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敏

存在主义女性主义与女性的自由与解放
——浅析波伏娃的《第二性》

刘慧敏

从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观、女性的内在性束缚及其超越和女性的自由解放之路解读西蒙·波伏娃的代表作《第二性》。《第二性》用存在主义来解释女性的处境，期待女人能够摆脱自身内在性的束缚，找寻一种适于实现女性自由解放的方式。

波伏娃；《第二性》；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自由解放

一、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观

（一）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观的哲学基础

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的重要流派，它的一系列的女性话语如“他者”、“超越性”、“内在性”等成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中重要的话语，对后来的女性主义流派产生了极大影响。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强调对所谓的女性“内在性”的超越，企图摆脱“他者”和“他性”状态，使女性主体意识得以树立，使女性成为一个自由的主体，实现自身的价值。

波伏娃的《第二性》是现代女性理论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从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中汲取了思想前提，他们存在主义哲学中的“他者”、“超越”、“内在性”等概念建构了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范畴。

海德格尔认为自我与他人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否定性的辨证关系。自我之为自在，永远处在一个客体存在即“他者”的存在方式和创造性的、超越性的、主体性的存在方式的紧张关系之中。萨特则把自我的存在分为两维：自为和自在。认为自为是超越性的自我；自在是内在性的自我。同海德格尔一样，他认为自为和自在之间永远保持着辨证关系，自为依赖于自在并且在自我超越和自我创造的过程中构建了人的自由与解放。

（二）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观

波伏娃的《第二性》把存在主义哲学运用到对于女性状况的分析和研究中，系统地阐述了她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想观念，勇敢地向世俗宣言：“我们将以存在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女人，给我们的全部处境以应有的重视。”［1］56“我们的观点是存在主义的观点。”［1］25基于上述存在主义的立场，作者立足于人类意识的宏阔视野，从大量的神话、文学作品中极力捕捉男性意识的闪光，对两性的人类文明进行了探索并指出男人如何通过将自己定义为自我（Self），将女人定义为他者（Other）而确立男性的本体地位的。她写到：“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2］序对于女性的“第二性”、“他者”地位的形成原因，作者阐述道：“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1］309也就是说，她认为女人的“他者”地位总是和她的总体“处境”息息相关的，是存在主义的。一是源于父权制度和父权意识。波伏娃认为：“要女人呆在家里的父权制，才确定她是感情的、内向的和内在的。”［2］239正是在男性意识的主导下导致了女性“内在性”的形成。二是源于女性的“内在性”。从生物学角度而言源于她的生育功能；从历史角度而言源于史前的劳动分工：抚养幼儿。正是生育和抚养幼儿等女性的这种所谓的“内在性”限制了她的“超越性”，使她成为“他者”、“第二性”。因此，波伏娃认为男性是自为的、超越性的自我；女性则是自在的、内在性的自我。

从以上可以看出，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是：女性的特质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作为一个自由的主体，女性并非被动的接受者。所以，要超越女性的“内在性”和“他者”，妇女迈出的第一步是必须抛弃她们内化了的女性意识，即实现“超越性”。

二、女性的“内在性”的束缚及其超越

（一）女性的“内在性”的束缚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女性的处境进行了分析，使用了“内在性”来描述女性的个性自由，“内在性”描述的是一种没完没了地重复着对历史不会产生影响的工作的处境，在这种处境中女性处于封闭、被动而无所作为的生存状态。其外在表现最直观的就是女性在经济上、文化上对男性的依赖。

1.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

波伏娃指出，父权制社会的产生，男性统治地位的确立，女性“他者”地位和生存状态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妇女们的生存环境，尤其是她们的经济地位及在经济方面对男性的依赖。她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对她生存正当性的证实掌握在别人的手中……她等待给她的支持，这种支持来自男人：不论她掌管支票薄，还是每月每周从丈夫那里取一次零用钱，只要她想有钱付给杂货商或买件新衣服，丈夫就必须去领取工薪或得到加薪……她在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她任他处理；她在男性生活中只是一个因素，而男人却是她的整个生存。”［1］688正如伍尔芙所说，稳定的经济来源是妇女创作的前提条件，没有自己的收入，再有才华的女性也逃不了“莎士比亚妹妹的命运”。

2.文化上对男性的依赖

妇女在经济方面的不能独立，还不足以解释父权制社会中妇女悲剧的原因，因为除了经济权力之外，男性又取得了创造文化的权力。而男性的统治则使男性创造的一整套观念体系（宗教、法律、道德等等）在意识形态上合法化，女性只能被动地、不加辨别地吸收，从而使女性将对男性的依赖转化为自己内在的观念和行动的准则。

在父权制社会中，对女性来说，一方面要接受男性中心观念，接受男性世界的既定的法律和习俗，这导致了男性—主体对女性—他者的支配关系。波伏娃说：女性被认为“‘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这意味着他们要无可置疑地接受其他男人为她们制定的真理和法律。女人的命运是体面的服从”［1］674，由此导致女性丧失了主体性。因此，在父权制社会中，“任何涉及家庭关系的法律和习俗都以男性的观点为准绳。”［3］另一方面，“主体”在与“他者”的对立中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主体只能在对立中确立——他把自己树立为主要者，以此同他者、次要者、客体相对立。””［1］序12也就是说，女性—他者成为男性—主体实现自我的工具和手段，他者作为主体的他者体现了主体内心的需要，主体作为他者的主体又通过他者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女人必须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有优雅的风度：她的美丽、魅力、智力和典雅，都是她丈夫财富的明显外在标志。”［1］205所有这些观念对女性的影响，以及女性对男性统治下的社会现实的体验，使女性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接受了男性中心观念，心甘情愿地接纳了女性—他者的身份和地位。

