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宁，张秀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a.马克思主义学院；b.哲学院，武汉 430073）

高兹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活作了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研究，认为人们的生活完全受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所控制，生活已经被异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生活本质的劳动的异化，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异化。高兹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生活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并根据自身的理解和当代的背景作出这一阐发的。他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和劳动分工理论，在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生活本质在于劳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得出生活异化的结论。高兹描述了资本对日常生活的入侵，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控制，强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渗入每个人的思想之中，控制着生产和消费。为了达到追求利润这一目的，资本不仅剥夺了人的劳动创造性和自由权，也抹杀了人们在闲暇时间里的个性和自主。

一、资本主义危机和日常生活

高兹从日常生活的角度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危机，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在后工业时代，人们的生活条件比之以前改善了很多，但是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还是越来越感到不满，高兹认为其原因有二：一是资本主义国家无法解决其本身所固有的通货膨胀、贫富差距、高失业率等社会问题，社会公平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虽然人们的工作时间不断减少，但是资本对人的控制却在不断加强，人们对枯燥乏味的日常工作和浅薄无聊的闲暇生活感到厌倦。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就指出，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克服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以及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之间的这一基本矛盾的。高兹对马克思所提出的危机理论继续延伸，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依然存在，但资本主义危机的趋势和形式已经大大改变了。高兹对资本主义危机与日常生活的认识是相辅相成的。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正在吞噬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日常生活领域已成为资本追逐利润的沃土。高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对利润的无限追逐。

高兹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进行了分析。首先，在生产方面，资本主义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不断扩大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攫取自然资源，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穷，破环了自然环境。这种攫取反过来又促进了资本的过度积累和集中，导致大量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工人阶级则相对更加贫困，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相对于过着奢侈生活的资本家，工人永远都是奴隶。在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对人的日常工作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工作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被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所控制，人们不是自主地劳动，而是被机器所控制的“他主”劳动，是跟随机器节奏的机械劳动，人们在工作中毫无乐趣；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人们对工作的控制力进一步下降。其次，危机已经转移到了消费领域，资本主义提供给大众的是一种虚假的消费意识。资本主义为了保持高额利润，必须刺激人们进行更多的消费，在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里通过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向人们提供虚假的需求意识，即人的幸福感在于消费的多少，消费越多越能获得超越别人的优越感和物欲的满足感。高兹以汽车为例对此进行了批判。汽车本来是一种奢侈品，只有资本家才拥有，但是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使汽车成为大众商品，人们竞相购买，结果却导致人们开车可能不如骑自行车快，这就是资本主义提供给人们的虚假需求，资本对人的控制从此可见一斑。资本主义通过欺诈手段（如产品不变而只是其包装改变）或变相地增加一些售后服务来刺激人们消费。过度消费与过度生产相呼应，最终实现了资本的过度积累，这是以牺牲自然环境和人类的未来生活为代价的，最终将导致全球的生态危机。

高兹对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和消费异化以及消费受控制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本质，并从生态学的角度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方案。资本主义社会是个异化社会，这种异化源于私人占有而导致的物质匮乏。资本主义用生产消除物质生活的匮乏，但同时又不断再生产出新的匮乏：时间、原料、能量、新鲜空气、绿草、和平、安静等的匮乏。这是由资本在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全面专政决定的。要消除异化就要消除匮乏，也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这显然是资本主义自身所无法解决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二、作为生活本质的劳动的异化

高兹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批判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理解，并对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在当代背景下进行了重新阐释。高兹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在运作，工人就不许意识到他们劳动的创造本质”［1］29，“由资本主义控制的劳动生产方式使工人永远不能摆脱受奴役、被压迫的地位”［1］30。在工厂里，工人只能作为机器的奴隶，听任摆布。与传统的手工工人相比，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技术工人对生产方式的控制反而下降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独裁和专制的社会，具有等级制和军营式管理的特点，要求工人无条件地参与到这种受压迫的活动中，只要一有机会，这种社会就会超越工厂的限制，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高兹指出工会带领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既不能使工人获得自治，也不能破坏异化的基础，反而使工人更加受制于资本家。付薪劳动体现了资本对工人的控制，是把工人当作商品而非真正的人。高兹认为资本主义劳动的等级制使工人处于敌对的竞争中，使工人相互之间冷漠、孤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成为金钱、利益的关系，从而导致人格的丧失和人性的扭曲。

