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利民

现代性的形而上学性

祝利民

在当前的哲学视野中，将现代性树为批判的靶子几乎成了后形而上学的标志，海德格尔也是从批判形而上学的立场出发来批判现代性的，后来又出现了后现代哲学家的介入等。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看，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科学革命、现代性的主体均与形而上学性有着内在的关联，凸现了现代性的形而上学本性。

形而上学；现代性；技术；数学因素；意识哲学

讨论现代性的形而上学性，有必要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阐释现代性。主要包括现代科学技术的形而上学性、现代科学革命的形而上学性和现代性的主体的形而上学性。

一、现代科学技术的形而上学性

工业革命产生了现代科学技术。然而，对工业革命和现代性的关系的研究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得到充分展开。工业革命不是思辨性的精神活动，其实质是技术的革命，是物质的革命。现代科学技术是人类对自然的加工、制造，即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订造”。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科学技术和形而上学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1］885

根据充足理由律，没有什么东西无理由而存在。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曾提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形而上学性首先来自于它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人类历史的发展正是由科学技术驱动着社会不断进化、前进，社会技术革新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存在与人的互属关系每时每刻都在展示自我。在现代科学技术中，隐藏着的内在力量决定了人与存在着的东西密切相关。海德格尔把技术看成是“道”的一种展现，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在“是”的天命和真理中。“技术之本质居于座架中，座架的支配作用归于命运。”［1］944关于座架的作用，海德格尔在1966年回答《明镜》记者提问时说：“座架的作用就在于：人被坐落于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1］1307技术的本体论意义，在于它不仅作为实现人的各种目的的复杂工具的总和——一种单面意义上的结构而存在，而且作为流动的、多面的拓扑状结构而存在，通过构制（Gestelle）与同化事件（Ereignis）绽放自然与人的存在的意义。

所以，技术中含有形而上学的因素，同时根据新时代技术的展现作为历史的展现不能从虚无中产生出来而必须建立在于它之先的东西中。进一步深化解读新时代技术的要旨，可以发现它奠基于形而上学中：技术作为存在的命运的基础在于它遗忘事物和世界的存在。它不仅在名称上而且在本质上都可以回溯到希腊人的技术。技术展现建立在西方的历史中，海德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历史。不仅希腊的技术，而且现代技术，都是存在者的存在的展现、解蔽的一种方式而已。

海德格尔在1956年所写的论文《艺术作品的起源》的补充中，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他的论断——现代技术正是建立在希腊的形而上学中：座架作为现代技术的本质，来源于希腊人已经知道的展现；逻格斯，则来源于希腊人的“制作”、“放置”。在座架的限定中，即现在，在强求确保一切东西中寻求根据和原因的要求而表达出来；现在在座架中的要求承担了无条件者的统治，并把从希腊人那里听来的前置汇集成确保和确定。

逻格斯、制作和放置三个概念体现了希腊的形而上学（即展现）的三个基本词；在海德格尔看来，作为现代技术的本质的座架就是来源于这三个基本词。谋算的确定和确保一切东西曾实现为技术展现的基本环节，其得到保证的途径是：试图到处寻求原因和根据，以便得到对存在者的支配力量。比如，人们只有认识了生产过程的原因，才能获得对动物或植物的生长的统治地位，人们才能影响它、控制它或让植物、动物甚至让人从试管中产生出来。在现代技术中达到统治的这种人与存在者的关系，“合理性”的这一定的形式，在希腊的形而上学中就已具有它的来源，而且是在“寻求根据和原因”中。

在希腊的形而上学中所开创的这种寻求原因和根据的过程，在西方历史中经过罗马人的探索和实践，而上升到对一切东西进行统治的无条件的要求。这要求在新时代以决定性的东西规定和确定了人与存在者的关系：新时代的认识和研究对最不相同的存在领域的事物进行长期不懈的处置，直到认识一切东西的原因和结果，从而获得支配和统治的力量。

现代性的本质如今又体现为全球化的技术霸权，我们也由此称这个时代为技术时代。技术是当今的形而上学，是形而上学的完成。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居于“座架”中，座架乃是“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自行解蔽的方式。”［1］941在技术的本质中隐蔽着存在与人的关系。尽管形而上学的遮蔽（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也是解蔽）是一种“存在的天命”，但是，这种关系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从海德格尔的论述和当今世界的现实状况看来，我们无法预知技术和形而上学的未来命运如何，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现代性和形而上学内在地结合在一起。