（二）从“内在性”中超越

波伏娃以存在主义的视角和方法对女性的生存状态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期待女性能够摆脱“内在性”的束缚和“他者”的地位，找寻自己存在的合理的理由，在“内在性”中实现超越。

1.经济上独立是获得解放的前提

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女人》中，强调了经济地位的改善对妇女走出“内在性”，摆脱“他者”生存状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她说：“虽然过去和现在，均有许多妇女孤军奋战，努力达成个人的目标，但妇女的真正解放，必须是集体的，而第一项要求，便是妇女经济地位的改进。”［4］413通过对妇女一生中各个时期的生理、心理上的发展特点的考察，她认为女性自出生起就被周围的环境灌输了“第二性”的意识，而女性要摆脱“他者”的次要地位而获得解放，可以通过种种方式去与男性进行斗争，但要从根本上消除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关系，则必须是经济状况的改善。很显然，波伏娃看到了经济的独立对妇女获得自由与解放的第一位的作用。

2.文化上超越是获得解放的必由之路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深刻地揭示出父权制文化的压迫是造成女性“内在性”和“他者”地位的文化根源，父权制的存在意味着女性始终是“他者”。波伏娃认为，婚姻使女性被束缚在家庭的小天地里，丧失了独立性，而生儿育女后的女性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小孩的未来上，依然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依赖者。女性要摆脱这一生存状态，实现超越性，一方面应该摆脱家务劳动的束缚，走出家庭的“象牙塔”，进入社会化的生产部门，从而获得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应充分肯定女性之为人的权利，发挥女性的生存价值，不断地推进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可以说波伏娃的《第二性》对父权制文化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现了女性的超越性，也使我们看到了女性解放的两个层面，即女性的阶级解放和社会解放。

综上所述，摆脱女性的“内在性”，经济独立不能提供最后保证，摆脱婚姻也不能，关键在于她必须在作为“人”的意义上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构筑新的观念体系，组织新的行为系统。

三、女性的自由与解放

从存在主义的视角来看，“存在主义的根本原则不但是全部个人戏剧的基础，也是人类经济史的基础，唯有靠它，我们才能从整体上去认识我们所谓的人的生命的那种特殊的存在形式。”［1］54波伏娃认为，女性可以通过向既定世界的挑战使她们的依赖性和内在性得到消除。摆脱依附性，走出内在性，走向自由和超越则需要再造一种新境，而再造新境需要的正是存在主义者一直强调的“自由”。波伏娃相信在新处境“她们或迟或早总要达到经济与社会的完全平等，而这将会引起深刻的精神变化。”［1］666从而使女性回归自己作为“非客体性的人”的本质力量。

如何使女性走向自由与解放呢？首先要使男女两性之间实现事实上的平等，获得自由独立的个体之间的一致性。那么，如何达成一致性呢？波伏娃认为，通过主体间的交互作用使男女双方“互惠互利”，女性应该自我设计以超越其“内在性”、“他者”，在承认他人超越性的同时实现自己的超越性。其次，要坚持女性的独立性，将自己作为存在的目的而不是手段。波伏娃提请人们注意独立与老处女是两码事：“我将坚持认为女人应该独立于世，然而我却从不是寂寂一人。其实，‘独立于世’和‘寂寂一人’并非同义词。”［5］因此，女性应该把提出目标、设计自我集于一身。最后，全面实现女性作为个体“人”的价值。波伏娃认为女性的理想处境是在社会制度、男性观念全面解放的前提下超越不利环境，全面实现女性作为个体“人”的价值。她坚决反对将女性从男性世界中割裂出来，认为妇女解放的目标和理想结果是在承认男女差异的基础上实现两性的完全平等并和谐共处，共同创造两性组成的世界的美好未来。因此，她的理想实质上是把妇女解放问题提到了“人”的解放的高度。

当然，妇女要恢复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确立女性主体性的生存状态是一个极其漫长艰辛而又复杂的过程，男女两性应携起手来共同关爱人的生存，因为只有解放了女性，才有可能减轻男性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重负，女性解放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男性的解放，是男性获得真正解放的必由之路。所以，当我们认为女性应当实现事实上的独立与平等，能以自己的实力参加社会竞争时，也就是指女性的生存价值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女性拥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只有这样，女性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与解放，这也是波伏娃再三强调的。

综上所述，波伏娃通过其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哲学，以性别差异来反思我们的文化问题，为我们提供了实现女性超越性的思路，并使我们看到女性解放问题事实上是女性作为“他者”、“第二性”命运的变革，即在两性关系中，女性由被动性、客体性到相互关系的确立，也就是说女性解放最后应实现女性同男性建立一种平等的新型的文化关系。

[1]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3]约瑟芬·多诺万.女性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赵育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4]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5]时势的力量[M]//西蒙·波伏娃回忆录：3.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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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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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0）13-0039-02

刘慧敏（1977-），女，甘肃天水人，天水市秦州区中梁中学（甘肃天水741012）一级教师。

201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