因此，高兹旗帜鲜明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2］7高兹认为，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资本运行出现了新的特点，资本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从而导致国际分工的出现。国际分工使生产专业化和决策集权化，生产专业化必然使劳动分工进一步细化，使工人进一步分化、孤立，对生产的控制力进一步下降；而决策集权化则使工人自主管理和自我决策的自治目标成为泡影。资本追求利润必然要求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以此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家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强制实行劳动分工，其一有利于提高工人的熟练程度和专业化水平，其二有利于加快资本运行速度、降低可变资本的成本，其三有利于对生产过程和方式的管理以及对工人的集中管理。这种兵营式的管理使工人完全丧失了自主性，只能成为被资本家牵制的木偶，依附于资本家的管理，专政、暴力是工业资本与生俱来的特点。高兹把劳动分工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结合起来，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以及等级制度的特点，揭露了资本主义保持长久统治的秘诀。

高兹认为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劳动分工的发展，而技术的等级制必然使劳动分工打上不平等的烙印：手工工人从属于技术工人，技术工人听命于技术专家。这种专制的管理制度使劳动者忘却了自由劳动，失去了自主管理生产的权力；也进一步分化了工人阶级，降低了其革命意识，使工人只能服从于强制的异化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加剧使工人废除等级制的希望破灭。高兹对劳动分工的批判着眼于对资本主义技术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技术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利于资本的快速积累和高度集中，其最终目的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使技术理性服务于经济理性。资本主义对技术的运用意味着对工人的进一步压迫和控制，“从总体上讲，资本主义的技术史可以解释为劳动者地位直接下降的历史。”［2］57高兹认为技术生产力所控制的社会具有等级制，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技术本身天生就具有等级性，但工业社会对技术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了集权专制的社会控制力”［1］58。科技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以大量工人的失业为代价的，形成了“非工人非阶级”这一社会的下层群体，他们得不到充分劳动，而得到充分劳动的工人的生活也被殖民化。

高兹认为劳动力的技术分工使工人异化劳动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微电子和自动化等高科技的发展使工人原有的技能变得毫无用处，这是一种去技能化（deskilled）的过程，与其相伴的是工人创造性劳动的消失以及对雇佣劳动控制的加强。丧失了自主性的劳动对劳动者毫无意义，雇佣劳动隐藏着对劳动者的极大压抑。高兹强调资本主义所主要发展的技术是以资本主义逻辑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技术（如核技术），导致决策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具有独裁和加强资本力量的倾向，有利于对人民和自然的控制，使劳动者连最起码的自主权都不具有。“社会选择正以技术选择强加给我们，这些技术选择正明显地成为我们唯一的而不是必要的选择。”［3］19高兹强调替代技术的重要性，认为应该发展具有交互性（convivial）和权力分散特点的民主技术，如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资源的技术，这些技术在分散的小团体和个人中使用。高兹认为使用什么样的技术预示着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必须在两种社会之间做出选择：或者是建立在独裁技术基础上的社会或者是建立在民主技术基础上的社会。［3］120虽然高兹对技术的评论有失偏颇，但其通过废除技术等级性来实现个人生活平等性的思想有合理之处。总的来说，高兹从劳动实践的角度把劳动异化、劳动分工以及科技发展三者结合起来，揭示了劳动的异化意味着人们生活本质的异化。高兹将工人自治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旨在扩展个人自主领域，将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

