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勇

（常熟理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初唐的士人心态和这个新王朝一样表现出了相当大的气度和雄心。他们的豪情和志向，在书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的书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虞世南《笔髓论》开篇即说：“文字，经艺之本，王政之始也。”［1］345将文字与王政相连，表明初唐书家已开始渐渐认可以传统儒家入世的方式，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在魏晋六朝的书法思想史上是绝难碰到的。初唐的知识分子书家们所选择的与这个王朝的开国气度是一致的。他们还从一个统一王朝的法度和规范的要求，考经溯源，为新王朝寻找历史和文化思想流脉的接续点，比如追奉老子李聃为李唐王朝的宗主，反对绮丽的齐梁文风，与唐太宗主张文艺要有益于政教的思想相一致等。

当太宗和群臣完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意志后，剩下的就是要以无比坚强的精神和定力加以坚持。太宗在他的晚年就曾担心“犹恐身后之日，子子孙孙，习于流俗，犹循常礼，加四重之梓，伐百祀之木，劳扰百姓”［2］423。士人们也担心是否会因为安逸而无法继续“对前程的自由选择空间和思想的自由阐述余地”［3］5的坚守。事实证明，这样的忧虑不无道理。当科举取士制度成为唯一的进阶方式时，却在一个承平时代，因考试形式的僵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考试制度外的腐化，而成为一种摧残人心的手段，多少士人因此而仕途折马，人才淹没的现象到处都是。也许这就是他们为着一个大国的构建所付出的代价——忍受平庸。这是古代中国王朝统治中经常发生的现象，也是一个颇值研究的思想史问题。

初唐的书风其实还是对风行于东晋南北朝的王羲之书艺的继承和发展。这和唐太宗李世民的个人好恶有很大关系，并且左右了其后的高宗、武后和中宗朝皇室的审美品味。大体说来，崇王书风是这个时期的主流，与隋相比，初唐正是王学书艺思想的张扬和完备期。具体而言，初唐书法思想的发展大致呈现如下几方面特征：

一、晋人风度的延续

崇王不是唐王朝所特有，前朝即已有之，只是在观念的转化和接受上没这么强烈罢了。王学风韵是以楷法代篆隶，书风更为简练明快。楷法出现的东晋，正是士人们锐意革新，以极大的热忱张扬自我的时期，同时也是南方经济和文化模式的探索时期。相比于籀、篆等字体来说，楷书融骨力和血肉于一体，遒媚中不失劲健，所体现的正是一种睿智的“通人志士”品貌，主体感受比较强，对人的自我学识和修为以及日常规范提出了很多品格上的要求。丰腴、自然、潇洒、超脱，这些晋人书法中体现的风度，正是意欲以宏远和阔大为审美理想的唐代士人所津津乐道的，也是与他们力图建构的自信、宽容、平和的大国心态相匹配的。一个新的思想和文化的建构必然是要在旧有的文化思想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唐人出于政教的需要，反对齐梁的绮艳，但却一直没能摆脱这种绮艳情结的纠缠。当唐太宗和他的权臣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就提出了一个文质并重的艺术观念，既可助于政教，又可让艺术自由发展。就书法而言，王羲之的书法思想及其表现出来的骨力和气度正是他们需要的表达方式。唐太宗就强调过“骨力”这样的书学问题，他说“我今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势自生耳。”［4］282他还曾批判过萧子云的书法，说他“无丈夫之气。行行如萦春蚓，步步如绾秋蛇，卧王蒙于纸中，坐徐姬于笔下。以兹播美，岂滥名耶。”［4］282唐太宗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写“论赞”，并要求虞世南、欧阳询等临摹《兰亭序》，使辉煌的唐代书法史在崇王的浓烈气氛中开始。其实，初唐诸书法大家不少本出自王氏书风。如虞世南师法同郡沙门王羲之后代智永，并“妙得其体”。［5］80“右军内擫法，惟伯施（即世南）用之浑然无迹。”［5］81可见其受大王书风的浸染之深。欧阳询也是王氏书风的传人，当时人言曰：“欧阳真行出于大令（即王献之）”“欧阳询得右军之力”。［5］81再如褚遂良，魏征说他“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李嗣真说“褚氏临写右军，亦为高足。”张怀瓘评之：“祖述右军，真书甚得媚趣。”［5］84而“媚趣”正是二王共同所具的书法晋韵。初唐众多的书家本身来自崇王的南朝，或直接赓续二王书脉，或成长于二王书风之中，深受二王影响，基本定型于二王书风之下，再加之当时帝王的推崇，初唐书坛的“王氏风韵”之大不难理解。

