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金生,董继梅

(1.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2.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 昆明 650034)

民国前期新疆现代化的历史审视
——以杨增新统治时期(1912～1928)为中心

段金生1,董继梅2

(1.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2.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 昆明 650034)

自清末“新政”以来,新疆开始了其早期的现代化。民国时期,统治新疆的军阀在自觉与不自觉中继续着新疆的现代化历程。新疆资金的缺乏,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落后的交通路政设施等,都是制约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部因素。俄、英等外国势力在新疆的存在,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疆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另外,中央政府权威的衰弱,实际控制新疆的地方统治者自身现代化认知水平的局限也影响着新疆现代化的发展。

民国前期;新疆现代化;审视

随着“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兴起,从“现代化”角度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进行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新方法和新视角,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近年来,关于近代新疆的现代化研究,有从清末新疆“新政”入手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新疆现化代进行审视和评价者;[1]亦有从中苏关系入手,分析1917～1949年中苏关系对新疆现代化影响者;[2]还有的论者分别从近代新疆货币现代化[3]与新疆近代教育转型与整合[4]角度对新疆的现代化进行论述。本文拟以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新疆作为考察的中心,对民国前期新疆现代化历程中的制约性因素进行论析。

一、清末新疆“新政”,现代化的开端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国门,“闭关自守”的清政府无力抵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程。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改革并没有使中国实现“富强”,而“维新变法”却在统治阶级的扼杀下以“六君子”的遇难而告失败。八国联军的大炮轰进了北京城,使清统治者最终不得不被迫实行“新政”,开始了晚清挽救皇朝命运的最后一次努力。

清末“新政”在全国的推行,使处在西北地区的新疆也受到了波及。伊犁将军长庚提出“新政”在新疆应办事宜:“一练兵,二蕃牧,三商务,四工艺,五兴学。”[5](P8)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长庚从湖北调来一营新军作骨干,在各地招募士兵,在伊犁创办新军,新疆巡抚联魁也创办了“新疆陆军”。同一时期,新疆的“新政”还设立了学堂,选派留学生。伊犁先后设立了商务学校、绥定初等小学、宁远高初两等公校、汉回学校、满营义学和女子琼玉学校,还将伊犁原兴文学校改为驻防高初两等学堂,在塔城亦设立养正学堂,吸收满、汉、蒙古、哈子弟入学,新疆还将原有的书院改设为学堂,并在课程内容上添设了俄、英、德、法等国文学,一度还曾将俄文列入高初等学校的必修课程,并对兴学有功的官吏给予奖励。[6](P298-299)

除练兵和兴办学校外,新疆“新政”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奖励实业,广开利源”的口号,强调新疆“天时地利与腹地无大差异,膏腴之田遍天山南北,林木老山谷,马驼牛羊翳原野,旃裘齿草屯都市……而斋桑、罗卜诸淖尔以畋以渔”,把农、林、牧、渔诸业并举。还先后设立了工艺厂、劝工所、工艺会、织造局、实习讲习所,“分别教授,酌量制造”。在对外贸易上实行商战,讲求商务,以期挽回由于不平等条约“体系”而造成的利权损失。“新政”的实施,在新疆还出现了如库尔喀喇乌苏的独山子油矿、伊犁制革厂、塔城喀图山金矿等近代民族工业。此外,在电报业、邮政业等方面,新疆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清末时期的新疆“新政”,虽然由于清王朝自身力量的限制及其很快的覆灭,很多有益的措施和建议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实施,所真正取得的成效并不显著,地方人民的经济生活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且由于一些地方官员假借“新政”之名,阴行扰民之举,巧取豪夺,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痛苦。但清末新疆“新政”的实施,如这一时期的兴学活动,选派留学生,创办了一些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机构,毕竟对封闭的新疆教育观念、思想观念的转变,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内部因素制约,新疆现代化举步维艰