三、日常生活的殖民化

人们要获得解放，还必须关注劳动以外的日常生活。生活即人的全部的生命活动，日常生活就是人们具体的、活生生的生活，包括衣、食、住、用、行等各个方面。高兹在分析生活本质的同时，也关注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入侵。资本扩张的本性必然会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而控制人们在劳动以外的闲暇时间里的各种活动，进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达到赢取利润的目的。

高兹揭示资本对人的日常生活诸方面的侵蚀。首先，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性的生产劳动已经被机器侵占，形成了信息化和自动化的生产，使大量工人失业，资本趁机而入，建立大量的服务业岗位，而形成了第三产业部门。这样既可以安抚下岗工人，稳定社会秩序，又可以控制失业者，使资本以另一种形式运作，实现赢利扩张的目的。其次，服务业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吃穿住行都在其运作的范围之内，而得到充分就业的劳动者在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里也参与其中，从而实现了资本对人的日常生活的整体控制。最后，资本的过度积累和集中要求在生产部门以外寻求新的增长点，使过剩的资本在产业部门以外得到增值。高兹认为生产部门就要以服务的方式扩大自己的规模，如售后服务、产品的换代升级以及附件的销售等形式来实现资本的进一步增值，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强加的服务。这样，劳动的异化就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后工业时代，人们的雇佣劳动时间越来越少，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劳动者为了弥补在生产劳动中所受的压抑，必然会在自由时间力去释放压力，资本主义就趁机利用其主导的生活方式来控制人们在自由时间的活动；这样，资本就完成了由劳动异化到个人日常生活异化的过程，人们就处于资本主义所控制的日常生活中。

为了达到资本入侵日常生活的目的，资本主义通过控制大众媒体来推行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内涵的“越多越好”的价值观。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以计算和核算为特征，以效率至上为原则，要求生产要素合理的搭配，其最终目的是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理性突破了原来人们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打破了生产和生活需求之间的平衡，关心单位耗能所能产生的劳动量以及如何在市场上去实现其交换价值，而不关心其使用价值与自然资源的浪费。高兹认为，首先，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必然破坏生态环境，生产就意味着破坏。资本不断增长的逻辑造成了过度积累的危机，而过度积累的危机又引起了社会再生产的危机，随之而来的就是自然资源的匮乏，破坏了生产与自然的平衡，人与自然关系也变成了赤裸裸的工具关系，人的生活环境被破坏了。其次，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破坏了人与生产之间的协调关系。“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关注的不是实现生产与自然、生产与人的平衡关系，而是确保生产的产品成为人们的选择目标。”［3］5资本主义管理者关注的是生产能否顺利进行而非劳动的幸福感，关注的是产品能否成为人们的消费目标而非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自由幸福的追求。最后，资本主义推行“越多越好”价值观的目的是使人们以为金钱可以买到幸福，进而通过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控制，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正常运转服务。资本主义所主导的日常生活方式使人失去了人性，而一味地追求物质利益所带来的虚假快乐。简言之，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既破坏了人们的生存环境，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损害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造成了人们社会关系的紧张，其最终结果就是破坏了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和谐稳定的关系。

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所推行的“越多越好”的价值观具有两层含义：一是生产的越多越好，即效率至上的原则；一是消费的越多越好，即控制人们的消费方式，实现由其主导的过度消费和浪费的生活方式。生产和消费相结合，才能顺利实现社会的再生产，“劳动的经济理性化将扫除自由和自治的古典思想，由它所产生的在劳动中异化的个人也必将在消费中被异化，实际上也是他们需求的异化。”［4］2劳动的经济理性化所产生的个人劳动的异化必然会延伸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资本主义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使“更多更好”的价值观成为一种信条，通过推行虚假需求来促进经济的增长，通过由其控制的大众媒体，对人们进行欺诈性宣传，让人们感觉到只有消费更多才更幸福。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也具有不平等性，“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广告让广大群众认为买别人没有的东西才有一种超越别人的幸福感，享受到资本家所享有的特权才觉得生活具有优越感。高兹以奢侈品为例阐述了这种不平等。当资本家的奢侈品成为广大人民的所有物时，这一物品的价值就随之贬值，资本家就会去寻找新的替代品，而广大人民却被这种虚假需求所迷惑，去消费这些已经贬值的奢侈品。资本家总是具有一种相对于人民群众的特权，劳动者即使生活有所改善，却还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总之，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所进行的资本扩张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通过推行由资产阶级所主导的价值观，来控制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促使人们过度消费，人们的日常生活被殖民化了。

