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铁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昆明 650091)

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云南省社科院、中共红河州委、红河州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以对外开放为中心”学术讨论会,于 2009年 9月 26日至 28日在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县召开。

参加会议的代表共 91人,分别来自北京、云南、广东、福建、山东、吉林、浙江、上海、香港、台湾等 22个省市区。表明本次会议的代表在区域分布方面,有明显的区域代表性。参加会议的代表,共提交 65份论文或论文提要,涉及中外关系史学科的诸多领域,不仅有较多数量的基础性研究论文,也有不少论文研究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次会议提交论文的一个特点,是一些论文探讨了相对敏感、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表明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学者,具有宝贵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切的人文关怀。

下面根据论文选题的范围,对代表提交会议的论文或论文提要,做一个简短的回顾。

一、跨地区问题研究

涉及此问题的论文较多,仅择部分作简要介绍。

万明《诏令文书所见明初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明太祖外交诏令文书是洪武朝 31年间,帝王处理外交事务的原始政令文书,是研究明初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洪武年间,《祖训录》和《皇明祖训》以家法形式传世,由礼部于洪武初和洪武末两度刊印成书,以传永久,其中有着明太祖外交理念的归纳与总结。通过诏令,统治者的外交理念直接传递到外国,中外互动关系就展现在外交文书的传递中,要说明明初外交模式是如何形成和如何运作的,直接证据来自洪武朝 31年外交实践中形成的诏令文书。本文对明朝诏令文书所见明初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问题,做了具体深入的研究。

晁中辰《明永乐年间对外政策平议》。近年学术界对永乐时对外政策趋向 “开放”抑或 “海禁”存在争论。论文认为从总体上来看,洪武时对外政策的基本倾向是保守的,朱元璋是历史上实行海禁政策的始作俑者。明成祖即位后,恢复市舶司,恢复对日交往,并出现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永乐时只是在执行中放宽海禁,而未完全开放海禁。

南朝梁是中外交通与交流的一个高潮时期。石云涛《南朝萧梁时中外关系述略》指出,从《梁书》的记载来看,和梁朝有交往的国家分为三个部分,即 “海南诸国”、 “东夷”诸国和 “西北诸戎”。这个高潮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梁武帝对外开放的心态和措施对中外交流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次,佛教传播对中外交通和交往起了推动作用。特别是梁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交往更是如此。再次,梁朝积极与域外交通和来往,也有在多个政权对峙时期,拉拢同盟,对付敌对政权的用意。

沈岩《从船政看中国近代早期的主动开放》提出,鸦片战争以后,闭关自守的帝国大门被迫打开,对外开放政策的明显调整,主动开放成为 “中兴”的主要内容。福州船政的创办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866年,清朝政府同意创办福州船政,并坚持在体制和管理上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培养出了一批富有爱国情怀的学生,在马江海战、黄海海战中表现突出。

李英魁《试论丝绸之路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地位》认为,丝绸之路时空跨度大,包括文明时代的大部分时段。丝绸之路是中外进行文明对话的重要形式之一。丝绸之路覆盖了古代世界四大文明圈,即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明,以佛教和印度教为代表的印度文明,以伊斯兰教为代表的波斯—阿拉伯文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希腊—罗马文明,四大文明的相互交流,影响和融合也都是通过丝绸之路实现的。

刘明翰、陈月清《中国元代对外开放与中外文化交流新高潮》认为元代和明代建国初期的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文化和科学最发达的国家;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过程,实际上表现为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模式;文化的交流总是相互进行,有来有往;中外文化交流的途径,大部分是通过官方接触,而典籍也是文化传播的生命之桥;中外历史上,凡综合国力强盛,民族充满活力和自信,必然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频繁;而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必然使一个民族萎靡不振,从而被动和衰败。

陈尚胜《试论清朝前期封贡体系的基本特征》认为,清朝在处理涉外事务时已摒弃明朝在海外世界扮演“天下共主”的理想,而专注于自身边疆的稳定和安全。清朝将周邻诸国的朝贡事务分别安排于礼部和理藩院两个不同的机构,则体现了清人处理涉外事务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同时,清朝还将边境贸易完全嵌入到封贡体系,使边境贸易获得较大发展。清朝派遣使团前往藩属国家,与前代相比仅限于使用汉字文化的国家,也反映出清朝前期处理涉外事务的文化认同心理,以及涉外政治的保守性。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移民在中国也称华人新移民,他们遍布世界各国,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郭玉聪《华人新移民的增长态势及其对国际关系的互动作用》主要探讨东南亚各国、以及日本等周边国家的华人新移民。认为华人新移民的大量增加,对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增进中国与各移入国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云南地区问题研究

