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元结在中唐古文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

2010-08-15邹文荣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11期

邹文荣

略论元结在中唐古文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

邹文荣

在唐代古文运动中，元结是于韩愈、柳宗元之前在古文创作上成就最高、在文体改革上创获最大的一个人。在创作形式上，元结反对华而不实，追复淳古。在作文内容上，元结强调现实功用和积极意义。比较了元结与其同时代的李华、萧颖士、独孤及等人在创作理论与实践的上差异，阐述了元结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对韩愈和柳宗元的影响。

古文运动；元结；古文创作；韩愈；柳宗元

唐代的“古文运动是从元德秀提倡儒家德行开始，也就是从反对统治阶级的腐朽开始。元结继起，反贪虐政治，愈益坚决，其余如独孤及、萧颖士、李华，虽然没有元氏兄弟那样旗帜鲜明，但都起着助长的作用。”［1］李嘉言说：“唐之文章，在韩以前已有二变。陈子昂始脱恶习为第一变；元结以还，萧、李、独孤及又发扬光大为第二变，及韩愈固已成熟，可谓第三变。”“大概六代以还，文尚俳偶。至唐李华、萧颖士及次山辈，始解散为古文。萧、李文尚平典，元独矫峻艰涩，近于怪且迂矣。一变而樊宗师诸人，皆结之倡也。”［2］“次山文章，上接陈拾遗，下开韩退之。”［3］这些评议都确证了元结在古文运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他对后世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我们仅以元结与萧、李的异同及其在文章上对韩、柳的影响为例来论述。

一、元结与萧颖士、李华的异同

在唐代古文运动中，元结是韩、柳之前在古文创作上成就最高、在文体改革上创获最大的一个人。章学诚曰：“人谓六朝绮靡，昌黎始回八代之衰，不知五十年前，早有河南元结为古学于举世不为之目也。呜呼，元亦豪杰也哉！”［4］187元结“深抱悯时忧国之心”，与当时的李华、萧颖士、独孤及等人相比，他的文章更多时代特点。元结力排骈体，写作散体单行的“古文”成绩突出，这是人所共知的。从“古文”的发展看，陈子昂只是论事书疏疏朴近古，其他文章仍用骈体；萧颖士等人虽大力复古，但也未脱骈俪余习；只有苏源明、元结等人力抗流俗，矜浸独造写“古文”。元结更是“辞章奇古不蹈袭”，这对“古文”取代骈文的斗争是很有贡献的。

元结的作品在内容上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在文章体裁上也有极大的开拓与创新。他写了许多寓言、随笔、山水游记等，用笔用意皆出于一己之独创，语言已接近白话。李慈铭说元结“命题解体，时坠小说。后来晚唐王李，以古文名者，往往俚率短陋，专务小趣。沿主宋明，遂为山林恶派。追原滥觞，实由次山。”［5］“实际上，打破了空疏明道的内容和典雅凝重的格式，正是对散文的一个贡献”［6］。他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述了深沉凝重的内容，摆脱了骈偶俪习的拘束，又能够言简意赅，一句话就说出一番大道理，发人深省。如他的《虎蛇颂》，篇幅简短，比喻浅显，但寓意却十分深刻。

元结较少像萧、李、独孤那样，从儒家的理念出发做纯理论的探讨，思想上较为开阔，文学观上也比他们通脱。在文学的创作源泉上，李华等人以“五经”为源泉，而元结更强调现实生活的感动激发，他并不认为文章主要应该表现儒家圣人之道，而主张表现现实生活，反映民生疾苦。在文学的社会作用上，他继承了《诗大序》的“上以风化下”的传统，同时更注重“下以讽刺上”。元结的文学观与其同时代的古文理论家相比更为进步、开明之处即在于此。此外，他“不师孔氏而儒”，“不袭庄子而道”，他文章中表现出的道家思想也是极其纯朴的自然之道。元结的作品中甚少禅子语，与王孟李杜及萧李独孤及等人儒道佛兼信显然不同，与后来的韩愈为纯儒的思想也大不一样。

从元结现存的文章看，他的忧世之心比李华、萧颖士更为深广。他的短论杂文多半涉及时事政治。他的古文创作给以后的“古文”发展，留下了一个很好的传统。

“一个作家也好，一个文学运动也好，真正取得成就的关键，在于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在于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古文运动’开创期，陈子昂是积极的政治家，他的创作是面向现实的。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人取得一定成就，也由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注意用‘古文’反映现实的。但他们头脑中的‘六经之志’、‘孔子之旨’的教条较多，又受‘三教调合’思潮的影响，创作内容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元结恰恰处在‘古文’向前发展的时期，他用富于积极社会内容和现实意义的创作，纠正着那种空疏明道、力张教化的偏颇，这对‘古文运动’的健康发展起着补偏救弊的作用。”［6］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相继而起，虽然标举“明道”，实际上创作出了许多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且思想深刻的作品，而这是与元结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二、元结对韩愈的影响

