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

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的历史作用

李雪

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刊登的部分文章，分析了《斗争》在党的思想建设、红军建设、政治斗争、武装斗争以及苏区经济、文化建设方面具有的影响和作用。认为《斗争》对于研究党的发展历史和当时苏区的各方面建设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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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从1933年2月创刊到1934年9月30日停刊，前后一共出版73期，共发表了党的文献和署名文章300余篇，对当时苏区的斗争影响重大。由于《斗争》主要是刊登中央决议文件和中央负责人阐述这些决议的文章，而当时正是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因而在宣传“左”的错误理论和观点上比较其他刊物要更加显著一些。

一、“左”倾思想对工作造成严重危害

（一）开展党内思想路线斗争

《斗争》刊登的关于党内斗争方面的文章有58篇，反映了当时党内的思想路线斗争情况。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1933年2月23日出版的《斗争》第3期刊登的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和洛浦的 《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断然认定闽粤赣省委“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把“罗明路线”定性为“反对党的总路线，同党的总路线对立的机会主义路线”，号召全党对罗明路线给予“最严厉的打击”。《斗争》第8期发表张闻天的《罗明路线在江西》，文章指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有，而且在江西也严重存在，并指令江西省委在全省开展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斗争》第12期发表的罗迈《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政治报告》一文提出：“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党国际的路线，是一条党的进攻路线”，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指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在这些文章的指导下，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在全省迅速铺开。一大批拥护和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受到错误打击和批判，被“洗涮”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机关。

（二）宣传“左”倾教条主义理论

《斗争》第12期刊登罗迈的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提出“要把苏维埃区域连成一片，要解决争取中心城市和交通大道的任务，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斗争》第3期刊登任弼时的《什么是进攻路线》，强调“在国内战争中，军事上的进攻是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这是消灭敌人武装力量直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重要的方法，这就是说是进攻路线中重要的成分，这就是我们在目前战争中最主要战线上所采取的策略”。《斗争》第14期刊登洛甫的《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提出 “必须无情的镇压苏维埃区域内一切地主残余，与资本家的反革命活动，并没收他们一切土地、企业与财产，从经济上给予他们致命的打击”。在“左”倾理论的指导下，中央苏区中央局对革命性质、形势和阶级关系作出了错误的分析，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否认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主张“进攻路线”；对革命道路问题和城市斗争的方针问题提出了错误的政策，低估根据地建设和农村游击战的重要性，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坚持“城市中心”论，号召全党准备决战；在土地问题上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政策；在组织上大搞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强调所谓“正规化”、“正规战”、“全线出击”等等。“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并最终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三）宣传“关门主义”

号召反对“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使我党丧失了与十九路军联合反蒋抗日的机会。1933年10月，驻防福建的十九路军与红军签订 《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2日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发表宣言和政纲，提出“反对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国民政府”等主张。福建事变为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当时，毛泽东向博古提出，红军应抓住这一机会，联合十九路军共同反对国民党的进攻。然而以博古为首的中央连续在《斗争》发表文章，对福建事变的处理采取了一系列的错误宣传与指导。1933年12月5日，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局在《斗争》第38期上发表《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的书》，文中写道：“自从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一个多月了，它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等的空喊之外，并没有任何其他反帝反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实际行动。”断定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在军事上根本无意与十九路军配合行动，在政治上仍视十九路军为“改组派”，“是更危险的敌人”，因此号召福建工农群众起来与人民革命政府作对，以削弱其力量。最终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被国民党镇压，红军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一次极好机会，就这样被博古等“左”倾领导者们葬送了。

二、《斗争》对苏区革命的指导推动作用

（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如第24期周恩来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央区红军的紧急任务》，提出了扩大与巩固红军、加紧学习与提高军事技术、加强与巩固红军中共产党的领导等7项任务，对全军进行反围剿战争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42期刘伯承的 《关于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问题》，提出了粉碎敌人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堡垒政策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第32期毛泽东的《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阐明了党的正确的查田政策，指出对地主采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采取削弱的政策是错误的。这对抵制查田运动的“左”倾土地政策产生了积极作用。《斗争》第42期、第43期、第44期连载的毛泽东《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以及第45期、第46期、第48期连载的《上杭才溪乡苏维埃工作》，在深入苏区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苏区基层政权在苏维埃代表会议、选举、扩大红军、经济生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经验，对苏区基层苏维埃政权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推动苏区革命

