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青

心理学和美学观照下的哈姆雷特的“疯癫”

夏青

以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和福柯的“疯癫”哲学观，来观照哈姆雷特的“疯癫”，认为哈姆雷特的“疯癫”完全印证了三重人格结构理论，哈姆雷特的“疯癫”并非是失去了理智，而是理性的折射，其“疯癫”过程是一个艰难的救赎过程。

哈姆雷特；“疯癫”；人格结构理论；理性；自我救赎

纵观古今中外文学的人物画廊，“疯癫”形象屡见不鲜，而最典型和最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疯子”，则非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莫属。关于哈姆雷特的 “疯癫”，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伊丽莎白时代的心理学家认为，任何情绪，或爱或恨，或哀或乐，或怒或忧，过了度，就会导致疯癫。莎翁接受了这个观点，于是当悲剧主人公的情绪走向极端时，他便让他们发了疯［1］。屠格涅夫则指出，哈姆雷特“犹豫不定，装疯卖傻，以责骂自己而自慰”［2］。国内莎学研究者关于哈姆雷特“疯癫”的心理学分析不胜枚举，大多是从“俄狄浦斯”情结入手，鲜有涉及人格结构理论的论文，而关于“疯癫”的美学探讨，也只有余莉教授的《从哈姆雷特看疯癫的审美意义》一文从“疯癫”的隐喻意义的角度进行了评述。因此，笔者试图综合运用人格结构理论和“疯癫”哲学观，从“疯癫”背后隐藏的人格分裂现象和蕴涵的独特美学文化价值这两个角度，解读哈姆雷特式“疯癫”之谜。

一、“疯癫”症候的心理学诊断

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自我与本我》（1923年）一书中指出：人格自身是一个动态的能量系统，其基本层次从下往上依次是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他们在精神活动中始终处于相互作用、相互矛盾和相互融合的状态。如果三者发生冲突或者失去平衡，人的精神状态就会失常。弗洛伊德认为：“在《哈姆雷特》中，欲望仍受到压抑——正如神经症患者那样——只能从压抑的结果中窥见其存在。”［3］。由此，笔者以为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完全印证了三重人格结构理论。

（一）本我：哈姆雷特的“疯癫”激情和自灭冲动

依据人格结构理论，本我处于潜意识的最深层，包括各种本能欲望，有即刻要求满足的冲动倾向。他按照“快乐原则”（principle of pleasure）行事，是人格的原始部分。本我是非理性的，具有孤僻和我行我素的特点。作为人的自然本性，他被以另一种区别于正常的、理性的形式呈现出来，即世俗社会所谓的“疯癫”。

克劳狄斯责备正深深沉浸在丧父之痛、仍不肯脱下“墨黑的丧服”的哈姆雷特：“那死后的儿子为了尽他的孝道，必须有一个时期服丧守制，然而固执不变的哀伤，却是一种逆天悖理的愚行。”［4］这种在旁人眼里不合礼法人情的“疯癫”之举，却无疑是哈姆雷特本来性情的真实流露，是多少遍演练也造作不出来的，因为现实中通用的那一套表达丧亲之痛的程序以及哭丧葬仪可以事先被精心规划，而“礼俗上规定的丧服、难以吐出来的叹气……以及一切仪式、外表和忧伤的流露，都不能表示出我（哈姆雷特）的真实的情绪”［4］。

同时，本我反映了人作为动物的两大本能——“生存本能”（life instinct）与 “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前者是人类作为生命存在的基础，维系个体生存和繁衍人类后代；后者是一种回归无机状态的倾向，对外常常表现为仇恨、破坏和毁灭的动机，自虐或攻击的动力。父死母嫁的打击，再加上大仇未能得报的切齿痛恨，使得哈姆雷特对人生感到厌倦和疲惫不堪，产生了与敌同归于尽走向自我毁灭的冲动。他对克劳狄斯轻蔑地说道：“胖胖的国王跟瘦瘦的乞丐是一个桌子上两道不同的菜；不过是这么一回事。”这句话看似疯疯癫癫、荒谬不经，实则反映了哈姆雷特已看透尘世，陷入虚无，这是他意欲走向自我解脱的前兆。在霍拉旭力劝哈姆雷特不要去和雷欧提斯决斗时，他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一个人既然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只能一无所有，那么早早脱身而去，不是更好吗？随它去。”［4］可见，哈姆雷特之死是他的冲动的“本我”早已自主选定的结局。

（二）自我：哈姆雷特的理性与智慧

自我存在于意识之中，处于本我和超我之间，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受现实陶冶而渐识时务的一部分，代表理性和智慧。他按照 “现实原则”（principle of reality）行事，充当仲裁者，监督本我的行为，并给予适当满足。