二、现代科学革命的形而上学性

现代科学革命的形而上学性体现在数学因素是它的根源上。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伟大的科学家是近代（即现代）科学的奠基者。中世纪的人特别关注神的事情，路德的宗教改革虽然大胆，但也还是以神为中心的语境模式。然而，牛顿等科学家却完全不同。他们的科学研究成果（主要是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等自然科学），深深改变了人们的自我理解，其方法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哲学研究。近代科学的目标在于追求真理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牛顿就认为存在着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这种科学研究的主要特征是，生活世界总能被抽象为数学世界，数学成为当时表达自然规律的主要工具。怀特海指出：“要是没有数学的进步，17世纪的科学发展便是不可能的。数学为科学家对自然的观察提供了想象力的背景。”［2］31海德格尔极为重视数学的作用，并进一步指出了数学的形而上学意义。他说：“现代自然科学、现代数学和现代形而上学都是源出于广义上的数学因素这个同一根源。”［1］875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科学的认识方式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数学的”认识。要正确理解现代科学的“数学”本性，必须要厘清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何谓“数学”和“数学的”?在海德格尔看来，如果我们从通常意义上的数学本身出发来回答何谓“数学”的问题，将是一个错误，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数学本身仅仅是“数学因素”的一种特殊形态而已。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数学因素”呢?海德格尔认为，为了掌握“数学因素”原始而根本的意义，非常有必要探究希腊人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在希腊人看来，数学因素（mathemata）就是我们从根本上来说事先已经认识的物，是关于物的、已经为人所认识的东西。这个东西并不是从物那里得来的，而是人以某种方式已经拥有的某种东西。举例来说，我们早已知道而且必须知道武器是什么，否则，我们就不能知道枪是什么。正由于我们事先知道什么是武器，放在我们眼前的、被我们看的东西才以其所是成为“可见”的。“可见”，其数学因素就是“我们根本上对之事先已经认识的物，即物体的物体因素，植物的植物因素，动物的动物因素，物的物性等等。”［1］853数学因素的本质正是这种关于物而又不是从物那里获得的对物的认识。

在我们与物打交道的过程中，最切近于那种关于物而又不是从物那里获得的东西（即数学因素）的是数字。在日常生活中，不是五把椅子，也不是五个苹果或五只猫或别的什么东西告诉我们“五”是什么。毋宁说，只有当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五”时，我们才能数五个物。故，数字是数学因素的最常见的形式，相应地，这一最常见的数字因素就成为一般的数学因素，数学因素的内涵就往往缩小为“数字因素”。但实际上数学因素的本质并不在于数字之中，恰恰相反，正因为数字有这样一种本质，它才属于数学因素［1］855。

我们对数学因素的本质探讨系由现代科学的认识方式的基本特征的问题引发，那么，在何种意义上现代科学认识是一种“数学的”认识呢？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应该从古代科学思想到现代科学思想的转变中去寻找答案。他认为牛顿的主要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问世标志着从古代科学思想到现代科学思想的转变的基本完成，牛顿运动三定律特别是其中的第一定律（即惯性定律）的发现称得上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的革命。牛顿运动第一定律几乎包含了所有在现代科学思想中发生的、不同于古代科学思想的变化。如果说数学因素是现代科学的认识方式的基本特征，那么，这个特征必定在牛顿第一定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果真如此吗？在何种意义上数学的基本态度或数学因素在牛顿第一定律中已经成为决定性的东西了呢？牛顿第一定律说的是一个只要不受外力的作用就永不停息地做着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我们在哪里可以发现这个物体呢？显然，并没有这样一个物体，也绝没有总是能把这样一个物体直观地演示出来的实验。虽然现代科学被认为是建立在以经验为基础上的，但是这样一条定律却显然不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它说的是一种并不存在的物，要求的是一种与常识相矛盾的关于物的基本观念。对物的这种观念并不是以经验方式从物那里得来的，但它却是对物的其他一切规定的基础，并使后者成为可能。这种不以经验为基础的对物的物性的认识和规定，就是数学因素。所以，牛顿第一定律（以及其他同样性质的定律）并不是对经验事实的概括，而是典型的数学因素。从以下几方面可以更具体地把握数学因素的本质：（1）数学因素是一种超越了物本身的、对物的物性的一种筹划。物正是在这种筹划中显示自身；（2）我们在数学筹划中取得和确立的知识是一种先行把物设定在其基础上的知识，即公理或原理；（3）作为公理筹划，数学筹划是对物的本质以及物体的本质的先行掌握，关于每个物及其与任何物的关系的结构的基本轮廓被先行勾划出来；（4）通过数学筹划，自然在公理筹划中被勾勒出来，成为均匀的时空运动关系的领域，物体唯有进入这个领域并固定于其中才成其为物体；（5）对自然的追问预先设定了前提条件，自然必须这样或那样加以回答，这便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实验；（6）筹划按其意义确立了所有物体在空间、时间和运动关系方面的均一性，由此使得一种数字式的测量成为可能，同时也使这种测量成为必要。

总之，“公理因素、原理的设定——所有进一步的工作都以明晰的次序建立在原理的基础上——乃是作为筹划的数学因素的本质。”［1］879现代科学的“数学”本性不在于它使用通常意义上的数学工具，而在于它通过数学筹划已经预先关于存在者整体确定了什么是存在着的，何谓存在，物之物性从哪里并且如何得到规定；也就是说，通过数学筹划，我们得以确定追踪事物的程序或方法。而方法科学的一个基本成分，它规定着什么能够成为对象、如何成为对象，以及我们要在对象中寻求的真理是什么。实验的目的无非是证明我们通过数学筹划确立的关于事物的规律的认识而已。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科学才是实验的科学。以现代科学的代言人自居的实证主义的错误在于，它把现代科学的观察和实验看作是为了归纳出一般原理而进行的对事实的收集和堆积，实则完全不懂得观察和实验在现代科学中的意义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由此表明它完全不懂得现代科学的“数学”本性。

