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培根

（常熟理工学院 宣传部，江苏 常熟 215500）

翁同龢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著称于世，是晚清书坛大家。他终生勤学苦练，转益多师，融汇贯通，自成一格。翁同龢虽然没有写过关于书学、书论方面的专门著述，但在他的诗文集、日记、书画题跋中有大量文献或阐述评判名家书画作品，或详尽记载书画研习经历，或传播交流书画研究成果，或辨章考镜书画版本源流，或挖掘提供书画人物史料等等，从中反映其丰富的书学思想。

一、阐述评判名家书画作品

《翁同龢日记》、《瓶庐丛稿》、《瓶庐诗抄》中有许多对历代和当代书家及其作品的评论。例如，翁同龢强调学书要宗师古法，勤临苦练，重视基本功和技法的训练，打实基础；同时，要不为古法所囿，不断创新。《瓶庐丛稿》卷三《题曹东谷尊人遗墨》引黄山谷论书：“‘李西台如法师参禅，王著如小僧缚律’，语有低昂，不知舍律无由悟道也。先生之书，左规右矩，毫芒皆有法度，非墨池笔塚不能造此境。”

翁同龢对前辈书家何绍基非常推崇，认真研究何绍基的学书经历和用笔方法，在《瓶庐丛稿》卷四《杨吉南藏蝯叟书跋》中指出，何绍基形成遒劲独特的书风，在于他对汉碑下过极深的临习功夫：“蝯叟（何绍基）书自入蜀而大变，甲寅所赋，蝯臂翁诗尽之矣。叟于篆日写数十，于《张迁》、《衡方》各临数百通，笔势乃如蛟龙翔舞，而兢兢于悬臂，中锋横平竖直，岂狂怪一流者哉！”此又见《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七年正月载。又，《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载，翁同龢作跋论何绍基书法：“蝯叟臂灵，人锋中正，故能以篆籀法为八分。”《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二日载，翁同龢作文跋何绍基书法：“以钟鼎结体，而以李、蔡沉古之力运之，故变化无穷。”《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廿二日载：“赵补笙以蝯叟篆册赠，意欲催余墓志文兼欲余书也，题诗还之。”其中《题何蝯叟书洞庭春色赋》诗之一有赞颂何绍基书法：“坡公守骏不如跛，蝯臂腾空更出奇。”翁同龢认为何绍基书的《洞庭春色赋》甚至超过了苏轼的原作更加“出奇”。

《瓶庐丛稿》卷三《跋梁山舟〈碑版异辞录〉》，又见《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六年八月载：翁同龢作《梁山舟〈碑板异文录〉跋》，批评时人“囿于所习”单独取法于某一家一派的学书之弊，说：“凡人之学，囿于所习，书道亦然。习欧则欧，习褚则褚，未肯少越，以为规矩、体势当尔也。山舟论书，谓止有看帖无临帖，意其宜固专尚性灵矣，而纂辑之功乃如此，此其所以陶冶众体而成一家也。苷颜黄门讥俗学放矢，有揖下无耳鼓夕卜设皮等语。其实随手变体，汉人已然，六朝三唐，尤趋草势，乌得尽以六书为绳削，山舟盖取其大意而已。”翁同龢提出学书要不“囿于所习”，注意“随手变体”，以便“陶冶众体而成一家”。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载：翁同龢作《古缘萃录碑帖二卷跋》，不只是碑帖文献评论，而是借题发挥，批判“论者乃于北碑南帖强为轩轾”，只强调两种书体间的差异和对比，而忽视了二者内在的传承与延续的片面观点，阐述自己的碑帖兼融观。翁同龢说：以前在京师谈金石者，“皆重碑而不喜帖。南归后，见武进费西蠡所作汉碑宋帖，各有古拓，叹为绝伦。今又见伯英此编，其精且博，与费君等而区碑帖为上下两卷，窃喜与余同志焉。夫有宋诸刻，纵多糅杂，山阴法乳，赖以津迷，论者乃于北碑南帖强为轩轾，抑以偏矣。”

二、详尽记载书画研习经历

《翁同龢日记》和诗词书画序跋中，尤其是《翁同龢日记》详尽地记录下了他的书学心得，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虽只言片语，弥足珍贵。

例如：

《翁同龢日记》同治四年四月初九：“书寿屏，站作欧体，颇不惬意，大抵楷书执笔须坚实，腿方有力，但藏锋之诀刻不可离，否则苯而板矣。”

《翁同龢日记》同治五年三月廿四日：“为人作字，于董公‘腕中无力，不得佳书’二语深有所悟。”

《翁同龢日记》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一：“写字悟古人用笔丰左之诀。”

《翁同龢日记》同治六年四月十二一日：“临帖，稍有悟于画沙印泥之旨。”

