,面对科学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人们却惊喜地发现以和谐为特征的古村落文化所具有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精神培育价值。古村落原生态的教育资源因此具有了时代的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古村落社区教育资源的开发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旅游开发在发掘古村落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反哺了古村落文化。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古村落文化的教育价值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由此导致了许多古村落的过度开发,甚至出现了古村落文化的毁灭性破坏。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意识到古村落文化既是一类独立的旅游资源,也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

开发古村落的教育资源,当务之急是有意识地凸显旅游资源的教育价值。古村落文化的旅游资源与教育资源就其基本内容而言是一致的。两者所不同的是,旅游资源是基于经济价值而言的,重心往往倾向于古村落的物质文化;教育资源是基于教育价值而言的,既关注物质文化,更关注精神文化。有意识地凸显旅游资源的教育价值,意味着教育资源的开发要建立在已有旅游资源的基础上,意味着在现有旅游资源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内蕴在物质文化、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文化。诸如原态婚俗表演、手工制作活动、舞蹈戏曲、特有的一些仪式活动等等,都能更好地使古村落文化集旅游资源与教育资源于一身。

为满足观光者精神需要而开发的旅游资源及其基础上的教育资源开发挖掘并保护了古村落文化,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古村落“活态”文化的性质。为了保持古村落文化的本真面貌,村落社区教育资源的重心最后必须回到原生的“活态”文化,满足村民自身精神文化的需要。例如,安义古村群落不仅建有民俗博物馆,村民舞龙灯、耍狮子、吹高腔唢呐、敲十八番锣鼓、唱采茶戏、演三脚班、椿糍粑、炸年糕、酿米酒、合春饼等等“草根文化”,体现了当地村民发自内心的精神追求,是培育村民文化品格、绵延村落“活态”文化的典型的社区教育资源。

从两者的关系看,旅游资源的开发提供了经济的基础,村落教育资源的建设反过来又提升了旅游资源的品质,只有两者呈现互动的良性促进关系,古村落文化才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二)古村落学校课程资源的开发

在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古村落文化以其现存的历史形态、鲜明的地方特色和丰富的人文内涵得到了课程开发者的关注。古村落旅游开发的成果客观上也为学校教育提供了很多现成的教育资源,为中小学校开发古村落文化创造了条件。

目前,地处古村落周边的很多中小学校已经对古村落文化进行了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并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模式：其一,师生合作开发型。首先根据古村落文化资源的实际情况,学生相对集中地成立古建筑、民俗风情等研究性学习小组,与指导老师一起讨论确定活动主题和步骤,一起走进古村落,查看有关文字资料,询问历史老人,了解古建筑的历史和现状,最后合作写出调查报告。[6]其二,教师开发型。教师收集古村落的相关材料,制定活动手册或编写出图文并茂的指导书,学生依循指导书的要求参与探讨和实践。[7]前者注重学生的体验,后者关注文化内容。一般来说,地处古村落附近的学校采用师生合作开发模式更接近校本课程的理想;距离古村落较远的学校适合教师开发的模式,虽然失去了体验的优势,对地域特色文化更宽阔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却弥补了自身的不足。

从古村落校本课程的目标看,已有的实践主要聚焦于“了解家乡,热爱家乡”,体现出对古村落文化道德教育价值的偏爱。换而言之,在校本课程的开发过程中,人们还很少关注到古村落文化潜在的历史教育价值和审美教育价值。由此观之,古村落校本课程的开发缺乏教育价值的理论支撑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对古村落文化资源开发的力度和深度。对古村落文化的教育学研究不仅是校本课程实践探索的呼唤,也应该自觉成为教育基本理论、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1]郑土有.“自鄙”、“自珍” 与“自毁”——关于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J].云南社会科学,2007,(2).

[2]陈汉波.浙江古村落小记[J].寻根,2003,(2).

[3]何建忠.整理古村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J].北京观察,2007,(7).

[4]汪汉新.从理坑、汪口看婺源古村落文化[J].今日国土,2008,(3).

[5]贺为才.诗◦画◦思——徽州古村落的人文境界[J].中国发展,2003,(3).

[6]金磊.基于龙门古镇资源的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J].上海教育科研,2006,(11).

[7]傅洪尉.武川小学第一部校本课程诞生 [EB/OL].http：//www.wyedu.net/jxy j/2009/0318/article_139.htm l,2009-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