二、法度的强化

初唐书法对法度的要求比前朝要苛刻完备得多，这和他们的政教风气有很大关系。唐高祖践位不到一月，就“废隋《大业律令》，颁新格”［6］535。唐太宗治政较为大度开明，但他也认为“天下愚人，好犯宪章，凡赦宥之恩，唯及不轨之辈。……夫小人者，大人之贼，故朕有天下已来，不甚放赦！今四海安静，礼义兴行，非常之恩，施不可数，将恐愚人常冀侥幸，唯欲犯法，不能改过。”［2］74可见唐代立国之初，即规定了一个非常明细的吏法之约，所有的政教文化、规章条款的制定皆依此定夺。虽然这和我们所认为的“唐人尚法”这个判断有诸多不同，此“法”非彼“法”，但它们在追求一种精神气度上是相当一致的。唐代的上层知识分子是由旧贵族演变而来，即使不是贵族，多少也会沾染一些雍容显贵的习气，欧阳询、虞世南家族即是这一群体中的成员，他们不但在前朝任过职，在新朝更是位高权重。他们在追求书法的法度化上不遗余力，欧阳询堪称是唐初追寻大王法度的最有成就的人物，他的《用笔论》和《八法》即是对王羲之书法思想在法度上的深化和总结。但这种法度的强化也导致了一些不利的后果。书法是一种情性的艺术，若是过分追求晋人的法度，唯大王是好，那么属于初唐自身的书法精神又在哪里呢？况且二王代表的晋韵是以创新为根本的，而唐人把法度强化到一个至尊地位的时候，必然会成为一种强权的力量，反而压制书法思想在新形式上的探索，在精神上与晋人风韵背道而驰。特别是这种王氏法度被当作一种考试和行文的必需程序时，它本身所具有的自由和灵动的气息已完全被僵化无生气的规范所代替，一代士人学书又有何快乐可言？当然，唐人对法度的强调，也开启了古代中国以理论书断艺的先河，这是一种具体而微的理法，是在书法本体层面上的文本研究。

三、书学在教育和科举中的拓展

法度化的书法风格和审美情趣的张扬，是初唐整体文化症候中的一部分，并非如史家所言，全然是唐太宗家族的好恶所致。唐代的教育和科举是影响唐代书法思想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大致梳理一下唐代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中有关书法的相关条文，便可知唐代书学在一般知识人群中的地位，以及书法思想对他们生活和命运的影响。首先，书法是掌控舆论的手段。教育是用来传播思想和文化的，科举是用来为国家选拔人才的，而笔墨则是这个社会信息交往的载体和思想得以流传的媒介。在唐代，抄写是当时保存古代典籍的唯一方式，也是出仕施政的主要手段，仕官之人鲜有不通文墨的，甚至书法的优劣常常被当作衡量一个人是否有才气和发展前途的标准。因此，唐代的书人众多，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专职的书写员，抄录员，主要是各种公私函文，也有少部分入皇宫密阁负责图书的誊写修缮的；二是擅长书法但从事其他行政工作的文人士大夫，这个群体最为庞大。对文人而言，书写是谋生和发展的手段；而对唐太宗和他的朝臣们而言，这是一个掌控舆论和优化王朝统治的重要工具。故而，唐太宗在继位的第二年，就迫不及待地置书算学于国子监［4］56。又于“显庆三年九月四日，诏以书算学业明经。”［4］56太宗和朝臣们还特别强调贵臣子弟的书法教育问题，同时又经常从民间征集诸多善书之人入官。史书载，贞观四年（630年），“初置宏文馆，选贵臣子弟有性识者为学生，内出书命之习学。又人间有善书，追征入官。十数年间，海内从风。”［4］56这为新王朝在延揽人才上，无疑又开了一个渠道。其次，唐代的科举，无论是贡举还是铨选，都必须要以书法为首要的条件，否则不予考虑。这也是上面所说的贵臣子弟也要挑“有性识者”去习书的原因所在。要求非常严格，比如《新唐书·选举志》第三十四载，“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而“凡贡举非其人者、废举者、校试不以实者，皆有罚。”此外，“凡诸学，皆有博士、助教授其经艺。”欧阳询、虞世南就曾在国子监这样的学校教过书法。在唐人的观念中，不通书法是进不了仕途的。

四、众多书论家的出现

初唐的书论是这个时期非常突出的成就。这些书论大多是对王羲之以来书法技巧和美学思想的阐释和生发，是在崇王风气下写就的书论文章。另外，这些书论都非常强调“德成而上，艺成而下”［7］197，这是一个充满儒家伦德倾向的观念，在他们看来文字即是“王政之始”。再者，在虞世南、李嗣真等人的书论中，皆可见到他们对从苍颉造书以来的文字和书体流变的历史的记述，于此我们或可窥见书论家们对谱牒学和考证学的偏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家：