哈姆雷特清楚实现复仇大任艰难多险，所以他力图按照现实原则来隐秘本我的存在，不向外人公开宣示。从一开始，哈姆雷特就以装疯来掩盖真相：“我今后也许有时候要故意装出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当霍拉旭等人向他询问鬼魂的秘密时，他却用“我们还是不必多说废话……你们可以按照你们自己的意思干你们自己的事——因为各人都有各人的意思和各人的事，这是实际情况”这样意味深长的“疯话”来搪塞，以致于被误认为“这些话好像有些疯疯癫癫似的”［4］。

在哈姆雷特遵从现实原则寻求本我冲动突破压抑的过程中，不仅依靠理性，而且需要智慧。当他被流放远赴英国的途中，发现两位使节携带的外交公函上竟然是“把哈姆雷特立即处死”的命令，于是他用私藏的老父王印玺伪造国书，要求英国国王“立刻把那两个传书的来使处死”［4］，就用这样看似疯狂的计谋除去了这两个帮凶。恰如弗洛伊德所说：“自我经常把本我的愿望付诸实施，好像是他自己的愿望那样。”［5］

（三）超我：哈姆雷特的良知和品德

超我代表良心、社会准则和自我理想，是人格的高层领导，是儿童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尤其是父母对他的赏罚活动中形成的。他按照“至善原则”（principle of ideal）行事，指导自我以道德良心自居，去限制、压抑本我的本能冲动。

哈姆雷特极力抑制复仇的冲动，产生了“自我批判”和“道德控制”的理想化的自我，并达到了超我境界。一方面，他视父王之死和母后改嫁为丑闻和耻辱，时不时嘲弄奸王克劳狄斯和讥讽母后乔特鲁德，欲雪耻而后快；另一方面，他又谨记父亲阴魂的教诲——“可是无论你怎样进行复仇，不要胡乱猜疑，更不可对你的母亲有什么不利的图谋”，因而他告诫自己：“心啊！不要失去你的天性之情，永远不要让尼禄的灵魂潜入我这坚定的胸怀；让我做一个凶徒，可是不要做一个逆子。”［4］这充分说明：哈姆雷特内心的良知完全认同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自动地成为严厉的超我，警告遵循现实的自我，决不能放纵本我而当真疯狂地铸成弑母大错。

至善原则要求哈姆雷特按照社会道德标准来监督自我的行为，并且压抑本我的冲动。一方面，他在家仇、国恨和情殇这三座大山重压之下一时喘不过气来，于是不由自主地萌发了自我毁灭的冲动；另一方面，他又惧怕“或者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禁止自杀的律法”，担心“不可知的死后”“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4］，因而他顾虑重重、进退两难。这充分证明：在哈姆雷特的“品德”字典中，基督教的灵魂不灭论和宿命论占据了一席之地，并且形成了他固有的超我，不许他逃避现实的自我的约束和纵容本我欲望的满足。然而，哈姆雷特力图复仇雪恨和寻求自我毁灭的本我的疯狂，是不可能默默忍受超我的专制和独裁的，一旦等这种不顾一切摆脱被压抑的“疯癫”日趋强大到可以冲破超我的包围圈时，超我也不得不妥协退让，顺从本我的要求。哈姆雷特最终在决斗中与杀父仇敌克劳狄斯同归于尽，就是明证。

二、对“疯癫”的美学反思

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处女作《疯癫与文明》中，采用考古学的手法回顾了西方世界自中世纪以来的“疯癫史”，展现了西方文明的一种特有理性——疯癫维度：“疯癫”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病变，更是文明或文化的产物，“是最纯粹、最完整的错觉（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形式。它视谬误为真理，视死亡为生存，视情人为复仇女神，视殉难者为米诺斯”［6］29。谈到莎士比亚的作品时，福柯写道：“与其说是表现了自己时代已经发展了的对无理性的某种批判性的和道义上的体验，毋宁说是表现了15世纪刚刚出现的对疯癫的悲剧体验。他们超越了时空而与一种即将逝去的意义建立了联系，而那种联系将只会在黑暗中得到延存。”［6］26笔者以为，莎士比亚剧作中的疯子不同于生活中的疯子，他们被赋予一种特殊的美感。哈姆雷特式“疯癫”正是这种特殊美学的体现，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审美价值和文化蕴涵：

（一）对理性的折射和人性的映射

莎翁笔下的“疯癫”是理智的充分条件，也是必要条件。经过作家理性反思和审美观照的“疯癫”，表达了对凶兆和秘密的直觉般领悟，使世界“在艺术作品的压力之下承担起认罪和补救的工作，承担起从非理性中恢复理性，再把理性交还给非理性的任务”［6］269。

哈姆雷特的“疯癫”并非是失去了理智，而是理性的折射。他对波格涅斯出言讥讽，称其为“能够像一只蟹一样向后退”的“鱼贩子”，而波格涅斯却称赞哈姆莱特的这些“疯话”：“他的回答有时候是多么深刻!疯狂的人往往能够说出明智清明的人所说不出来的话”［4］。可见，“疯癫”是作为一种针砭黑暗、维护真理与正义的象征而出现，用疯话隐喻真相正是一种独特的反讽手法。“疯癫是对某种虚假结果的虚假惩罚，但它揭示了真正的问题所在，从而使问题能真正得到解决。它用错误来掩盖真理的活动。”［6］28。