《翁同龢日记》同治六年八月初八：“临帖，悟‘戒虚锋’一语。”

《翁同龢日记》同治九年二月廿一日：“迩来稍悟书法，落笔须曲折并须灵动。”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年九月初七：“归后写应酬字，得力于回腕，盖忘之久矣。”

《翁同龢日记》光绪四年二月初六：“临右军书，悟藏锋非大力不能。”

《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午后复展观六甲，始悟唐写经终带匠气。”

《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三年五月廿九日：“归写扇，不称意，臂力太猛，究无是处也。”

《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七年三月初八日：“看字画……古人真迹总不离藏锋而紧，紧则变化，须知之。”

《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九年六月初二日：“写对不惬意，腕弱而有迹象，总是矜心作意之故。”

《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九年七月廿二日：“写对条，似臂力稍振矣，盖悟境非学力也。”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八日：“看《礼器碑》，悟古拓之瘦润。”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看包慎伯论书，专重腕力而不及臂力，余故未尝问津，然其吃精微，不可不体会。”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一日：“作大字，腕力颇振，一快事也。”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日载：“看苏书赵碑，始悟丛帖所刻皆伪迹耳，苏自欧出者也。”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二日载：“功课如昨，写字稍悟藏锋中锋之别。”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三十日载：“看《孔羡》拓，是明时重墨，因悟魏刻变篆势为竹节，两头皆方，而实中锋。”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日载：“写大字，始悟万法不离回腕纳怀，外此皆岐途。”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十载：“晨起，再看赵字卷，见其方折，始知参用褚法。”

这些学书领悟、鉴赏体会、书法技巧、创作方法等等均值得重视。

三、传播交流书画研究成果

《翁同龢日记》和诗词书画序跋中，有大量记载书画交流、探讨书画和书学研习成果的内容。例如，翁同龢著名的“旧山楼论书”，见诸《翁同龢日记》等文献记载。时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四月二十一日，翁同龢与兄同爵扶母柩南下，在籍丁忧，常去赵氏旧山楼。旧山楼主赵宗德和赵宗建兄弟十分好客，当时的旧山楼为文人雅集之所，常熟一地的学术文化中心。翁同龢与赵宗德、赵宗建及常熟周边地方的文人杨沂孙、杨泗孙、庞钟璐、庞鸿书、吴鸿纶、钱漱青、季士周、李升兰、曾伯伟、潘欲仁、翁同祜、常熟三峰寺僧荮龛等八月和十二月在旧山楼两次雅集，谈艺论学，交流书艺，传播书画研习成果。在八月的一次雅集上，翁同龢向大家介绍了自己近年购得和在京师书铺所见名贵碑帖，以及这些碑帖的风格和自已临摹的体会。翁同龢论碑帖的风格，主要观点是，秦汉以来所传碑刻上乘者不多，蔡邕《鲁峻碑》“骨气洞达，爽爽有如神力。”世传钟繇《乙瑛碑》和《韩敕碑》“如云鹤游天，群鸿戏海，行留茂密实亦难过。”在隋唐以后的书法名家中，颜真卿的《多宝塔》工整严谨，用笔劲健。《家庙》碑字体刚健笃实，形似软绵而内买寓骨乏，集平原书法之犬成。《争坐位》系颜氏草书代表作，苍秀流利，世无其匹。《怀素千字文》笔走龙蛇，气势磅礴，活而不脱，离而不散，为学习草书的范本。《道因》清丽遒劲，如兵家对垒，步步为营，笔笔扎实。翁同龢论临摹碑帖，主要观点是，学习碑帖“重在学其气势，不在点划”，要学习前人如何“执笔”，“尽得古人墨气之法”。名人书法不乏败笔，欧阳修《道林寺碑》不少字“寒俭无精神”，柳公权《国清寺碑》不少字“费尽筋骨，大小不相称”。学习碑帖的态度应是“博采”而不“专一”，“陶冶众体自成一家，不必囿于其某法”。“余书以意行，不守法度”，“ 皆无章法”，取众家之长。翁同龢论学书体会，主要观点是，应掌握分布和著笔两大“关键”，“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复归平正。”“横划之平，为书家一大关键。不平不能拙，不拙不能涩”。至于落笔，则“须曲折并须灵动”。若“写六朝书，则必须悬臂，笔势要张，否则局促转嫌其俗”。字写不好“总缘下笔处未能顿足，不顿则全字结构皆散且飘走站不起”。“要留意落墨时圆湛有力，小楷及时下字皆一贯也”。若“讲逆锋法，则搦管要虚和”。书须“刚中带柔”，才能“有力而妩媚”，杨沂孙书法“柔而健劲秀美”。成熟的书法应具备“气”、势”两大特点，王羲之书法“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气势兼备。要注意字体的硬度，“书贵瘦硬方通神”。写好字应注意运腕，“腕中无力，不得佳书”，“以腕著纸则笔端有指力而无臂力”，“大抵楷书执笔须坚实，腕方有力，但藏锋之诀，刻不可离，否则笨且板矣”。翁同龢自述学习“悬腕印泥之法”，已“用功三十年”。书应注意变化，如何绍基用笔方法完全来自篆隶：“道州何先生篆隶皆悬锋直下，晚年乃益挥霍离奇。其用意以钟鼎结体，而以李、蔡沉古之力运之，故变化无穷。”写楹联“字腰骨格肉须裹铁，筋需藏，帖乃秀润”。 用十六个字概括以上学书体会即“论书十六字”：“锋必抵纸，要用柳法，气要完固，臀力浮起。”学书除日日临砚，勤学苦练外，还应注意书法理论的学习。翁同龢“旧山楼论书”影响甚广。［2］105-111