当代学者认为,“所谓现代化,就是世界范围内的、以工业化为发端的、以一个民族实体为载体的整个社会的变革”。[7](P3)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通过社会自身力量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的社会变革道路,而走向现代化,称为内源的现代化,主要以欧美为典型;另一种类型就是通过外部力量的冲击,引起社会内部的思想变革、政治变革,进而推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变革,被称为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就是其中一员。[8](P131)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而言,国家即中央政权在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8](P197-200)国家政治领导集团的状况、中央集权的强弱等是影响中央政权能否自上而下的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完全统一的、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国内四分五裂,中国陷入了一种无序的社会状态,直到1928年东北“易帜”后,情况才逐渐有所转变。这一时期,军阀割据,各派系为了争夺中央统治权及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战争不断,军费开支巨增,使清末本已凋零的社会经济雪上加霜。资金的缺乏,中央政府的弱势状态,使其根本无力顾及现代化建设。而新疆更处西北边陲,虽然内地的战争对其几无波及,但新疆财政自清以来,就一直受内地协款扶助,民国建立后,协款断绝,新疆的现代化就无法从中央政府得到资金上的支持。以教育为例,新疆教育落后,而教育对促进现代化思想意识的传播,特别是对新疆这样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大部、宗教气息浓厚的地区,其意义十分重大,但由于资金等限制,“全省岁用学款不过十万元,是一省教育尚不及内地一大县,一县教育尚不及内地一大村。”[9](甲集下,P26)如此这般,新疆的教育难以得到发展,教育对促进现代思想意识的传播作用甚微,新疆的现代化进程也就十分困难。

新疆地域面积广阔,而“宗族复杂”,①当时大约有十四种民族,主要为“汉、满、蒙、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吉孜、锡伯、索伦、归化、塔塔尔、塔兰其、塔吉克、乌孜别克等是也。……此外,黄、白、棕各色人种,如英、俄、德、瑞士、挪威、土尔其、阿富汗、波斯、印度、犹太、波兰等族,亦参处其间,故有东方人种博览会之称”。[10](P375-376)新疆民族的复杂,为西北各省之最,使得“谈西北问题的人,或是研究西北的,对于这个问题都在深切的注意”。[11](P181)新疆民族复杂,宗教气氛浓厚,其中占全省人口大部分的缠回(维吾尔)、甘回(回族)等大都信仰伊斯兰教,且分布广泛,②而北疆的土尔扈特、和硕特、绰罗斯、杜尔伯特之四卫拉特等均信仰佛教。[12](P297)自西汉以来,中原王朝不断向西域渗透,汉文化也在这一地区传播。这样,新疆大体形成了伊斯兰教、佛教、汉文化三大板块并存博奕的格局。③从社会学功能主义出发,宗教通过神圣仪式,把社会成员联结在一起,强化了社会的基本规范和价值观念,具有使政府权威合法化,有助于人们妥协于艰苦的生活和社会中的不平等的功能,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另一方面,宗教也会延缓思想领域的变革,阻挠必要的社会变革,使政治冲突更难解决。[13](P454-457)新疆自清建立以来,由于对政治权利的追求,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与清中央政府离心倾向加强,叛乱不止。民族间的相互战争时有发生,矛盾冲突不断。而汉人“居新疆者,总计不过四十余万,占全疆人数十分之一”,[10](P381-382)而境内统治权却先后操诸于满、汉官员,加以新疆地方官员“多自万里而来,其来既难,归亦不易。一旦得官,即以回缠为鱼肉,横征暴敛,为全国所无。……新疆知事在任者多搜括民财,卸任者多亏空公款,人人有日暮途穷之思想,无非孳孳为利,饱则思飚。……不知联络百姓。”[9](甲集下,P26)以上因素,使得直到民国时期新疆民族矛盾仍十分尖锐,于是有学者叹呼:“惜二十年变乱大演种族仇杀之惨剧,汉人死者不计其数,南疆方面汉人几将绝迹”民族仇杀可窥一斑。新疆历史与现实的宗教、民族矛盾汇合在一起,使得各民族间互相猜疑,防卫心理十分严重。这样,宗教在稳定社会秩序,维护政府权威合法化方面的积极因素没有发挥作用,而宗教文化方面的消极因素却充分得到体现。还有,由于历史的因素,新疆各民族的自身知识构造落后。另外,由于国内时局混乱,中央统治者在推动现代化深入发展方面的作用大为弱化。这样,导致新疆民众自身对现代化的认知水平十分落后,成为了民国时期新疆现代化过程中的又一障碍。