元结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内容和形式都富于创新，超凡拔俗，影响深远。韩愈对元结的评价也很高。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韩愈作《论佛骨表》，敢于挺身反流俗，欲挽狂澜于既倒，与元结称赞《箧中集》诸人“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的精神是一致的。元结对韩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艺术精神上。元结在思想上以儒学为主，儒道兼济，运用道学方面的东西为儒学服务，不崇信佛学。这对韩愈有启发引导的作用。韩愈在思想上几乎是纯儒的。元、韩二人之文都有道德重建的宗旨。王锡昌在《韩愈评传》中评述韩愈的散文成就时说：“韩愈为了要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以文为教的方法来传道。就内容方面说是要求道，学道，培道，在表现方面是要立异。自树立而不因循，才可以为当时所怪，而有后世之传。这是借文以传道，借复古以革新。所以他在思想方面，铲除了盛行六百多年的佛家思想；在文章方面，也廓清了自魏晋以来的文体的靡风。恢复了中国儒家的文化，建设了朴实的自然的古文。这实在是变易风气的怪杰，革命建设的英雄。”除了“铲除了盛行六百多年的佛家思想”，这种评价也适合于元结。当盛唐人还在歌功颂德之时，元结就看出了其中的衰弊倾向，写出了与时下淫靡之风迥异的文章。他倡导道、德、忠、义、仁、孝，写出了《七不如七篇》、《七泉铭》等劝诫世人的作品。虽然他不尊儒，也不倡道，但他的这些作品中表现的都是对儒家的一些做人教条的宣扬与倡导。他以特立独行的个性和文风反击着时下的淫靡文风，以平实质朴、自然无雕琢的语言写出了单行散体的古文，为以后散文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发展起了开拓性的作用。

其次，在古文的现实性上。在理论和实践上，元、韩都是大胆地直面现实，抨击揭露社会的黑暗面，为现实服务。元结的文章文章“义深辞简而出言严厉、激切”［7］，而韩愈的文章也是“写出胸中一段愤郁，直起直落，文势极宽衍而气自紧括”（钱基博《韩文读语》）。元结和韩愈在文章中都喜欢用顶真、排比的句式，思想情感一气泄出，极有气势。

再次，在复古的程度上。元结在创作上主张复先秦之古，韩愈主张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之古。元结虽然主张复古，但他是用古体散文来表现与反映现实的问题，对于统治者的行为，人民的生活，他都有清醒的认识，一旦有不满与不平即写作为文，对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丑恶行径进行猛烈的抨击，言辞激烈，很少顾忌。韩愈则提倡“不平则鸣”，这是复古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他不但承认“道统”以内的善鸣人物，也承认“道统”以外的善鸣人物，认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这也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在古文方面，韩愈是以古传统反对近今的腐败文风。这与元结用散体写文，反对“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的文风是有相承之处的。

此外，在文学的革新意识与经验上，元结对韩愈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唐人赠序之文，至韩愈所作，则议论为多，而且常常涉及时事，不仅是叙写离情别绪，如《送孟东野序》。但这样的文章也不自韩愈始。元结的几篇赠序如《别韩方源序》、《别王佐卿序》、《送王及之容州序》等，已开此端。在同样的文体中注入新的内容与精神，韩愈与元结也有相承相继性。元结作《刺史厅壁记》和《谢上表》，将时事写入，刺世疾邪，一反常规。韩愈的《进学解》和许多墓志铭的创作，也都摆脱了以前类似体裁的束缚，或抒意、发牢骚，或通过生动的故事将一个人的特点展示出来，都有独创之处。

三、元结对柳宗元的影响

早在盛唐时期，元结就用古文即散文写作了许多山水主题的铭文题记，他的山水文学已走向成熟。吴汝纶曰：“次山放恣山水，实开子厚先声。文字幽眇芳洁，亦能自成境趣。”尤其是元结的《右溪记》，可以说是开了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先河。元结把“记”体文中的议论因素和传统的山水结合起来，开创了山水游记中由景入情的艺术手法。

高似孙说：“次山平生辞章奇古不蹈袭，其视柳柳州又英崛。唐代文人惟二公而已。”［4］183王鏊说：“元结可以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选道州诸山川，亦曲尽其妙。子厚丰缛精绝，次山简淡高古，二子之文，吾未知其先后也。”（王鏊《震泽长语》）实际上，元、柳二人的游记在赠加议论、借物写心方面的传承关系显而易见。元结的古文“危苦激切”，只因他忧世挚而愤世深，为文多用反语、比喻、夸张进行讽刺。在这方面，他对柳宗元之为人为文影响极大。