清代文人之间论书风气极盛，《翁同龢日记》中还记载了翁同龢与其他书画家们一起鉴赏研讨书学的内容。例如，

咸丰十年十月四日，翁同龢与黄钰孝侯研讨书学，翁同龢记：“访孝侯，见所藏《松雪绝交论》墨迹卷，精妙无匹，因论书法。孝侯言：中锋则墨不偏枯，即一点一画皆有三道笔，不特波磔为然。又言其伯父学悬腕中锋数十年，常曰临摹者，末事也，须要学中锋，锋成则临摹甚易。皆名言也。”

同治九年十月廿三日，翁同龢与汤斐斋研讨书学，翁同龢记：“夜汤斐斋来辞行，论笔法颇精，其言以尊笔为将军，抬腕皆不动为主，则腕乃能运，运腕而后讲藏锋，极推何子贞以为当代无二，所论恐非京华人所能知也。”光绪十八年八月十四日：“晚邀黄昌歧饮，廖仲山、钱子密、孙燮臣作陪，仲山早来，谈篆隶法甚洽。”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八张謇自通州来常熟访师，并与翁同龢研讨书法。二月初日翁同龢记：“又论书，语甚多，谓陶心耘用捲笔非法，极服膺蝯叟直起直落，不手不能拙，不拙不能涩，石庵折笔在字里，蝯叟折笔在字外。”《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七年三月载：常熟沈石友招饮翁同龢于明月楼，席间出示吴昌硕篆书对联共同研讨，翁同龢评价“虽不及蝯叟拙朴，亦自有一种金石气。”

四、辨章考镜书画版本源流

《瓶庐丛稿》、《翁同龢日记》和诗词中，有大量书画碑帖鉴定考证文字。《翁同龢日记》有大量某日购某碑帖的记载，其中有唐人写经，宋拓《醴泉铭》、《麻姑仙坛记》，明拓《道因法师碑》、《争座位》、《化度寺碑》等珍贵拓本，无力购买的便“借观”。对这些文献，《翁同龢日记》中间有考订记录，多涉及书史流变，书风传承，版本真伪，碑文校勘，乃至于以碑证史，均补书画目录和史志之缺，弥足珍贵。

例如：

《翁同龢日记》同治六年四月初十：“于博古斋见米书多景楼墨迹，内府物，诒晋斋所藏，纸墨如新，所可疑一而倒笔耳。”翁同龢从一而倒笔疑博古斋米书墨迹有伪。

《翁同龢日记》同治七年五月初七：“兰孙以所藏习北海《绛帖》三册见示，即《庚子销夏记》所记者也，有宋人方楷图记，羲、献帖俱全，惟末行与《阁帖》无异，恐亦非真《绛》耳，然今日睹此，墨池放光矣。”翁同龢从末行与《阁帖》无异，疑恐兰孙所藏有伪，非真《绛帖》。

《翁同龢日记》同治九年二月廿七日：翁同龢作诗，“《题伯寅藏〈瘗鹤铭〉精拓本》：‘多事良常写作图，较量分寸失名姝。江潮洗出碑趺字，自古文人考证疏。’”翁同龢指出王澍考《瘗鹤铭图》疏于考证。

《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一年七月十二日：“何子峨将赴戍所过此，以唐人写《长寿经》一卷见赠，卷细一纸耳，尚是古装池，盖日本秘笈也，平生未见。”翁同龢鉴定并著录罕见日本秘笈。

《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二年四月初三：“是日得见李若农所藏《华山碑》，脱两叶，乃宋榻之精者，胜崇朴山四明本远甚，据称在杭州见梁敬叔家华阴本，宗湘文家长垣本与朴山本一一细校，皆不逮此本精也，此马氏玲珑馆藏，金冬心钩过一本，覃溪先生据以付刊，即吴山夫《金石存》中所载之本也，为海内第四本，人多不知。”翁同龢详记海内第四本且最精的珍稀拓本《华山碑》。