欧阳询的楷书，被后人奉为“楷书极则，人无异议”［8］81，世称“欧体”。他对书法的精研获得不小的世誉，史书载他“聪悟絶伦，读书数行俱下，博览古今，精究苍雅。”［9］92他的代表作品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化度寺碑》、《虞恭公温彦博碑》等。欧阳询书法广学晋人，特别是继承了二王的风韵，他尽能八体的全面修为尤其显示了晋人风度。他的书论主要有《传授诀》、《用笔论》、《八诀》和《三十六法》等，其书法思想主要体现在崇尚法度上。欧阳询对作书的用笔与结体之法都有深入的探究，认为用笔有刚媚之异，其艺术效果也就有壮美与绮丽之别；他要求通过点画的布置与连贯造成黑白交错的结构美，并在空间分布上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这些书法思想都有较高的价值，对唐代及其以后的书风与美学思想都产生过一定影响。

虞世南也是学王羲之的，李嗣真说他早年师从智永，有“法体”。他的楷书代表作是《孔子庙堂碑》。他的书法思想主要在他的两篇书论《书旨述》、《笔髓论》中。《书旨述》主要回答的是“书启之发源”的问题，主要叙述了文字的发生和唐朝以前各种书体的流变，其中对篆文和籀文的流传着墨较多。《笔髓论》共分为“叙体”（又作“原古”）、“辩应”、“指意”、“释真”、“释行”、“释草”、“契妙”七个主题，各有所论。在这些书论中，他主要是叙述古今书体的流变问题，在强调书法艺术的神韵和玄妙中，突出了书法创作的随机即兴的抒情性特征，以及心手相应的自然流露，颇具晋人书韵。

李世民的书法思想主要是围绕王羲之和他的政教观念展开的，其书论主要有《王羲之传赞》，是他为《晋书·王羲之传》所写的赞，其中包括很多具有判断性的观点。至于《书苑菁华》中的《笔法诀》，《墨池编》中的《论书》、《笔法》、《指意》、《笔意》四则论书短文，真伪尚且待考，其中有一些和虞世南的观点及言词雷同。李世民继承王羲之的理论，强调书法的筋骨，对矫正南朝浮靡书风有一定的意义。他发展了晋人尚意重韵的传统，着意于书法的精神意念，并且提倡书法的中证和平的审美标准，与其政治理想一致，客观上也有其价值。

孙过庭一生命途多舛，仕途坎坷，他的友人陈子昂为他撰写墓志铭，称其为“有唐之不遇人”，所谓“幼尚孝悌，不及学文；长而闻道，不及从事。”孙过庭早年受儒家影响较大，晚年则趋向老庄。他博古通今，独秀文华，善正行草书，他的《书谱》（其实是他为自己的书谱所作的序，真正的书谱正文已不可见。）不但是学习草书最好的模板之一，也是书法理论的一座丰碑；它既涉及书法基础，又有很高的理论层次，反映了孙过庭深邃的书法思想。其《书谱》在总结前人与今人（包括他自己）的大量的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从发展论、书体论、书家论、创作论、风格论和批评论等六个方面，总结了自有书以来的书法理论成果，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观点，不仅超越了六朝，也是独步当时、彪炳千古的书论著作。由此，孙过庭成为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书法理论家之一，在书史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李嗣真是初唐非常重要的学问家兼书画理论家。他精通古今经史，并为众多名家秉笔传记。一生以著述丰富见称，撰有《明堂新札》十卷，《孝经指要》、《诗品》、《书品》、《画品》和《古今书画录》各一卷。他的朋友杜审言曾在一首《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的诗中，将他描述为“雄词执刀笔，直谏罢楼船”，“学总八千卷，文倾三百篇”的刚直多识之人。可见他确实很有才华，判断力和文辞功底相当不错。李嗣真主要作理论研究，因为他博通经史，故而下笔判言，自然与书家之断有所区别，且在书法思想和美学的追求上亦稍有出入。他的重要书论是他的那篇《书品后》。李嗣真的理论贡献，最突出的在于标举“逸品”。他的逸品，突出了书法作为艺术的审美特性，强调书法的主观精神与表现技法的高度统一，即所谓的“自然冥契”。这种思想包含非常丰富的美学内涵，既回归了书法的抒情本旨，又强化了创作的自然流畅；“逸”的即兴性与超脱性，更体现了书法的创新与变化的本质特征；“逸”还具有突破书法形象拘限的思想价值，表现了优秀书法作品所具有的“言外之意”的境界。因此，李嗣真的书法美学思想不仅对当时与后来的书法界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对诗歌与绘画理论产生过有益的影响。

初唐不仅书法创作呈现了繁荣景象，书法理论也取得了很高成就。作为前继六朝，后启盛唐的时期，初唐的书坛所体现的面貌既有明显的六朝遗韵，也有新时代的气象，可谓成就斐然而特征复杂。认识这个时期的书法风貌，不仅是书法史所必需，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与体认转型时期的审美理念和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与多重性，从而更好地认识美学观念的发展与变异规律。

［1］陈思.书苑菁华：卷一［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

［2］刘煦.旧唐书：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4］王溥.唐会要：卷三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55.

［5］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八［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6］刘煦.旧唐书：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96.

［8］杨守敬.学书迩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9］刘肃.大唐新语：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