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笑岩

北曲杂剧兴起的原因
——金代河东地区两种文化形态的碰撞与融合

刘笑岩

介绍了由汴京杂剧到河东杂剧再到北曲杂剧的演化过程，分析了北曲杂剧兴起的社会历史原因。认为北曲杂剧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与中原汉族农耕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产物。

北曲杂剧；河东杂剧；汴京杂剧；文化融合

一、北曲杂剧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两宋长达316年的这段时期，是我国继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之后，又一轮民族大融合的高潮期。两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中，与宋长期对峙的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注重在保留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汉文化的精髓。强悍、粗犷、质朴的北方游牧文化与当时孱弱、内敛、典雅的中原农耕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为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文化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使古老的中原文化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也为元代大统一创造了心理和文化认同上的准备。

公元1127年，金军的铁蹄踏平了北宋帝国的醉生梦死，摧毁了中原大地的辇彀繁华，战争破坏了汴京杂剧生存的文化土壤，盛行一时的汴京杂剧一时销声匿迹。金人将大批俘虏的汴京杂剧艺人押解到燕山和金国上京会宁府 （今黑龙江省阿城市南约2公里处）。途中部分艺人逃亡散落于河东地区（今山西南部和河南省北部），由此形成金杂剧的两个发展系统：一是由契丹、北宋宫廷承袭而来的燕京杂剧，二是由汴京地区民间杂剧流播而来的河东杂剧。两个系统中唯有河东杂剧影响较为深远，较多地见诸于史籍，而燕京杂剧则寥若晨星。

金代河东杂剧的兴起，固然得益于逃亡于此的汴京杂剧艺人的促成，也得益于当地浓厚的民间娱乐风俗。河东杂剧作为民族大融合过程中的北方流行剧种，经历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以及由此带来的艺术风格上的种种嬗变，从滑稽调笑的市井娱乐剧种转变为联套组曲形式的正剧大戏。

杂剧发展到金人入住黄河流域以后，逐渐开始由北宋汴京杂剧的滑稽科诨小戏向元代演唱完整大套曲子的转化，河东杂剧是其中转化的重要环节。为什么河东杂剧能够在汴京杂剧与北曲杂剧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呢？这要从当时的历史中寻找原因。

宋金战争进行到金世宗、金章宗统治时期（1161-1208年），在当时的四川、荆湖、两淮一线展开拉据战的时候，河东地区已经趋于稳定，经济文化逐渐兴盛起来。此时的金世宗完颜雍已经改变了金初完全排斥汉文化的国策，逐步学习和实行汉文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办学校，兴科举，大规模翻修湮废庙宇。金大定（世宗年号）、承安（章宗年号）年间翻新或重修的庙宇，多成为当时金代河东杂剧的主要演出场所。其次，河东地区雕版印刷业(当地以雕版印刷为主)发达，是金统治区内主要的书籍刻印中心。河东地区的稷山县盛产的竹纸和平阳府盛产的白麻纸，均为刻印书籍的上好材料，为金代河东杂剧剧本的普及提供了便利条件。再次，河东地区具有撰写说唱词曲的风俗，成为金代诸宫调主要产地。平水版《刘知远诸宫调》产于此，汴京勾栏中“首创诸宫调古传”的艺人孔三传就是河东泽州人士，他也有可能是在家乡民间艺术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而进入汴京的。在大定、承安年间稳定的社会局势之下，杂剧艺人便开始结合当地的风俗，在重要节庆日、家寿日、社日、祭祀日，卖艺授徒，北曲杂剧便在具有广泛欣赏群体的河东杂剧基础上得到迅速发展，从而雄霸一方。

二、文化碰撞与融合对艺术风格的影响

北宋在五代十国之乱后经历“百年承平”，国内农业、工商业繁荣，人口激增，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持续发展的国内经济，造就了一大批享受充裕物质生活的有闲阶层及其娱乐需求。在当时商品经济的带动下，市井通俗活动兴盛，社会沉浸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使得汉民族自秦汉以来所固有的尚武精神逐渐淡化。宋代开国之初即奉行的“重文抑武”政策也极大地影响了北宋文化的发展趋向——温文尔雅、精致细密、纤弱敏感、妩媚婉转。宋代艺术于是逐渐演变为精巧、深沉、醇熟的境地，显示出审美心理的进化与成熟。

相比之下，契丹、党项、女真文化留下的文化遗产，其风格与宋代艺术完全不同，带有游牧民族粗犷质朴的本色，其文化血脉中流淌着北方草原的鲜活血液。契丹艺术是唐文化想象之下发展而来的艺术，既有唐文化色彩，又凸现北地风格。女真艺术前期继承契丹，后期吸收宋文化，在塞北受契丹影响较大，入住中原后受宋影响较大。北地民族质朴的文化气息注入中原文化，给纤细孱弱的宋文化增添了鲜活的生机，有力刺激了中原民俗艺术的嬗变与重塑，为中国古代社会晚期文化艺术发展带来了新的基因变异。