从内源现代化国家的成功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内源现代化国家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通过自身力量的积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国自近代以来,中央权威逐步衰落,地方力量在不断增强。在推翻落后的清王朝四年后,直到北伐成功为止,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不复存在。护国、护法战争结束后,南、北军阀之间混战不息,于是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各派统治力量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这一历史大环境下,地方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省人治省”、“联省自治”此起彼伏,严重影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新疆自伊犁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出现迪化(今乌鲁木齐)政权与伊犁政权对峙的局面。在杨增新统一新疆后,新疆的伊犁、迪化、喀什都各自发行货币,而沙俄卢布也在新疆流通,这样严重影响了新疆地区的货币一元化,造成了商品流通的窘碍。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地广人稀,现代化交通工具极其稀缺,已经成为历史“陈音”的清王朝的驿站仍然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这一时期,新疆通往内地的道路,漠北道在外蒙事变后于民国十年(1921)被封锁,而漠南的甘新、新绥道主要是驼运,速度与效率极其缓慢,如民国初年从兰州到迪化乘马需时六七十天。其对商品流通的制约可想而知。交通的落后也就延阻了新疆统一市场的形成。

民国时期新疆的现代化,由于以上所述的各种内部因素的制约,举步维艰。

三、外国势力与民国时期的新疆现代化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俄与英国就力图把新疆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沙俄利用与新疆接壤的关系,不只是对中国进行领土侵占,而且通过商业贸易对新疆进行经济掠夺。光绪七年(1881)中俄签订《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其中第二条载有俄国商民前往蒙古及天山南北两路贸易者,必须由章程所规定的路线行走,并且该商应有本国官员所发中俄两国文字并译为蒙古文或回文的执照。条约十二款依据第二条所载,俄商贩卖外国货物入口及贩买中国内地土货出口,条件符合章程第二条者,可暂不纳税。这个本身就充满着不平等气息的条约,成了沙俄在新疆进行经济侵略活动的“护身符”。然而条约所规定的不对等利益并不能填满沙俄无穷的欲壑。条约并没有允许俄人买新疆土货又能在新疆销售的明文,俄国人在新疆买卖新疆所产土货已属违背条约,但是俄人却往往强引条约,以条约规定“暂不纳税”为藉口,抵制纳税。俄商免税,华商纳税,严重侵犯了新疆本地华商的利益,利源外流,新疆本地华人资本在与外国商人竞争中处于劣势,不独直接影响于税务,而且华商受利益的驱使,加入俄籍,以此逃避税收,严重侵扰了中国主权的行使。[9](庚集二,P49-52)英国援引“片面最惠国”待遇,享有与沙俄同等的权利,也一样的在新疆拒绝纳税。两国不止如此,还在新疆滥发商约小条,不但英、俄人等藉为护符,购运华货,在新疆销售,抗不纳税,即华商亦受其包庇,拒不纳税,此种种流弊,实为新疆税源一大漏卮,使新疆财政在协款断绝的情况下,更加艰难。由于以上弊端,民国以来,杨增新屡向中央陈述与沙俄交涉,修改中俄条约的必要性,“将此等最不平等之国际税法,……请正式与俄使严重交涉,先行废弃暂不纳税字样,及早改订税则,免致一误再误。亦属边局之福。倘再……坐失机会,致使无识华商希图免税,相率投入俄籍,其害伊于胡底。”[9](庚集二,P60-62)