在苏区的扩红运动中，《斗争》上发表了一系列署名文章，宣传鼓励扩红运动。1933年4月5日出版的《斗争》第7期刊登了邓颖超的《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而斗争》。文中提到：要加强扩大红军的速度，采用护拥红军、归队运动、优待红军家属、政治动员等方式去扩大红军。进行政治动员是《斗争》在扩红运动中发挥的主要作用。在1933年12月至1934的《斗争》，几乎每期都刊登了对扩红运动的政治动员文章。例如《斗争》第37期刊登有王稼祥的《紧急动员：为扩大红军二万五千而斗争》，第38期刊登了李富春的《把扩大红军突击到群众中去》，第60期刊登了《为三个月超过五万新的红军而斗争》和社论《争取决战面前扩红突击的胜利》，第62期刊登社论《前进！向着扩红突击的伟大胜利》等等。在这种号召下，许多党、团支部全体加入红军。显然，《斗争》的宣传与鼓动，为扩红突击运动带来了一定的效果。

（三）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有重要影响

《斗争》作为党报发挥了对党内舆论监督的作用。洛浦在《斗争》第2期发表《关于新的领导方式》一文，对在苏维埃政府与党内机关中存在个人领导的不负责任的所谓“新的领导方式”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坚持集体领导的重要性，反对事务主义、包办主义。潘汉年在《斗争》第63期发表的文章《这样的工作作风好不好》，对苏区的官僚作风的种种表现及其危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倡导广大党员干部要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工作方式的斗争。《斗争》通过对时局的评述，较好地发挥了对党内舆论的引导作用。

《斗争》创刊期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东北地区，并积极向华北扩张的时期，因此《斗争》发表了大量的分析当时中国时局的文章。《斗争》第2期发表了博古《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国民党投降卖国》一文，认为在目前的情形下，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结起来，应该成为我们动员群众的最重要的口号。第5期上发表的洛浦《热河的失守与蒋介石的北上》一文，引用大量的事实和消息，揭露了蒋介石对日不抵抗以及对中央苏区的积极进攻的政策。《斗争》第59期刊登《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并中国告全国民众书》，例举了日本侵华的种种表现，揭露其吞并中国的野心，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之下，一致与日本与其他帝国主义作战”，并从7个方面进一步提出了反帝统一战线的纲领。这类文章使苏区党员干部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势和蒋介石国民党进攻苏区的实质有了清醒的认识。《斗争》还刊载了大量的马列文章，大力宣传马列主义，这对加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斗争》的史料价值

（一）为党和军队的建设提供历史经验

《斗争》在这一期间也发表了一些对苏区党的建设有积极作用的文章。如《斗争》第9期和第13期连载的罗迈的《健全支部生活的几个中心问题》，第27期发表的李富春的《江西党目前的几个中心问题》，提出了做好群众工作的若干好的方法。还有第24期上周恩来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央区红军的紧急任务》，第28期上王稼祥的《为保持红军中思想上的绝对一致而斗争》等等。周恩来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央区红军的紧急任务》，提出了扩大和巩固红军，加强与巩固党对红军的领导等7项任务，对红军的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记载了苏区根据地的建设轨迹

《斗争》第42期和第43期连续刊登了毛泽东著名的《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即《长冈乡调查》）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即《才溪乡调查》），刘少奇的《论国家工厂的管理》，陈云的《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洛甫的《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和《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等文章。刘少奇的文章全面地总结了苏区工业管理的经验，并提出了厂长负责制。陈云的文章批评了苏区工人运动中的“工团主义”倾向和王明的“左”倾劳动政策。洛甫的文章论述了苏区的经济和文化教育政策。这些文献，反映着苏区根据地的建设轨迹。《斗争》还记载了在苏区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比如有关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和福建事变发生过程的文献，有关苏区“扩红运动”的具体做法的记录，关于反“围剿”战争的动员与准备的记录，等等。因此，《斗争》对于我们研究党的发展历史，研究当时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工作，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G2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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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0）11-0147-02

李雪（1971-），女，江西九江人，硕士，九江学院（江西九江332005）政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2010-02-28

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9年学科共建项目“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研究”（09DJ211）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