《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赐观三希堂所藏王氏三种真迹，王羲之《快雪帖》册，王献之《中秋帖》卷，王询《伯远帖》卷，真稀世宝也，宋锦装池，光彩照耀。”翁同龢记录鉴赏到的宫廷所藏稀世珍宝三希堂藏本王氏三种真迹。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翁同龢作《诒晋斋书跋》：“诒晋斋书初仿松雪，晚年全宗渤海，瘦劲冲澹，别有神韵。此迹与他书不同，疑出同时朱邸名流之手，不能定为何人也。诗稿数首，内一首乃道光八年五月威勇公长龄平定张格尔还朝膺赐事，其时成哲亲王薨逝已五年矣，安得云与闻盛典耶？印记乃后人妄加也。”翁同龢从墨迹不同、诗作与人事不符、印记妄加三个方面辨伪，富有说服力。

五、挖掘提供书画人物史料

《瓶庐丛稿》和《翁同龢日记》等中有大量书画家人物传记史料，这些书画家人物传记中有翁同龢对书画家成就的评价，史料又多补史书地方志之缺。

例如，《翁同龢日记》同治十二年载，翁同龢作《吾友三书家传》，记常熟道光中以颜、柳之法创著者王叔和、屈小农、刘雨寰及刘雨寰兄刘云樵四书家，不见地方志记载。

翁同龢光绪二十九年作《吴儒钦先生墨迹跋》及《候选训导吴君传》，详记吴鸿纶生平事迹，《吴儒钦先生墨迹跋》中涉及吴鸿纶“论书”与翁同龢的不一致，评论吴鸿纶书法纯正，“左规右矩，无一丝嚣张之气”。《候选训导吴君传》又评价吴鸿纶“书法出入唐宋诸家”。 这些史料均很珍贵。

再如，旧山楼赵氏为文献世家，楼主工诗词书画，精善鉴定，广蓄金石图史，藏有惊人秘籍。但当年人们对旧山楼及其主人知之甚少，并时有传误。叶昌炽（1847—1917）曾于光绪九年（1883）访旧山楼，见诸《缘督庐日记抄》：“游赵次侯园亭。”又在其《藏书纪事诗》卷七载：“昌炽二十五六时，游虞山，出北郭，登赵氏旧山楼，观所藏书。问主人，则驾言出游矣。稍旧之册，不以示人，楼中插架无佳本。时甫自菰里瞿氏校书归，观于海者难为水，惘然而返。”即以“小藏家”称之。翁同龢撰《清故太常寺博士赵君墓志铭》及为旧山楼藏书画所撰大量跋文和题诗提供了旧山楼主赵宗德和赵宗建兄弟及所藏书画的珍贵史料。如翁同龢光绪十五年撰《次韵赵次侯宗建送行之作》诗之一称：“三百年来第一家，修篁古木静无哗。先生东郭兼南郭，处士山涯又水涯。好事每愁花易落，留宾不厌酒频赊。梅颠绰有元华气，尚恨窗棂面面遮。”翁同龢在“三百年来第一家”句下自注：“次公报慈桥宅，已三百年矣。”翁同龢光绪二十六年撰《题赵次公〈灌园漫笔〉》诗：“花农真合住花田，借得奇书手自编。不数世间凡草木，知君心事在梅颠。”翁同龢自注：“君重修梅颠阁。”翁同龢撰《清故太常寺博士赵君墓志铭》载：“君讳宗建，字次侯，亦曰次公。先世宋室玉牒，由江阴迁常熟北郭，是为宝慈里赵氏。”“曾祖同汇。祖元恺，按察使司经历。父奎昌，詹事府主簿。三世皆以义侠闻。”根据翁同龢提供的这一线索即可上溯赵宗建前十一世。翁同龢在赵宗建墓志铭里还附带涉及到赵宗建子孙辈：“子仲乐，前卒。仲举，邑庠生。孙士权，前卒。士策，业儒。曾孙不骞。今来请铭者仲举也。”赵仲乐妻江阴季氏，季念诒之女，婚后不满一年卒，翁同龢撰有《季孺人传略》。郑伟章《文献家通考》“赵宗建”条引《旧山楼书目》曹菊生跋称：“士权更名不骞。”此误，翁同龢在赵宗建墓志铭里载“曾孙不骞”，即不骞为士权子。

［1］陈义杰.翁同龢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9-1997.

［2］翁同龢纪念馆.翁同龢诗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翁同龢纪念馆.二十世纪翁同龢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

［4］中共常熟市委宣传部，常熟市文化局，常熟市风景园林和旅游管理局，等.翁同龢遗墨：常熟博物馆藏［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