有多篇论文涉及。

曲金良《一代奉使后有人?——建水萧崇业出使册封琉球的历史贡献》认为,明代建水人萧崇业,于万历四年受命为册封琉球正使,受到琉球国主迎驾“天使”之礼,并圆满完成册封琉球国王的大典。萧崇业回国,临行前坚却琉球王的谢金,表现了一代皇朝天使的高风亮节。他在琉期间,考察地理物产、风土民情,细记出使经过,并详考历代奉使历史,著《使琉球录》一书。

华强《日军 “慰安”制度在云南的建立与推广》指出,日军“慰安”制度不仅在中国广泛实施,还推向日军铁蹄所能踏到的国家和地区。日军在占领地云南也建立“慰安”制度,尤以滇西为最。目前可以确认的当年日军在滇西建立的 “慰安所”至少有 20多家。日军在云南期间,使用慰安妇至少为 800人,国籍有中国、朝鲜、日本、缅甸等,以中国妇女为主。所有充当慰安妇的滇西妇女均为日军强逼,与日本慰安妇、朝鲜慰安妇有根本区别。这些慰安妇在日军投降后,大多被日军残忍杀害。

李旭《云南近现代对外经贸管窥——以通海马家原信昌为例》认为,早在清末民初,云南的一些马帮商人便开始进行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他们依靠诚信、智慧和努力,建立稳定而高效的商业贸易及金融汇兑网络。论文通过叙述通海回族马家原信昌 100多年发展衰落历程,回顾并探索其间的内涵和意义。

康辉、金正耀《近代西方政府对云南矿业资源的首次探查》,研究了法国政府组织考察团于 1867～1868年对云南矿业资源进行的探查。认为这次活动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云南矿业资源进行的首次实地考察。考察团中地质学家舒斐等人调查了云南铜、银、金、锡和煤等重要矿产的分布、生产和贸易等情况,获取了关于云南矿业资源的大量情报。

连心豪《二三十年代思茅关区对外贸易的变化》指出,近代云南先后设有蒙自、思茅、腾越等三个陆路边境海关,抗战期间,西南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通道,三关合并为昆明关。纵观近代云南各关,对外贸易均欠发达,在征税上的意义远不如查缉边境走私重要。本文试以思茅关为例进行论述。思茅关开办于 1897年,但进出口关税一直不见起色,主要原因是往来陆路边境贸易稀少;陆路边境绵长,管理困难;陆路边境进口洋货与出口土货减税;1858年海关出口税则税率异常低微。此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

余雷《近代日本研究中国西南民族文化的开创人、探索者和实践家——鸟居龙藏》指出,鸟居龙藏是近代日本研究中国西南民族的著名学者,他的主要论著《史前期的日本》、《千岛阿伊努人》、《苗族调查报告》、《东北亚人类学人种学问题》、《极东民族》等,在中日学术界产生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学术界日本对中国西南地区民族的历史、文化、民俗进行调查研究的创始人。1905年他深入西南民族地区,以后出版《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一书,深为中国学界重视。

张天政《抗战爆发后云南的特种矿产品与对外关系》,对抗战爆发后的特种矿产品与对外债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该类产品的开采、经销、偿债一直持续到 1949年。这种矿产品是由政府统一管制,用于易货偿债。特种矿产品的出口,不仅成为抗战爆发后中国向苏美举借外债的抵偿品,而且在中苏美经济关系、外交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三、东北亚地区问题研究

这是会议论文研究的又一热点。

陈长文《落日余辉:明末天启、崇祯年间的中朝海上丝路》,研究了朝鲜贡使海路朝贡及其有关的问题。认为存在登州航线,以陆路为主,大致运行于天启元年至崇祯元年。另外还有觉华岛航线,主要是水路。论文还研究了明朝天启年间四次海路出使朝鲜的情形。认为明与后金开战后直至崇祯九年,海上丝路成为重要的海上军事生命线。

赵现海《明初东北亚地缘政治与明朝、高丽关系之探讨》提出,洪武时期明朝与高丽经历多次曲折,最终建立藩属关系。论文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出发,指出明初明朝与北元的势力消长,直接影响了高丽一系列的外交政策,其中尤以明军占领大都、上都的岭北之役,以及元昭宗去世、脱古思帖木儿被杀等事件的影响最为明显。对此,高丽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态度,以维护本国的利益。