元结在任道州刺史期间，创作了《寒亭记》《右溪记》等一大批游记作品。他力图摆脱骈体文的束缚，有意识地使用平易质实的古文来叙行写景，许多地方浅显如话，而且在写景的基础上渗入抒情、议论的成分，使主、客观的交融较前期的游记更加自如。如果把唐代游记文学的发展历程比作一支乐曲，那么元结就是前奏，柳宗元则是高潮。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柳宗元是最后的完成者和最伟大的实践者。但他的出现，并非横空出世，此前元结的开创、铺垫之功实不可没。

在游记结构组合上，柳宗元也是直接继承自元结。元结的“道州系列”游记中，许多篇目都具有可组合性，如《浯溪铭》《痦庼铭》《峿台铭》《东崖铭》等。浯溪在湘水南，痦庼在浯溪口，峿台在浯溪东北，东崖在台西、痦亭东，如沿溪观景，中路风光几无遗漏。分开看来，各自独立，皆为一幅用笔精巧的山水小画；合起来看，则一气呵成，有泉涌石凝、琳琅满目之美。到柳宗元手中，这种组合式游记更趋成熟并臻于定型，《永州八记》正是其代表。

元结和柳宗元文章的相似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简古，二是尚奇。简古与尚奇形似矛盾，实则不然。“简非浅陋，古亦非艰涩。唐文简古之风，盖自陈子昂初露端倪，而在元结才滋蔓繁衍，在柳宗元更有发展。次山文简古之特点在于约洁，子厚文简古在于奥雅。于辞，约洁者见于质直而无采；奥雅者见于古奥而有华采。于句，约洁者见于多有四字格，而错落句式也以二、三、四言为步；奥雅者，更多见于句式变化。于章，约洁者见于篇什短小而无铺叙之张；奥雅者，章法多于缜密机理，而体制趋于宏阔。”［8］

元结和柳宗元都反对六朝骈俪，提出了“雅正”或“复古”的主张。这个主张包含着文风和文体改革两方面的含义。元结提出要“独挺于流俗之中”（《箧中集序》）。柳宗元提出“中之正不惑于外，君子之道也”，认为“秉其正以抗于世，世必为仇敌”（《与杨诲之书》），但仍然坚持行之。就游记文体来说，超俗就得标新立异。中唐有“复古”之风，而诗文又有另辟蹊径，闯新路子的潮流。既“简古”又“尚奇”，于元、柳其人，于其思想，于其文体，于其潮流都是统一的。元结文中的“奇”主要表现在“怪”，如《窊樽铭》所写道州的左湖窊石。柳宗元文中之奇在于“幽峭”，如《石涧记》的“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他们二人在著文之奇方面有着相承之脉络。宋晁公武指出，元次山有众多的别号、绰号，如“元子”、“琦玗子”、“浪子”、“浪士”、“聱叟”、“漫叟”，因而有人说他“自谓与世聱牙，岂独其行事而然，其文辞亦如此”［4］183。也就是说，元结人奇文亦奇。

元、柳文均有择山水之奇而命名之嗜好。“湖在抔樽之下，遂命曰抔湖”（《抔湖铭并序》）；“愚溪”原称“冉溪”，因“以愚触罪”故更之为愚溪（《愚溪诗序》）。元结和柳宗元的大部分山水游记均在湖南所写，前者在道州，后者在永州，都写南国山水风光，着眼于山、水、石以及佳木异卉等之形状的描绘。

当然，柳文的结构安排更富于层次感和立体感，不停留于山水风光之表面形态的描绘，而是创造出耐人寻味的意境，语言也更成熟自如。这在元结是不足的。元结有意识地使用平易通畅的古体散文，这种努力为柳宗元提供了良好的榜样与借鉴。

总之，元结以其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开拓了古文运动的道路，纠正了它的方向。他的功绩和作用，是同时的其他人不可比拟的。他在提倡“古文”上，应算作陈子昂与韩、柳间的桥梁。他的创作经验，有许多方面直到今天仍是有借鉴意义的。

[1]范文阑.中国通史：第4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339.

[2]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第28卷[G].北京:中华书局，1964：369.

[3]全祖望.唐元次山阳华三体石铭跋[G]//全祖望集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720.

[4]元次山集：附录三.孙望，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

[5]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6]孙昌武.读元结文札记[J].社会科学战线，1985（3）.

[7]熊礼汇.“救时劝俗”与“追复纯古”：元结古文创作论[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8]黄炳辉.次山文开子厚先声说[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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