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晋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翻译家卞之琳研究

王 晋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卞之琳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诗人。卞之琳在诗歌的研究、创作和翻译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我国新诗的口语化、格律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提出的“诗人译诗,以诗译诗;格律译诗,以顿代步”的翻译主张对我们今天的诗歌翻译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他用诗歌体裁翻译的莎剧,也成为了格律体莎剧译文的代表作。

卞之琳;以诗译诗;翻译理论;翻译实践

卞之琳(1910～2000)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诗人和文学批评家。他出生于江苏海门,自幼喜爱中国的古典诗词和新诗。从初中开始,卞之琳逐渐接触到了莎士比亚戏剧和英国诗歌,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他还在阅读的同时自己试着翻译。卞之琳在大学时代开始写诗,大量的阅读和积累为其创作和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笔者将通过卞之琳在创作和翻译两方面的成就,来分析他的翻译理论和其在翻译实践中的运用,并由此总结出他对中国译坛乃至中国文坛所做出的贡献。

一、卞之琳的创作和翻译生涯

(一)作为诗人的卞之琳

卞之琳从小开始自学中国古典诗词,高小时代接触到了中国新诗。1929年卞之琳到北京大学求学,面对当时的社会形势,他开始寄情于诗歌当中。在得到老师徐志摩对其所写诗的赞扬之后,卞之琳大受鼓舞,更坚定了写诗的信心。卞之琳的第一部诗集《三秋草》于1933年出版。1936年,他和同学李广田、何其芳合编的诗集《汉园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们三人也被称为“汉园三诗人”。为什么取名为《汉园集》,用卞之琳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一块儿读书的地方叫‘汉花园’……又觉得书名字取得老气横秋一点倒也好玩,于是乎《汉园集》”[1](P80)。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的卞之琳在四川大学外文系担任讲师。年轻的卞之琳被前线发生的一切深深触动,于是一年之后,他毅然去了延安,在那里随军做客了一段时期。在这期间,卞之琳完成了诗集《慰劳信集》。这部诗集采用了十四行诗的形式,歌颂了毛泽东思想和人民英勇抗战的精神。在西方,十四行诗(sonnet)通常都是诗人在歌颂爱情的时候所采用的一种诗体,卞之琳主张用格律体写诗,在《慰劳信集》的写作中借用十四行诗的格律形式来颂扬抗日战争中英勇作战的中国人民,可谓别出心裁又恰到好处。

解放后,卞之琳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便是《雕虫纪历》。该诗集记载了卞之琳从1930年到1958年所写的大部分诗歌,包含了他对诗歌形式和内容的各种尝试,从自由体到格律体,从普通老百姓到抗日前线的战士,是卞之琳对诗歌的探索历程。

(二)作为翻译家的卞之琳

卞之琳在《英国诗选》的序言中提到:“原先读书的时候,我听课后把所读诗中我所喜欢的十之三四试译成中文。”[2]由此可见,卞之琳的译诗实践从他的学生时代就开始了。他的第一本翻译文集是1936年出版的《西窗集》,该书收录了卞之琳翻译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随后,他又翻译了里敦·斯特莱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以及纪德和贡思当的法文作品。在他众多的译著当中,最著名的当属《英国诗选》和《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卞之琳对诗歌的喜爱由来已久,尤其热爱英国浪漫派和法国象征派诗歌,《英国诗选》这本书收录了卞之琳所翻译的莎士比亚至奥顿期间历代名家的优秀诗作,给中国的读者和诗人提供了一个了解西方文化,汲取西方诗歌精粹的机会,同时这部译著还收录了十二首法国诗。除了诗歌,卞之琳还致力于莎士比亚的研究,他用格律体的诗歌来翻译莎剧,独具特色。他的《莎士比亚悲剧四种》代表了我国解放后莎剧翻译的最高成就,是用诗歌体裁翻译莎剧的典范。