王克平《外交在明与朝鲜关系史上的作用》认为,明朝与朝鲜王朝时期,两国的交往非常频繁。在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中,从总体上看,明朝与朝鲜朝是关系最好的一个时期。但两国关系并不是没有矛盾和摩擦,交往中所出现的问题往往经过双方的努力而得到较圆满的解决,妥善的外交成为解决双方矛盾的有效途径。

孙泓《5～14世纪景教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指出,关于基督教在东北亚地区传播的研究,经前辈学者的努力取得丰硕成果,但只研究了在中国的传播。景教在东北亚未能流传的原因,是基督教在唐代传入中国,还没有完成本土化的过程就因武宗会昌灭佛而中断,到元代才再度流行,而且分布范围相比较佛教要小。基督教为何未能传入日本,亦与宋元时期的中日关系有关。宋元时期,日本已完成对中国文化的移植,逐渐形成国风文化,与中国的交往逐渐减少。元朝三次攻打日本,使基督教无法传入日本。

王心喜《江南地区史前文化对日本影响的考古学观察》以考古材料为据,在重点分析江南史前文化对日本影响的基础上,对江南史前居民及其继承者由海路东渡日本的可能性以及航海路线进行分析。认为日本早期文化的若干因素,都可以从江南史前文化中找到渊源关系。江南居民从杭州湾出发,借助季风、海流移动的力量以及天文、地文导航直接东渡日本,确有可能。

王臻、李宗勋《后金与朝鲜的政治外交关系述论》提出,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为避免明朝与朝鲜对后金形成两面合击之势,努尔哈赤一直避免与朝鲜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而在“萨尔浒之战”中,朝鲜出兵助明抗金,加深了后金对朝鲜的怨愤。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决心用武力绥服朝鲜。仅用一个多月时间便直抵朝鲜王京,迫使朝鲜国王与之签订“江都之盟”。鉴于朝鲜在签订城下之盟后对后金的种种不恭,皇太极亲自率军第二次侵朝,迫使朝鲜称臣。

赵兴元《清代中朝之间的经贸往来》提出,清代中朝之间的经贸往来有三种形式:一是使行贸易,指朝鲜使团在朝贡过程中,同清政府、中国商人、市民进行的公开的或私下的贸易。二是边市贸易。清代中朝边境上有三个比较稳定的集市,即中江市、会宁市、庆源市。三市均为清政府提议开设,而且都是为解决农具与粮食短缺开设。三是循约贸易。光绪八年以后,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清政府开始调整对朝鲜的贸易政策,由宗藩贸易逐渐转变为循约贸易。光绪二十五年,清政府与“独立”后朝鲜签订的《中韩通商条约》,标志着中朝经贸关系步入近代化的进程。

姜龙范《中朝关系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对策》认为,朝鲜已退出中国主导的六方会谈,企图绕开中国与美国直接打交道。中国应研究以下三个问题:朝鲜的战略屏障作用是否已经虚化?朝鲜政权的突然崩溃或朝鲜半岛的急剧统一是否对中国有利?中国如何应对朝核危机?作者的结论是:朝鲜对中国抵挡美日的战略屏障作用并没有弱化。朝鲜政权的突然垮台,或朝鲜半岛的急剧统一,将意味着美国势力在朝鲜半岛的急剧扩张。在对待朝核问题上,中国宜以静制动,不要轻易出牌,应根据情况的发展制定相应对策。

四、东南亚地区问题研究

陆芸《中国与东南亚的伊斯兰联系——贸易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提出,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存在某种伊斯兰联系,而且这种联系随着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得到进一步加强。郑和曾在满剌加、苏门答腊、古里和忽鲁模斯建立贸易基地,这些国家或地区占据了当时海洋贸易的咽喉要道,它们也是穆斯林商人经营多年的贸易据点,已形成一定的贸易网络。郑和还在占城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协调管理海外华人的侨务部,其中的核心人员是华人穆斯林。

刘春喜《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越南古钱币》指出,自秦始皇统一制造 “半两”,圆形方孔钱延用到清朝末年,从而形成以“钱圆孔方”为特征的东方钱币文化体系。越南建国后开始其铸币历史,历时约 1000年,其中 900多年间均仿中国钱币制度。本文根据古文献对越南钱币的记载,结合实物资料,研究越南古钱币的形制、命名、文字等,探讨中越在物质层面中的关系。