北方少数民族都有独特的歌舞传统，当这些带有异域色彩的音乐舞蹈进入中原，即掀起了模仿与效仿之风。女真族的艺术质朴自然，与北宋市井通俗艺术有许多共通之处。女真族入主中原，中止了北宋“士群体”阶层发展起来的高雅文化，而继续发展了以往北宋的市井通俗艺术。女真族擅长说唱文学，其古代长篇说唱故事《尼山萨满》叙述一位女萨满（女真族信仰萨满教的女巫）尼山，用巫术上天入地、惩奸除恶、安抚善良，描写细腻传神，作品长达二万余字。《西厢记诸宫调》表情达意酣畅精细，女真族说唱文学对它的影响不容忽视。河东杂剧的演唱曲调以北地各族民间采集的曲调为主，许多汲取自当时兴盛于北方的诸宫调的曲调。此时的南宋杂剧主要运用宋代流行的传统大曲曲调以及部分词调进行演唱。河东杂剧与南宋杂剧在不同的音乐环境中成长，必然具有不同的风格，从其后身元代北曲杂剧的音乐构成可知，其曲调结构已经采取了联套组曲的形式，大曲固定的音乐结构显示出较强的灵活性，能够与复杂的剧本内容相结合。词曲说唱在全国民间广泛传播，文人纷纷从民歌俗曲中汲取创作素材，既效法其风格内容，又借鉴其文体格律，投入对“曲子”的创作。曲子词的曲式结构不同于乐府、唐诗的那种方整性句式结构，而采取了长长短短的乐句结构，这更适合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这种句式结构很快就为新兴的说唱、戏曲艺术所吸收。经过许多著名说唱艺人如孔三传、张五牛等人的改造和提高，出现了按照一定曲式结构原则联缀而成的套曲——诸宫调。诸宫调的确立反映出说唱音乐的高度成熟，为戏曲艺术的确立创造了条件。它突破了唱赚同宫系统内不得换曲牌的限制，采用缠令、缠达两种方式的单独使用或混合使用，集中宋金以来所有的歌唱手段来叙述故事 （多为曲子词所采用的 “吟唱”方式），已经具备了北曲杂剧曲牌联套为基础的音乐结构。在众多艺术家的努力下，形成了曲牌联套的固定搭配，产生了抒情和叙事于一体的套曲，再根据起、承、转、合的规律形成了四套曲牌联合叙事的模式。最后套数作为音乐载体，加以完整的故事情节，就完成了由说唱向戏曲的质变——北曲杂剧形成。

三、结论

综上所述，北曲杂剧兴起的成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任何一种艺术体裁的生成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土壤和欣赏审美群体。汴京杂剧经过“靖康之变”，战争摧毁了其所赖以生存的市井通俗文化土壤。汴京杂剧艺人被金军掳往河东及燕京地区，其中来到河东地区的一支，结合当地民间娱乐习俗，如红白喜事、年节社火、庙会祭祀等活动，融合当地优戏、歌舞戏、北地少数民族曲调、诸宫调等艺术体裁的有益基因，调整了演出方式：一种为民家堂会演出，一种为神庙祭祀演出，适应了审美欣赏群体由市民转化为农民的变化。这样，杂剧由汴京传入河东地区，形成了当地兴盛一时的河东杂剧。之后又形成链套组曲的形式，融入南宋杂剧、燕京杂剧及南戏的有益因素，发展成为红极一时的北曲杂剧。

其次，金朝与宋朝同期而异域，统治北中国的女真族的文学趣味影响深远。女真族擅长说唱文学，其古代长篇说唱故事《尼山萨满》对《西厢记诸宫调》有一定影响。整个两宋、契丹、金、西夏对峙时期，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队伍的扩大，对于通俗文学的需求量大增。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使书籍大量印刷成为可能，也使得文学作品更能够酣畅淋漓地叙事抒情。高雅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以俗白和话本为标志的民间通俗文学占据了文坛中的显著位置。

最后，北方少数民族的审美情趣也影响了北曲杂剧的创作。戏曲、散曲、话本等富有酣畅美德通俗文学上升为文坛的主要形式，而诗文等富有含蓄美的高雅文学则逐渐退居次要位置。历史悠久的汉族文学艺术与刚刚从原始氏族、奴隶社会脱胎的女真、契丹、蒙古、党项等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相比，毕竟存在着精粗之分。如果没有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参与，就只能停留在原始粗糙的状态。汉族知识分子经过艰难的探索，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找到了一个极佳的结合点，形成了北曲杂剧的特色。北曲杂剧，作为一种“唱念做打”俱全，集说白、歌舞、武打为一体的戏剧样式，既保留了唐诗宋词意境优美、文辞迤逦的特点，又融入了北方游牧文化强悍粗犷、热情奔放的特点；既保留了秦汉以来汉族角骶戏、歌舞戏、参军戏、汴京杂剧的创作经验，又吸收了北地少数民族歌舞戏的成就。它自然、酣畅、阳刚，具有北地少数民族崇尚勇武与质朴、激情饱满的特征，又包含着汉族崇尚的“返璞归真”的素朴之美，成为汉族及各少数民族人民所喜爱的崭新戏剧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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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7.37

A

1673-1999（2010）11-0110-03

刘笑岩（1979-），男，四川遂宁人，文学硕士，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南充637009）音乐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声乐演唱及中国古代音乐史。

2010-01-30

四川省教育厅科技处2008年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08SB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