卞之琳通常被看作是翻译家而非译论家,因为他更多地将自己的精力放在翻译实践上,但他所提出的“诗人译诗、以诗译诗”,“格律译诗、以顿代步”的翻译主张以及“信、似、译”等翻译标准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卞之琳绝不是空谈翻译理论,他时刻遵循“理论来自于实践并通过实践检验”的原理,在大量的翻译工作中实践了自己的观点。

二、卞之琳的翻译理论和实践

(一)“信、似、译”的翻译标准

翻译界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向来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严复最早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在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我们自己的翻译原则。随后,刘重德对“雅”提出质疑,将其修改为“信、达、切”。其他的翻译观点还包括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鲁迅的“宁信而不顺”,许渊冲的“三美”,等等。而卞之琳对于翻译中所出现的二元对立现象,即“神似与形似”、“直译和意译”等,则采取辩证的观点来看待,提出了自己的翻译主张,即“信、似、译”。他所说的“信”,与严复的相同,就是译文要全面忠实于原文;“似”,即“神寓于形”,由于中西方语言在构成上的差异,我们的翻译只能做到“近似”;“译”,就是要强调翻译本身并不同于创作,是要受到原作的束缚的。总的来说,卞之琳认为译作必须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均和原作达到最大的一致。这在他的许多翻译作品当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二)卞之琳的诗歌翻译

卞之琳是一名诗人,同时,他也长期从事英国诗歌的翻译。凭借“诗人”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将自己写诗的亲身经历运用于诗歌的翻译当中,印证了他自己所提倡的“诗人译诗,以诗译诗”。卞之琳认为“外国诗译成汉语,既要显得是外国诗,又要在中文里产生在外国所有的同样或相似效果,而且在中文里读得上口,叫人听得出来”[2]。这无疑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要达到它并不容易,所以卞之琳又提出“我们译西方诗,要亦步亦趋,但是也可以作一些与原诗同样有规律的相应伸缩”[2]。卞之琳提倡用格律体白话诗翻译格律体英文诗。一首诗可以无韵(rhyme),但必须要有节奏(rhythm),而节奏就是格律的基本组成要素。英语格律诗以“音步(foot)”为基本单位,每一个音步包括两个或三个音节,并有轻重音节的划分。汉语中没有“音步”一说,卞之琳便提出用汉语诗中的“顿”或“音组”来代替英语中的“音步”,但英文诗中每一个“音步”里面都有固定的轻重音位置的排列,而在中文的“顿”里面并没有固定的轻重节拍;同时,卞之琳对于是否按照原文的韵式押韵也没有做要求,这也印证了前面他所说的“相应伸缩”。“以顿代步”的译诗思想在我国诗歌翻译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既保持了英语格律诗的基本结构,也能够使不懂英文的中文读者很好地理解英语诗歌,对后来的诗歌翻译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卞之琳“诗人译诗,以诗译诗;格律译诗,以顿代步”的译诗主张在他的《英国诗选》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下面援引其所译的《割麦女》(The Solitary Reaper)一诗的第一节:

看她,在田里独自一个,

那个苏格兰高原的少女!

独自在收割,独自在唱歌;

停住吧,或者悄悄走过去!

她独自割麦,又把它捆好,

唱着一支忧郁的曲调;

听啊!整个深邃的谷地

都有这一片歌声在洋溢。[2](P90)原诗:

Behold her,single in the field,

Yon solitary Highland Lass!

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

Stop here,or gently pass!

