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清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文汇报》2008年9月22日载文说，新时期以来，二十余年间竟有千余部文学史，而眼下最新的数字居然是6000多部。这真可以用“骇人听闻”来形容我们听闻后的感受了。该报评论文章说，文学史写作至此已经十足垃圾化。文学史出版之多，本来是好事，是繁荣，然而，如果是垃圾化了，则是很可怕的现象了。也即如网上伍立杨批评的，“盖今人虽有数千部文学史，但其疏漏平庸与兔园册子无异，文采、思想、见识，真是‘要啥没啥’，观之令人气沮。”当下的文学史写作成为学术上最简单易行的学术，积木式、贴画式，相互抄袭，彼此重复，而且，文学史写作者还好大趋长，毫无节制，不仅重复累赘，更无学术可言，也无文学可观。

文学史写作，真该减肥而瘦身。读秦兆基主编的《文学苏州》[1]，越发坚定了这样的想法，文学史写作要简笔精写。简笔之简，是一个很高的境界，非简单之简，亦非简略之简，而是于纷繁驳杂中提炼、提纯、提升起来的“简约”，是言简意赅；精写之精，是精研过后的精准、精确、精当、精要、精切、精警，精妙和精彩，是水分挤了又挤的纯净，是言约意丰而蕴藉深到的浑厚。虽然不能说《文学苏州》已臻佳境，但是，此本在简笔精写上的努力和成果，却是很令我们惊喜的。

一、量身定做

文学史写作也已为利益所染指，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了职称和课题而写，什么人都可以写，东拼西凑，轻易生产，于是书店里和课堂上出现了不少既没有“文学”也没有“史”的“文学史”。不少文学史写作贪“大”求“洋”，貌似洋洋洒洒，其实臃肿繁琐，成为毫无新意、漫无边际的凑合。

文学史专家邓绍基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编写工作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不容模糊— —它是适应、结合大学乃至中学的文学教学这个实际而产生的。①2008年，邓绍基先生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记者采访时又说：“中国文学史编写、应用和流传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与学校教育有关，它几乎一开始就是适应着、结合着文学教学这个实际而产生的。这大体表现为三种情况：（1）有的文学史著作原是讲义（自编的课本），后公开印行；（2）集体编写的教材（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最为流行）；（3）个人著作，但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供教学用，或者是同著者的文学史教学实际紧密相关。现在人们谈论文学史教学，通常都指大学的文学史课程，其实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中学也曾有文学史课程，相应地也就有为这个课程而编写的文学史著作，其中有的就是讲义的公开刊行，如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就是他在绍兴第五中学教书时的讲义。由于清华大学把它列为入学考试参考书，采用它的学校很多，印量很大。”[2]邓绍基先生这番话的意思是，文学史是应中学、大学教学之运而生的；文学史的框架、体系乃或观念的创新，乃是建筑在实践的基础上。这就强调了文学史写作的“量身定做”的针对性。

秦兆基主编的《文学苏州》，是在国家“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施中应运而生的校本教材。本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育人理念，秦兆基与首批教授级高级教师徐思源等，量苏州文学之身，量苏州十中之身，量中学教学之身，依凭得天独厚的苏州地方文学资源，定做《文学苏州》。苏州第十中学现任校长柳袁照在书序里不无豪迈地说：“苏州十中是一所人文积淀很深的学校，在一百多年的办学历史中，语文老师中著名的学者、文学家、作家，历来不乏其人，如王謇、苏雪林、叶圣陶、张羽等；从我们校园里走出去的学生中，著名的文学家、作家、新闻记者，同样不乏其人，如杨绛、费孝通、彭子冈，当代的知名作家中还有范小天、朱文颖等……”[1]1因此，《文学苏州》是一本“量身定做”的文学史读本，是一本地方性的微观文学史。“量身定做”是顺理成章的，而且是睿智策略的。