三、现代性的主体形而上学性

主体形而上学又被称为意识哲学，是对从笛卡尔到黑格尔阶段的哲学的总把握。尽管这一阶段，不同的哲学家具有不同的把握世界的范畴系统，但就共同点而言，它们都属于认识论思维方式，都以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主体性的强调为特征。尤其是康德，实现了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主体性的核心地位由此成为不可动摇的共识。黑格尔对康德的推进，其实质不过是主体性的完成而已。主体这个词在新时代以前本来意味着构成存在者的基础的东西，这东西在偶然的附带的东西的一切变化中坚持到底，并把事物实际上作为事物来构成。因此，“主体”可以适用于一切存在者，无论桌子、植物、鸟或人。但在新时代开始时，这个概念的外延被限制在只适用于人的存在。

王南湜先生引用科尔腾的话指出，主体性乃是“近代哲学的本质规定。”［3］31康德和黑格尔强调主体性，与他们对启蒙以及新时代的理解分不开。简言之，在他们看来，主体性和现代性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既然意识哲学与主体性等价，主体性与现代性等价，那么，意识哲学（即“主体形而上学”）和现代性也等价。更直接地说，现代性的哲学本质就是意识哲学。但是，若不能对意识哲学作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这个断定就只是同语反复而已。为使现代性的本质更加清晰，下面探讨一下意识哲学的边界。

形而上学源于柏拉图。所谓的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基础主义、逻格斯中心主义、柏拉图主义，等等，其含义大致相同。这些概念的最大特点，海德格尔称为“在场”。其目标是从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探究它背后的永恒不变的本质。意识哲学的实质依然归属于理论哲学的传统。然而，与笛卡尔之前的形而上学相比较而言，意识哲学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意识哲学实质上是主体性的思维范式，而此前的形而上学乃是实体性的思维范式。实体性思维范式注重对象、客体，主体性思维范式注重主体、自我；实体性思维范式追问“世界是什么”等，属于本体论问题，主体性思维范式追问“你知道世界是什么”等，属于认识论问题；实体性思维方式的答案是武断的，主体性思维方式则恰好是对这种武断的答案的质疑、追问和反思，从而进一步探究认识活动本身。王南湜先生指出：“实体性哲学与主体性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自我意识是否达到自觉。”［4］22

意识哲学执著于主体性的思维范式。这种思维范式的最大特点是：主体不再是一切存在者中的一种，而是一切存在者的“支撑”和“根据”。这实则表明了在人的自身理解和对自然的理解中的决定性的变化。如今，人已认识到自身已从自然的存在中而来，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唯一坚持到底的，成为一切存在者关系的基础。一切存在者从与主体的单纯的“对峙”中而得到自己的地位，因而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为存在。人因而在其它存在者面前上升到了优等的地位。人不再把自己看作存在者中的存在者，而看作与人的客体相对的主体。在新时代以前的各时期中，虽然人把自己看作是最高的存在阶段和“万物之灵”，但毕竟还是包括在存在的整体中，直到自己与众事物交织在一起，从而属于众事物。但在新时代中，人则成为与事物和自然完全不同的了。他已认识到自己作为特殊的存在者，并把自己与事物相对立，再以这种方式超出了在存在的秩序中曾分配给他的地位。他成为在唯一权威的存在者的“关系的中心”。这唯一的权威的存在者对一切其它的存在者，对诸客体而言，具有独一无二的统治力量和支配力量。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主体性思维范式和现代性的本质相同一。现代性的本质正在于：人上升到主体的地位，世界则沦为与人相对的客体。

由此可说，在技术的本质所立足的主体性的时代里，自然作为存在如果跟意识相对，那么，这自然就是作为新时代技术的对象化的对象的存在者。对象化是技术展现的本质的环节。存在者并非先是自为的存在着以便被对象化，而是它被展现和构造为对象；这对象唯一的从主体性的意识中得到自己的地位。在技术上有组织的人的世界的帝国主义中，人的“主体论”达到了他的最高的顶点。意识哲学作为一种解释世界的哲学，它的根本方法就是运用概念、逻辑范畴等去描绘现实世界。数理逻辑作为高度抽象的思维形式，在此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丰富多彩的生活被抽象成一些数学公式或符号，合理的组织或被镶嵌在某个适当的位置。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现代生活呈现出抽象化、形式化、合理化的典型特征，或者说，现代性就意味着抽象化、形式化、合理化。意识哲学和现代性相同一。

总之，通过分析技术的形而上学本质、自然科学“数学因素”的形而上学性以及主体的意识哲学，可以得出结论：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科学革命以及现代性的主体，均与形而上学性密切关联。现代性的本质和意识哲学实则相互同一。

[1]海德格尔选集：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2]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M].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王南湜.社会哲学：现代哲学视野中的社会生活[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4]王南湜.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三重意蕴[J].中国社会科学，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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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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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0）13-0009-04

祝利民（1980-），女，河北沧州人，山东大学（山东济南250100）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哲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

2010-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