Alone she cuts and binds the grain,

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

O listen!for the Vale profound

Is overflowing with the sound.(The Soli2 tary Reaper,1～8)

《割麦女》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卞之琳译为“威廉·渥兹渥斯”)的代表作。诗人用自由流畅的叙述诗体和质朴简洁的语言,表达了他对割麦女的关切、同情、怜悯以及对割麦女美妙歌声的眷恋。全诗一共有四节,每节八行,原诗的格律采用的是抑扬格四音步(iambic tetrameter)。在翻译第一句Behold her,single in the field时,卞之琳采用的便是“以顿代步”的方法,用汉语的“四顿”代替英语中的“四音步”,将其翻译成“看她,/在田里/独自/一个”。同时,卞之琳认为,形式对于诗歌是非常重要的,翻译一首诗歌时,如果改变了原诗的形式,那么原诗的意义也不可能很好地被传达给译文读者。所以在原文跨行的地方,卞之琳也跟着跨行,使译文在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上都与原文一致,从而很好地做到了“寓神于形”,达到“神形兼备”。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写诗经常用祈使语气,卞之琳在翻译当中也采用同样的语气,将“Behold her”译成“看她”。为了表现割麦女形单影只的画面,卞之琳还将“by herself”翻译成两个“独自”,将原文作了适当的伸缩,译成两个结构完全相同的排比分句,很好地再现了原作的思想内容。最后两行中,作者主要用“profound”、“overflow”和“sound”三个词描写了割麦女醉人的歌声,卞之琳则用优美的中文分别将它们译为“深邃”、“洋溢”和“歌声”;同时,他还按照英文的表达,将状语“整个深邃的谷地”放在前面一行,先给人一种空旷、悠远的感觉,从而衬托出割麦女歌声的幽怨和孤独。可以说,卞之琳的翻译无论从艺术形式还是思想内容上,都很好地再现了原作,也进一步深化了他自己的译诗主张。

(三)卞之琳的莎剧翻译

卞之琳从很早就开始接触莎士比亚戏剧,对该剧的积累相当丰富。之后,卞之琳便开始搜集莎剧的背景资料并着手翻译,而“当时国内莎士比亚新研究还在草创时期”[3]。卞之琳正式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是从《哈姆雷特》开始的,因为他认为《哈姆雷特》这部剧可以看作是莎士比亚剧作的核心,对他前后期的作品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通过《哈姆雷特》的翻译,能够进一步了解莎士比亚的其他剧作。但是后来,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及主客观因素,卞之琳对莎士比亚的研究和翻译几度被中断,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才终于完成了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后三部的翻译,出版了莎学研究当中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论著《莎士比亚悲剧四种》。

莎士比亚戏剧采用的是“素体无韵诗”(blank verse),节奏为抑扬格五音步(iambic pentameter)。卞之琳主张在翻译的时候要使译文形式和内容均与原文达到一致,因为原作采用的是诗剧的形式,那么只有用诗歌形式来翻译,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文,准确、深刻地再现原文的思想和情感。因此,他以诗歌体裁翻译诗剧,采用了诗歌翻译当中“以顿代步”的方法来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在汉语中,二三个单音汉字组成“一顿”,卞之琳就用汉语当中的“五顿”来代替英语当中的“五音步”,而对于韵式则没有做出规定性的要求。在翻译的时候,卞之琳很注意在形式上与原文一致。《哈姆雷特》中主人公的那段内心独白让人印象尤其深刻,莎士比亚通过这段描写,很好地体现了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和挣扎。卞之琳对于这一段的翻译也可谓煞费苦心,既要做到形式上的统一,还要能够完美再现原作当中主人公那种复杂的心理状态。下面是哈姆雷特内心独白的一段节选:

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2 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Hamlett, ActⅢ)

卞译:

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

要做到高贵,究竟该忍气吞声

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矢石交攻呢,

还是该挺身反抗无边的烦恼,

扫它个干净?[4](P81)