梁启超：“文学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而我们当下所面对的，是一个文学无力的时代。科学的傲慢，加上消费主义的物化浪潮，文学在科技和消费的双重夹击下自卑而“走低”，迅速地世俗化、粗俗化、庸俗化了，文学缺少了承担，缺少了真善美的崇高感。因此，人们越来越离文学远去，文学越来越退缩到边缘。文学的意义原本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文学有一个任何意识形态都不具备的特殊功能，这就是对人类情感的作用。

《文学苏州》的创意者和编著者深知，情感的作用绝不亚于思想的作用，对于中学生来说，文学教育的功能的潜移默化，其影响力不小于枯燥的道德说教。在人类的整个文明进程中，文学帮助人类建立道义感，对人们的理想思维和现实习惯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人们实现自我、寻求人的现实效价上表现出“引领”性的作用。这些就成为《文学苏州》编写的背景，也是我们阅读《文学苏州》的背景。可以肯定地说，《文学苏州》编写的目的，即在于培养中学生形成崇尚文学、崇尚人文、崇尚美的自觉，“这样既能弘扬地方文化，又能切实地使语文学习与生活与环境结合起来，在统一要求与地方差异性的融合中，张扬学生的语文个性，对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质大有裨益。”[1]1

《文学苏州》量身定做的写作原则，决定了其简笔精写的表述特点，也决定了其写作与现实环境紧密相关的功利性。故而，在当下什么都追求大的风气下，秦兆基主编的《文学苏州》，取微型的样式，量苏州文学之身，量中学教学之身，全书适度控制在300来页、20余印张，并非苏州文学史无内容可写，不能做大；也非编者才短而无笔力铺张敷衍，完全是因为坚守“量身定做”的尺度，简笔精写“瘦身”《文学苏州》。

二、适度阐释

当下文学史的通病，就是编撰者的过度阐释，无端发挥，行文没有节制，出语没有遮拦，成为炫耀其学富的标本，把文学史写作变成了各种社会思潮或文化思想的发生的副产品，而对文学本身的价值却未能给予精确的评价。而且，这些文学史，整体上的格局被叙述和阐释所占据，忽视了对文学文本的价值判断。

适度阐释是由文学史的文学性本身决定的，坚守适度阐释就是坚持了文学本位的原则，这样就免去了不少“外部规律”的赘言，单刀直入，简捷明了，切准文学史的研究重心，将要害揭橥出来，从而进入文学发展的内部因素的阐释，转向文学发展的自身，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形成独立的文学话语模式。譬如《文学苏州》第六章“兴盛期”百年的文学史概括，真可谓精要简洁，惜墨如金，不妨照抄如下：

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华古老帝国的大门，我国艰难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苏州文学也和整个中国文学一起经历了一场根本性的变化。

本时期的苏州文学有以下特点：

第一，自觉的文学改革的意识和带有广泛性的文学社团的萌生。

第二，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发生巨大的变化，呈现多元化的倾向。

第三，各种文学样式的地位起了变化。

在这个时期中，通俗小说处于空前繁荣的境地，原来处于正宗的居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散文，退居到次要的地位。[1]193

这里，编者没有过多纠缠于文学以外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材料一言以蔽之，文学特点的概括也极其简洁。其后的文史叙述也简明扼要，以文体为纬、作家为经，譬如散文以作家为线索，冯桂芬、王韬、章太炎、苏雪林、俞平伯、杨绛、彭子冈等，逐一分述。而在具体的表述中，编者既充分肯定具有较强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作家作品存在的合理性，又避免了过多的政治意识形态叙述而导致的封闭性和狭隘性。

《文学苏州》全书的框架编排也深合“适度、简洁”的原则，虽分九章四大块，然每一章的文史综述要言不烦，点到即止，不枝不蔓；以近三分之二的空间容纳作品，以史串文，文史兼得，以史为导，以读为重。读此本，文史两兼，多思而广得，体感而深受。在“文学源流”、“文学评论”、“文学群体与流派”、“文学作品中的苏州”四大块中，突出“文学源流”，在全书共九章的规制中占去六章，把苏州文学发展分为五个时期：孕育期——先吴、先秦时期，成型期——秦汉至六朝，成长期——隋唐至宋，绚烂期——元至清中叶，兴盛期——近百年。这样的分期，极具苏州文学的个性特点，而非照搬传统的文学史的分期思路，是史学与文学的两兼分法，从总体上揭示了苏州文学的发生、发展规律，以及独具特色的美学和文化内涵。