李云泉《中法战争前的中法越南交涉与中越关系的变化》认为,中法战争之前的中越关系,既是中法越三方关系互动的结果,又带有朝贡体制的鲜明印记。本文探讨了以下问题:一是 1874年法越《甲戌和约》签订后,中法在越南属国地位问题上的交涉;二是清朝官员在对法交涉过程中对国际法的援引和运用;三是法国对越南的殖民侵略与我国西南边疆岌岌可危的局势,促使清政府主动尝试改善与越南的关系,并得到越南的积极回应。

张文德《从暹罗馆的设立看明朝后期与暹罗的文化交流》提出,明代暹罗馆的创立及其之后的活动,大体上反映了明朝后期与暹罗官方往来的状况。万历七年,在明朝的支持下暹罗馆正式开馆。以后为暹罗译学培养了一批优秀教师,从而保证了明朝后期中国与暹罗较为友好的关系。

段渝、邹一清《中国西南地区海贝和象牙的来源》对考古新资料进行分析,认为商周时代中国西南与印度间的交通就已明确存在,并且通过印度至中亚、伊朗和西亚的交通线,吸收采借了近东文明的若干因素。以中国西南部四川盆地为重心的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丝绸输往南亚、中亚并进一步输往西方的最早交通线路。

齐欢《试论二战后越南抗法、抗美时期的中越关系及其启示》提出,二战后越南的抗法、抗美时期,是中越关系史上的一段高度友好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对越南的影响是空前和全方位的,对越南抗法、抗美的援助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思想一度成为越南党和国家事业的指导思想,中国对越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所有的援助国中排名第一。实践证明,中越关系的好坏与否,对两国尤其是对越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影响很大。

方铁《唐宋两朝与中南半岛诸国陆路交通之比较》认为,唐朝十分重视今云南洱海至天竺道与交州至安宁道。交州至安宁道的北端连接洱海至天竺道,全程遂称 “安南通天竺道”。经过上述道路,中南半岛诸国与唐朝的往来十分频繁。宋代西南边疆的地缘政治发生明显变化。一是宋朝与大理国划大渡河为界而分治,放弃对云南及其以远地区的经营。二是北宋承认了交州的独立地位。以后自交州达中国东南沿海,以及经交州北上云南的两条水陆官道动脉,基本上被迫放弃,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中南半岛诸国与中国的交往。

五、欧洲地区问题研究

金秋容《陈季同对晚清中西关系发展的突破与贡献》提出,陈季同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他既是中学西传第一人,也是西学东渐的杰出使者。本文从陈季同的外交事件入手,论述陈季同对晚清中西关系发展史的突破与贡献。

向广宇、张一平《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西传及其影响》认为,启蒙运动时期,欧洲国家权力的分配问题,将君主制推到了时代论争的前沿。在这一时期,以传教士为媒介,有关中国的思想文化开始被介绍到欧洲,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君主制度。中国的君主制度一介绍到欧洲,就引起主要启蒙思想家的注意,中国的政治文化给启蒙思想家们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庞乃明《大西欧逻巴:明人欧洲地理观念新突破》认为,明代以前,中国人对欧洲的了解还很有限。明代中后期伴随新航路的开辟,西欧势力竞相在远东开展殖民贸易,中国与欧洲有了直接交往,对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地理状况有了初步了解。万历以后,耶稣会士相继来到中国,他们在推销天主教的同时,也把欧洲地理知识介绍到中国,明代中国人的欧洲地理观念出现重大突破,但明人的欧洲地理观念也存在明显不足。

余三乐《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与康乾盛世》提出,没有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也就没有康乾盛世。一方面,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促成百年统一、稳定的政治局面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欧洲科学、文化的引入,成为 “康乾盛世”文化的多样性和空前繁荣的重要表象。当然,西学东渐和封建王朝末期的盛世,都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

李颖《中芬关系史初探》认为,芬兰人来华的可靠史料可追溯到 19世纪中期。最早进入中国内陆的芬兰人,是 1892年来华的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芬兰传教士是新教传教士的一支,他们与其他国家新教传教士有交流合作,但也有其独特性。芬兰传教士不仅间或教授中文,还将中国典籍翻译成芬兰文。1917年芬兰独立后,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作者就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从芬兰国内发展状况、芬兰对华政策、以及芬兰传教史、中国的发展状况等几个方面,梳理了中芬交往的起源及其独特性。