沙俄与英国不仅在商业上对新疆进行投机活动,而且在新疆增设领事、设立乡约,以维护其在新疆经济、政治上的权益。俄、英领事、乡约往往包庇俄、英侨民,不仅鼓励其拒绝向新疆地方政府纳税,而且干涉新疆司法,鼓励中民改投国籍,一些新疆地方人民昧于欺骗和希图倚赖俄、英势力,脱离新疆地方官府的剥夺,也往往愿意加入外籍。其中的一些,往往以入外籍为荣,以外国之势力为其靠山,藐视法律,为非作歹,惹事生非,鱼肉乡邻,这并且得到了英、俄领事的默认与放纵。这破坏了地方安宁,容易引起矛盾,甚而引起外交纠纷,严重影响着新疆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1912年著名的“策勒村事件”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证。英、俄乡约的设立,本身就违反了国际惯例,但他们在新疆俨然成为两国官员代表,遇有公事到新疆地方官署,“轿车坐至大堂,地方官开中门鸣炮迎入”,[9](庚集三,P38)如有涉及中外人民诉讼事件,地方官员得传该地方英、俄乡约在场旁听,并在供词上签押,若其不签押,则中国地方官所讯之供,所定之案,不能完全发生效力。[15](P39)严重干涉中国司法权,其流弊也可谓“伊于胡底”矣!

沙俄作为新疆近邻,其与新疆的交通比新疆与内地之交通便利,新疆与其经济上的联系甚为紧密,其对新疆经济的影响很大。然而,沙皇俄国作为一个带有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其本身工业并不具有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故其有强烈的领土扩张欲望;沙俄与新疆的商贸活动也大都限于羊毛、皮革、棉花、茶等一些轻工业产品方面。而对现代化更为重要的工业设备几乎没有。这样,沙俄自身落后的工业化水平对新疆的工业化影响也就微乎其微了,但其对新疆社会稳定的破坏性却甚大。如民初的外蒙独立事件、俄属哈萨克族难民涌入新疆、白俄匪帮因内战窜扰边境,这些都严重影响着新疆社会秩序的稳定,致使新疆不得不花费大量兵力、民力、物力、财力去应付,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民国新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四、小 结

民国新疆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考察民国前期新疆现代化问题,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一)民国前期,中央政府权威衰弱,国内四分五裂,军阀间混战不已,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国民政府。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央政府在自上而下推动整个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思想意识等社会变革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辛亥革命后不久中国出现的军阀割据的状况,使得中央权威对推进现代化进程方面的作用受到了莫大的限制。这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环境,也是民国新疆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二)清末新疆“新政”在推动人们思维意识方面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也兴办了一些近代民族工业,电报、邮政业等方面也取得一定成绩,但这对于新疆这样一个地广人稀、民族庞杂的地区,其作用是十分微弱的。民国前期新疆现代化的前期积累是十分薄弱的。

(三)近代中国现代化主要集中于沿海内地一带,西北在自然资源、土地面积方面虽具有优势,但西北由于地处边远,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历史遗留下的复杂的民族问题,近代西北整体现代化水平就落后于沿海。新疆由于交通限制更多,感受沿海地区的现代化十分缓慢。而西北邻省自身现代化水平的落后,使民国前期新疆的现代化也无法得到邻省的辐射与支援。

(四)新疆境内民族众多,宗教信仰普遍化,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统治者的错误政策,各民族之间隔阂和矛盾在当时比较突出,严重影响着新疆的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是任何国家或地区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前提,新疆的这一状况,也影响着它的现代化进程。

(五)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同外国力量向中国的渗透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④民国前期的新疆现代化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俄国国内政局对新疆社会政治稳定的制约,俄国对华的外交政策,俄国自身工业化发展水平等,都对新疆的现代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俄国与新疆接壤,由于历史的原因,新疆与俄国边疆都有大量跨国同源民族的存在。跨国同源民族对两地社会的稳定与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跨国同源民族由于其宗教信仰、民族意识、民族心理的共同性,往往联系密切,交往频繁,不论所在国与客位国,跨国同源民族的活动,都对两国的社会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六)在考虑影响民国时期新疆现代进程的各种制约因素时,地方统治者自身现代化认知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近代中国中央政府权威的衰弱,地方势力兴起。中央政府对地方事务的影响甚为微弱,所以地方社会的实际控制者的施政观念、措施对地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不可忽视。以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为例,由于杨增新是在封建文化体系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其知识体系承继了传统的儒家伦理、经世思想等,而其一生所任官之地,甘肃、新疆均是现代化水平十分落后的地区,这使得杨本人不论其自小受的教育,还是为官时所闻所见,现代化因子均十分弱小,限制了其总体现代化认知水平。由其思想意识而产生的施政观念,以及其具体措施,也就大都是传统封建社会统治政策在近代社会的衍伸。这样,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虽然他竭力为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努力,特别是其倡导“开渠垦荒”,促进了新疆农业的发展,但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使他统治时期的新疆现代化进程十分缓慢。