哈姆雷特经历过人文主义洗礼，而人文主义主张人性的解放：一方面，对真善美的追求的美好人性受到鼓舞；另一方面，极端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邪恶人性也获得了释放。叔父弑兄乱伦、母亲失节放荡，这邪恶人性导演的丑陋、荒诞的世界，令哈姆雷特无比愤懑和厌恶，他发出了“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脆弱啊，你的名字叫女人”、“你们烟视媚行，淫声浪气……卖弄你们不懂事的风骚……它已经使我发了狂”［4］的哀叹。正是借助这些“疯癫”话语，他从反面彰显了人性天然、合理的本质以及人性的不可泯灭。因此，哈姆雷特的“疯癫”是莎翁宣扬人文主义理想的需要，是追求真善美人性的呐喊——他在人性善与恶、爱与恨的冲突较量中，用“疯癫”话语，充分展示了人性的丰富复杂性，以巨大的震撼力把这一深刻主题呈现在观众和读者面前。

（二）对人类生存的思考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疯癫的特殊文化表征在于：对疯癫的描述和嘲弄意味着对生存本身的思考。对存在的意义、自我的反省、权威的质疑，这一类探问必然会引起“思”的痛苦。而真正的疯子是无法思考的，自然也不会体验到痛苦，因而当思考没有结果时，引起的往往是疯癫。

对被欲望充斥的荒诞世界进行控诉却四面碰壁，哈姆雷特开始对人类本身产生怀疑：“可是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甚至对自己作为一个“人”也感到厌恶：“我自己还不算是一个顶坏的人；可是我可以指出我的许多过失，一个人有了那些过失，他的母亲还是不要生他下来的好。”［4］哈姆雷特的怀疑和思索，催生了“疯癫”的阵痛，在生存还是毁灭的抉择中艰难踟蹰着。就像狄克逊所说：“只有当我们逼得进行思考，而且发现我们的思考没有什么结果的时候，我们才在接近于悲剧的产生。”［7］

（三）实现自我救赎的途径

疯癫主题是与死亡有关的不安。疯癫就是脱离人的现实生活，而死亡则是取消人的现实生活。正如福柯所揭示的那样：“死亡的毁灭已不再算回事了，因为它已无处不在……疯癫就是已经到场的死亡询问。”［6］17与死亡不同的是，“疯癫”是以一种嘲讽的态度来面对这种存在的虚无，它比死亡提早证明存在的虚无性，由此解除了死亡所具有的强大力量。

哈姆雷特的“疯癫”过程其实是一个艰难的救赎过程：面对如此悖谬的“一大堆污浊瘴气的结合”，他明白，以一人之力与腐朽罪恶的宫廷、工于心计的臣僚和甘为爪牙的“友人”孤军奋战，即使除掉了在密室中忏悔的克劳狄斯，“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4］依然无法随之改变，所以，要从根本上改造和拯救这没有希望的一切，他就要通过拯救行动赋予自身生命以价值和意义。于是，哈姆雷特只有求助于“疯癫”，以解脱自己，来拯救一个国家。“生命的结束使生命摆脱了疯癫，但是疯癫仍将超越死亡而取得胜利。这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永恒真理。”［6］27“胜利不属于上帝，也不属于撒旦，而是属于疯癫。”［6］19

三、结语

通过对人物“疯癫”言行的深层次内涵的挖掘，我们发现，哈姆雷特的人格心理展现出多重性和矛盾性。在这个“颠倒混乱的时代”为担负“重整乾坤”的重任［4］，他的复仇欲望、疯癫激情和自灭冲动不得不一再被理智和现实所约束，然而，癫狂的哈姆雷特，最终将他被压抑的欲望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全部释放出来，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冲破了超我遏制和自我监管的闸门。“疯癫的根本语言是理性语言，但是这种理性语言被显赫的心像笼罩着，因此只限于在心像所规定的现象范围内出现”［6］87。可以说，疯癫的哈姆雷特，让我们不仅体味到非理性的魅力，而且窥探到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即“在某种面具掩饰下忘掉理性强加给我们的责任和使命”［8］。

[1]华泉坤，洪增流，田朝绪.莎士比亚新论：新世纪，新莎士比亚[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242.

[2]屠格涅夫.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G]//杨周翰.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471.

[3]弗洛伊德.释梦[M].张名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64.

[4]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G]//莎士比亚戏剧经典.朱生豪，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27-281.

[5]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M].车文博，译.长春出版社，2004：126.

[6]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7]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12.

[8]余莉.从哈姆雷特看疯癫的审美意义[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I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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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0）11-0125-03

夏青（1983-），男，安徽郎溪人，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合肥230009）外国语言学院硕士研究生，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外语教学。

2010-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