龚缨晏《约翰长老:中国世纪东方的幻象》认为,约翰长老是中世纪欧洲广为流传关于东方的传说,而且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论文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约翰长老的故事,认为约翰长老故事的演变,反映了欧洲中世纪的东方观,也折射出西欧居民的社会心理。

六、印巴地区问题研究

高凯《从麻疯病的传播看汉唐时期中印佛教的几个问题》提出,在 4000多年前印度古人类头骨上,即发现有感染麻疯病的痕迹;早在佛教诞生之前就流传很久的《生命吠陀》,也记载了治疗麻疯病的方法。随着阿育王时代的弘法,印度佛教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古代与麻疯病有关的记载逐渐增多,由此可以推断,随着佛教的传入、胡僧及商人足迹的扩张,麻疯病在中国逐渐肆虐。另一方面,印度佛教中注重浴室修建、注重个人卫生的整理、注意治病的方法与理念,也深刻影响了汉唐时期中国佛教的传播。

董莉英《试述西藏尼泊尔边境管理及其边界划定》指出,中尼两国山水相依,两国的关系早在公元 5世纪就开始,公元 7至 8世纪关系最为繁盛。18世纪以后,随着英国入侵南亚和喜马拉雅诸山国,中尼两国的友好往来受到阻碍。至 20世纪 50年代,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七、中亚地区问题研究

王欣《契丹在中亚的活动与影响》提出,12世纪 20年代,辽朝的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部西迁西域和中亚地区。他巧妙地利用当地各族的力量,结束了这一地区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建立了西辽王朝。在中原地区陷入南北对抗,无暇西顾的形势下,西辽王朝较为有效地处理了纷繁复杂的民族和宗教矛盾,维持了长达 88年的统治,并在中亚和西域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廖肇羽《南北纵向丝路与环塔里木文明融合》提出,论及西域丝绸之路西域段,人们通常留意东西走向的南中北三线,关注焦点也聚中在其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功效方面。然而,除了东西走向的丝绸之路,还有不少纵贯南北的丝绸之路,比如白水涧道、夏特古道、龟兹于阗道、热海道等。本文聚焦南北纵向丝路在天山南北绿洲和草原游牧区的对接,同时探讨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接触互动的功绩。

乌兰敖都《论中国内蒙古与蒙古国经贸合作现状》认为,加强中蒙经贸合作,在推进两国关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近年来,中蒙两国的经贸合作互惠互利,发展迅速。目前,中国已成为蒙古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投资国。从长远来看,中蒙的经贸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本文还简要地论述中国内蒙古与蒙古国经贸合作现状。

八、其他方面问题研究

王元林、林杏容《近代大变局中的红顶行商潘仕成》认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事中外贸易的商人在这一动荡年代作出了不同抉择。广东籍行商潘仕成是比较成功的一位红顶商人。集商官儒于一身的潘仕成最终因盐务而破产,其兴败是中国传统社会转型中商人的一个缩影。

叶农《明清时期澳门戏曲与戏剧发展探略》提出,作为中西文化组成部分的戏剧,在澳门很早就得到发展。从明中叶葡萄牙人入居澳门至清朝结束,葡萄牙人引进了西方戏剧;在澳门的华人中间,广东等地的中国戏曲亦得到发展。这两者是互相兼容、共同发展的。论文还研究了以下问题:明清时期澳门戏剧发展的历史背景,葡萄牙人租居初期澳门地区戏剧的发展,19世纪至清朝结束前澳门戏剧的发展。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在两者的发展过程中,整体上表现出兼容并蓄、共同发展的局面;但由于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两者之间是有一定冲突的。

祝曙光《也谈 “九·一八事变”的后果》认为,“九·一八事变”对日本内政外交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方针,4个月就使东北全境沦陷,而日军占领东北的代价则微不足道。东北地区的迅速沦陷,助长了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结束了日本协调外交与政党政治,刺激军部实施新的对华扩张行动。

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涉及中国的外交史、政治史、经济发展史、交通史、宗教史、观念史、边疆现状、人物评价、历史地理、考古学以及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不少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令人欣喜的是,一些论文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具有新的视角,提出的观点或披露的材料也多有新意。会议论文所具有的特点,大致反映了中国中外关系史近年发展的趋势。同时应指出,也还有一些研究领域涉及不多,个别论文的研究深度尚待发掘,个别观点也有待商榷。

注 释:

① 作者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本文以作者在会议闭幕式上的总结为基础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