四、日常生活异化的克服

高兹在分析了劳动异化以及日常生活的异化之后，针对资本主义“更多更好”的价值观，提出“更少的生产更好的生活”的主张。高兹认为，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能超越经济理性，实现生产少消费少但生活更好的目标；也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过度消费和浪费的生活方式，把“更少与更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高兹提出了三个关键的原则：劳动更少、消费更少、生活更好，在日常生活中重新整合文化。

高兹认为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他治”（heternomous）和“自治”的双元社会。在“他治”领域即公共领域中，劳动者要完成必要的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保证为社会和个人提供一切必需品，要耗费最少的资源，提高产品的质量，得到最大的产出。而在“自治”即私人领域个人高度的自治，劳动是为了整个团体的利益，个人自愿参加到自治管理的活动中，并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个性，为自己而劳动（work foroneself）。高兹认为每个人在社会上都要尽经济上的义务去参加公共领域的劳动，甚至推算出人一生最少要工作两万个小时的必要劳动时间。他主张尽可能减少“他治”领域的必要劳动时间，充分增加“自治”领域的自由时间，因为“他治”领域毕竟是受支配的领域。在自由时间里，人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使劳动成为自由自主和有个性的，而自由的劳动意味着自由的生活。自由劳动具有三方面的涵义：一是对劳动过程的组织，二是对产品的支配，三是对劳动内容的控制。只有在这三个方面都具有完全的自主性，才能称为自由劳动。更少与更好结合起来的自由生活是根据个人的意愿来组织劳动，突出每个人的个性和自主性，生产的目的不再是追求利润，而是每个人都获得一种劳动的满足感、幸福感，每个人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高兹把劳动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克服资本主义所主导的日常生活的异化。

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干预的扩展是从属于工业资本扩张的，是不可能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和集体服务的加速扩张与垄断扩张的追求不再被一起尝试，它有两种选择：一是稳定化，减少社会和公共开支来增加储蓄和个人消费，给予资本主义积累一种新的动力；二是比过去更快地发展公共服务和社会干预，这要求经济更大程度上的社会化。只要生产决策仍被资本所控制，只要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仍被资本主义价值观所控制，那么活得更好的唯一方式就是挣钱更多。但是，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废除了，活得更好则意味着减少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使工作适合劳动者的生理和心理的要求，处理好集体服务和个人自由劳动，不管是工作中还是工作外处理好交际和文化。高兹认为文化的大众传播不可能毁灭资本主义的文化独裁，文化的大众传播不允许个人彼此进行交流，反而把信息和文化产品集中传播给沉默而又被分离的大众中的每个人。这种交流方式的单边性特点，注定每个人要消极消费，因而，大众消费文化不会打破资本主义的文化独裁。高兹要求在日常生活中重新整合文化，去除资本主义过度消费的文化价值观，走向生态社会主义价值观。

高兹追求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目标，提出“自治”也是人存在的基本需求，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自治精神极度匮乏。高兹所期望的自由生活凸显个人主义的特点，带有存在主义的特征。高兹的双元社会思想是一种乌托邦，虽然高兹的日常生活理论带有个人主义和空想主义的色彩，但深刻地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和日常生活的异化，切中了资本主义危机和日常生活异化的要害，对于我国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理论具有启迪作用。

［1］Adrian Little.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Andre Gorz［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

［2］Andre Gorz.Division of the Labor［M］.London：The Harvester press，1978.

［3］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M］.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

［4］Andre 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