将卞之琳的翻译和原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在形式上二者几乎完全一样,原文跨行的地方,译文也跨行;原文有5行,译文与原文行数相同,也是5行。原文当中的每一行都由5个音步组成,译文就用相应的5个顿来代替。例如第一句的音步划分应该是“To be,/or not/to be:/that is/the question”,轻重音节的安排分别是“轻重/轻重/轻重/轻重/轻重”。卞之琳在翻译的过程中,始终遵循“以顿代步、亦步亦趋、刻意求似、以似致信”的原则,将其翻译成:“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原文的这句话包含了11个音节,译文刚好是11个字,一一对应。关于这句话,我们还非常熟悉的一个译本来自朱生豪,他把原文译成“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朱生豪的译文更多的采用了散文体的形式。原句由5个音步组成,如果我们要将上面一句划分音步的话,它可以划分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一共8个音步,显然形式上没有做到一致。他的这种翻译,被卞之琳称为“不是翻译而仅只是译意(paraphrase)”[3](P117)。其次,卞之琳在第一行的翻译当中用了两次“活”,刚好与原文当中的两个“be”相对应,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二句“Whether’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是典型的英语强调句式“it is…to do…”,在翻译成中文时我们经常把“it is”后面的表语放在句子的最后,但是卞之琳在翻译这个句子时照顾到了与原文形式的相似,把它拆成一个短分句,像英语中一样放在句首,译成“要做到高贵”,同样起到了强调的作用,不同于朱生豪将其翻译成“哪一种更高贵”并放在本句的句末。

但有时太照顾译文的形式也会使意义的传达受到一定的影响。如下面这句:

For who would bear the whips and scorns of time,

Th’oppressor’s wrong,the proud man’s contumely,

The pangs of despised love,the law’s de2 lay,

The insolence of office,and the spurns

That patient merit of th’unworthy takes, When he himself might his quietus make

With a bare bodkin?(Hamlett,ActⅢ)

卞译:

谁甘心忍受人世的鞭笞和嘲弄,

忍受压迫者虐待、傲慢者凌辱,

忍受失恋的痛苦、法庭的拖延、

衙门的横暴,做埋头苦干的大才,

受作威作福的小人一脚踢出去,

如果他只消自己来使一下尖刀

就可以得到解脱啊?[4](P81～82)

英语和汉语在句子结构上的一个不同之处,就在于英语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在原文当中,作者用一个连词“when”将前后两个分句紧密连接起来。而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了与原文的结构一致,卞之琳也将“when”后面的第二个分句放到最后,用连词“如果”连接。但在中文的表达当中,我们习惯用逻辑顺序来表明前后句的关系而不是通过句式结构。所以,虽然卞之琳的翻译做到了形式和内容都与原文一致,但是对于中文读者来说,难免会对这句话产生头重脚轻之感。

虽然有一些小的瑕疵,但是总的来说,卞之琳的莎剧翻译不仅在顿数、字数、分行、跨行方面都做到了“形似”,而且在传达原文的意思,例如翻译双关语时采取相应的笔调方面,也做到了“神似”。

三、卞之琳对中国译坛和文坛做出的贡献

作为一名学者、诗人和翻译家,卞之琳在诗歌的研究、创作和翻译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我国新诗的口语化、格律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提出的“诗人译诗,以诗译诗;格律译诗,以顿代步”的翻译主张对我们今天的诗歌翻译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作为莎学专家,卞之琳花了很多精力研究莎士比亚本人及他的作品,为莎剧和十四行诗在我国的译介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用诗歌体裁翻译的莎剧,也成为了格律体莎剧译文的代表作。此外,卞之琳还是当代翻译家中少有的去过延安解放区的人,他将自己在那里的所见所闻所感都记录在了《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和《慰劳信集》当中,成为研究抗战历史的重要资料。

可以说,卞之琳为中国译坛和文坛所做出的贡献为后来的学者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的成功使我们认识到:要做好翻译,必须积累大量的理论知识,同时勤于练笔,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提高。

[1]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M].北京:三联书店,1984.

[2]卞之琳.英国诗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3]卞之琳.莎士比亚悲剧论痕[M].北京:三联书店,1989.

[4]卞之琳.卞之琳译文集(下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强 琛 E2mail:qiangchen4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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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395(2010)02-0084-04

2010201220

王晋(1986—),女,四川什邡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