总之,民国前期新疆现代化历程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缩影。民国新疆现代化既受到近代中国历史大环境的制约,也受新疆地区本身的民族、宗教、交通状况等的影响,更受到俄、英等帝国主义势力在新疆角逐的限制;既有其自身现代化因子积淀薄弱的因素,也受到新疆地方民众及其实际领导者的现代化认知水平的制约。以上情况,正如当时学者所说:“新省地居边远,贤者罕至,吏才难得;布哈错居,风俗偷惰,……民智难开;田野久荒,赋税极薄,……财用难裕;强邻密迩,交涉纷繁,……边患难防。”[16](P2)这样,民国前期新疆的现代化进程也就在以上各种历史“合力”的作用下,迟迟其行。

注 释:

① 这里的宗族,即民族。

② “缠回为新疆真正土著,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七十,……天山之南,种族蕃庶,而分居北路者,亦所在皆是。”吴蔼宸.新疆种族宗教风俗记[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27).305-306.

③ 有学者在分析当代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特征时,认为“以宗教为核心”,“伊斯兰教、佛教与汉文化三大板块并存”等是当前西北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征。笔者认为,这也适合于近代新疆地区的民族文化特征的概述。高新才,马文龙.西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J].兰州大学学报.1999,(4):76-80.

④ 关于外国力量向中国的扩张及其所引起的后果,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已的问题,费正清等人提出了“冲击—回应”理论,柯文等提出了“中国中心取向论”,在这里,我认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外国力量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结构、思想观念的冲击不是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唯一视点,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不可忽视的角度。由于这不是本文讨论的主旨,本文在此不作赘述,笔者在此提出此点,主要是希望能从更加开阔的视域去认识近代新疆现代化过程。

[1] 齐顺清.论清末新疆“新政”—新疆向近代化迈进的重要开端[J].西域研究,2000,(3):31-39.

[2] 田庆锋.新疆地区的中苏关系与新疆的近代化(1917-1949)[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2,(2):35-39.

[3] 吴福环,宋佩玉.新疆货币金融的近代化[J].新疆大学学报,2002,(3):74-78.

[4] 袁澍.新疆教育近代化的转型与整合[J].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3,(1):19-24.

[5] 清德宗实录[Z].卷563.

[6]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简史(2)[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7] 吴忠民,刘祖云.发展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8]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增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9]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Z].

[10]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佚名.新疆之宗族与宗教生活[M].兰州:兰州古籍书店影印,1990.

[11]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伊犁里克.漫谈新疆各种族[M].兰州:兰州古籍书店影印,1990.

[12]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吴蔼宸.新疆种族宗教风俗记[M].兰州:兰州古籍书店影印,1990.

[13]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中译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4]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下编)[M].上海:上海书店,1989.

[15]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卷12)[Z].

[16] 王学曾序[A].杨增新.补过斋文牍[Z].

A Close Examination of Modernization History of X in jiang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DUAN Jin-sheng1,DONG Ji-m ei2
(1.Faculty of Arts and Hum anities,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Kunming Yunnan 650031,China;2.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Kunming Yunnan 650034,China)

Xinjiang had experienced its early modernization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polic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n the warlords ruling X injiang continued with the modernization course in Xin jiang voluntarily or involuntarily in Republic of China.Within China,the shortage of fund,complicated national and religional relationship,backward traffic facilities,etc.,all impeded its further development.Some foreign powers in Xin jiang,Russian and British affected its modernization to certain degree.In addition,a weakened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rulers with low management ability also limited it.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modernization of Xin jiang;close examination

K294.5

A

1674-9200(2010)01-0056-05

2009-06-29

段金生(1981-),男,云南师宗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及边疆史地研究;董继梅(1981-),女,云南宾川人,编辑,硕士,主要从事云南地方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娄自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