著名学者罗宗强先生认为，文学史写作应该“从文学创作反映出来的思想倾向与文学理论倾向来考虑问题”[3]52。纵观《文学苏州》的历史分期，编者对分期标准的把握，表现出史学与诗学并重的原则，两相渗透、交叉互进，形成了其以文本为中心、史论与作品一体化的文学史构建模式。从学科的逻辑内涵上来看，编著者着眼宏观，注重从文化发生学上发掘意义，准确勾勒出各时期发展的不同风貌，厚今而不薄古，既不过于细碎，又不过于宽泛，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形态，努力梳理其既阔大宏远又具体生动的文学史的进程，揭出了文学与历史的两重属性、现实与审美的双重品格。

《文学苏州》此书，大处把握，执其关纽，以文学史为主轴，篇目章节之合纵，适度阐释，要言不烦，具有很强的概括力。

三、以文释史

文学史应该根据以艺术和审美价值为核心的多元价值体系，给作家作品以全面系统的评价。在众多的文学史写作中，文学史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往往是非常简略的，甚至是非常肤浅的，作家作品被湮没在“史”的描述中。而这些缺乏第一手材料、缺乏感性认识的文学史，因为缺少对具体作品细读而产生的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评判，其“史”的叙述，往往是资料拼凑与作家排座而已。《文学苏州》回到文学文本本身，突出作品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其文学史的写作抓住了文学的本质问题，形成了叙述、阐释、评价相平衡的文学史写作格局。

夏志清先生说：“我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4]夏志清先生放开眼界，精心阅读，尽可能多地浏览了长短篇小说单行本，以及杂志上刊登的短篇小说和长篇连载，才让他得以有自己的眼光，才使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从根本上颠覆了当时人们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认识。因此，出色的、负责任的文学史家，不仅要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高度的鉴赏能力，而且要有广泛的阅读经验，细读原典，感知文本，深入到作品内部，面对鲜活的文学世界，构建自己的阅读体验。《文学苏州》注重回到作品本身，以史为经，以选文为纬，突出了作品在文学史写作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作品自身审美价值。《文学苏州》选读作品60余篇，每一篇选文后附“作者简介”、“品评赏析”、“评点精粹”、“问题研讨”四则。编者在评价作品时，以读者的身份介入，抓住作品自身的艺术规律，挖掘作品的审美价值，用自己的审美经验评述作品，形成了一个价值判断体系。而在分析和评价作品时，编者虽不作精详推阐、邃密探测，但也援证广博、自出手眼。这样的文学史读本，往往能够引导读者把作品的阅读感知提升到理性的层面，帮助读者在感性认识的前提下，不仅知道作家“写了什么”、“怎么写的”，更会获得“写得怎么样”的结论；从而认清具体作品独特的审美艺术价值，理解作家与作品之间价值意义，确立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形成文学史的价值体系。

实在是因为文学史读本的无节制的超生，文学史写作自坏家门，破坏了自己的尊严。在我们读到《文学苏州》时，便有了一种盼望已久的亲切感，虽然此文本还只是一种准文学史，其对苏州文学现象的概述也许尚欠精要和深到。但是，《文学苏州》简笔精写的追求和理想，对当下“重写文学史”的立志者，应该是有所启迪的吧！

［1］秦兆基.文学苏州［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2］文学史写作纵横谈——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邓绍基［EB/OL］.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01-30）［2009-10-11］.http://www.cass.net.cn/file/20080130113766.htm l.

［3］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夏志清.中译本序［M］//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李欧梵，林耀福，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