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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模式构想与我国现代政治文明

2010-08-15李娜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年2期
关键词:政治文明共产主义恩格斯

李娜

(平顶山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模式构想与我国现代政治文明

李娜

(平顶山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彰显了以人为本,突出强调人的价值,把人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与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模式构想中强调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相吻合的。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模式构想包含深厚的政治文明思想。从现代政治意义上看,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模式构想对我国自由、民主、平等和法治的现代政治文明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马克思;未来社会模式;政治文明;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

一、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模式构想具有独特的理论特色

19世纪40年代初期,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提出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中提出“人类的解放”,“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指出共产主义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又具体科学描述了未来社会的情景。他们把未来共产主义称为“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由全体社会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或“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0。“在这个联合体里,人们将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消除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灭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之间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2]马克思的这一民主、平等、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未来社会模式构想具有自身独特的理论特色。

1.辩证唯物性

辩证法首先是属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辩证法,是决定思维领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辩证法思想才真正开始具有其内在的客观实在性,即唯物性。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模式也是如此,也具有其一贯的辩证唯物性。任何社会矛盾中的同一性方面,与斗争、冲突等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它们的存在都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因而是人的解放和“人的复归”。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模式的构想不仅是辩证的而且是唯物的。

2.历史唯物性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社会现象,而且始终强调历史是循着一定规律、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变化发展的。而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存在的一种客观状态,也是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不断由低级向高级上升发展的。作为一种终极的社会发展形态,共产主义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现实的,是经验存在的产生活动,同时又是被人们理解和认识的一个历史过程,意识形态不是固定不变的、一劳永逸的,必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迁而不断的发展变化[3]。这表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这一未来社会模式作为其整个思想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历史唯物性。

3.浓厚人道性

马克思不止一次地称自己的哲学为“人道主义”、“实践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身体素质和生存技能会逐渐提高,当社会进入世界历史时期,“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个人所代替”[4]42。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实际上也是一个极度发达的社会形态,就是一个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对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275。这印证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作的论断,即“共产主义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地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5]这凸现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人道主义性质。由此,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带有浓厚人道性,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人、社会、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状态。

4.现实实践性

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核心和灵魂。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共产主义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美好形态当然也不例外。马克思立足于实践,依靠实践来解决一切理论问题,认为共产主义同所有社会一样,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人类进行社会实践时,在实践中提出并产生的。共产主义的实现依赖于人类的实践,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最高级的社会形态必然会变成现实。

二、我国现代政治文明的走向

1844年11月,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写作计划中,首次使用“政治文明”,就这一表述所涉及的观念背景来看,在逻辑上,马克思观念中的政治文明是与集权专制相对立的现代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关于政治文明的内涵,《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界定为:“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政治成果的总和,一般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6]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联结在一起的新型的人类政治文明,彰显了以人为本,突出强调人的价值,把人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与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模式构想中强调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相吻合的,是迄今为止最高类型的政治文明。

1.法治化的现代政治文明

柏拉图认为,最优秀人的治理是最理想的选择,而法律的治理则是最现实的选择。对法治的优越性,亚里士多德在理论上有更为系统的分析,“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7]9。人们建立国家是为了追求优良的生活,而能够达此目的的统治必须是一种能够免除了人的情欲的理性统治。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强调法律的效力与政治权威的适度分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平民政治,重塑了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法理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转向主要依赖于非人格化的制度性力量,“依靠对合法章程的有效信任,依靠由理性制定的规则建立起来的事务性‘权限’,也就是说,依靠履行规定义务的服从观念”[8]。将民主与法治作为政治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政治趋向公正化、透明化、客观化,政治体系从“隐性”逐步走向“显性”。法治不仅是现代复杂社会关系条件下的一种法律秩序,而且更多的社会关系被纳入法律的关怀之中,法治在根本上就是要满足人们对自由、平等和尊严的永恒追求。在现代社会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合法程序,以理性化为导向,以合理化为基础,以规范化为要求,制定并实施了一套具有刚性标准和弹性空间的制度来调整各种利益冲突,将冲突限制在可允许、可接受的秩序范围内,并根据一系列程序化的制度,为和平解决利益冲突、维护基本社会秩序、推动社会进步提供一种文明机制。

2.平民化的现代政治文明

现阶段中国社会面临着各种变迁,阶层分化、利益多元化、政治参与的扩大及文化价值观念的多样化解构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中国历朝历代奉行的精英治国理念受到冲击和挑战,传统知识精英的权威在平等化的大众觉醒运动中被涤荡殆尽。“在这里看不到传统知识精英和乡野民夫之间那道森严的道德壁垒,所有的一切都被同构到一种平等的起点上。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向大众敞开的政权体系,也是第一个将一般大众提升到‘主权’地位的国家形态。”[9]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以其利益代表的广泛性、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政党组织的社会性、政治关系的民主化、政党执政的有效性,重新架构起以民众为中心的社会整合机制,克服了意识形态刚性的困扰,政治走向平民化,构筑起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相一致的融合型政治文明,避免了政党内部寡头化倾向的滋生。亚里士多德也曾指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7]88当代中国的各项政策、措施和发展战略,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亲民、爱民、重民,从“民本”走向“民治”的政治意识。在现代开放的政治氛围内,中国民众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现代政治生活中,真正享有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模式构想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民民主和自由。

3.注重科学和理性的现代政治文明

萨托利曾指出:“只有人们在革命之前就明白革命之后做些什么,革命才能创造一个更好的政体。”[10]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在肯定价值理性而高扬实质性民主的同时,注重工具理性而建设程序性民主,实现民主“工具理性的回归”,将政治文明纳入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实践中,政治文明建设更加注重科学和理性,注重客观现实条件,努力实现实质性民主与程序性民主的和谐统一。1852年,马克思在致魏德迈的信中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作了进一步概括:“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1]511。当代中国建设的政治文明同样是向更高类型的政治文明的过渡,同样是与当代生产发展的状况相适应的。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各项文明相适应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现代政治文明,在制度和法律的科学体系下,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充分体现了现代中国务实、科学、理性、客观的政治文明的价值观和政治意识。

4.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统筹发展的现代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是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又是以精神文明为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的。同时,政治文明又影响和制约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任何社会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体,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1]523。正因如此,我国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放在并列突出位置,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位一体,即实现了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三位一体的发展战略飞跃。

三、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模式构想具有对我国现代政治文明的现实指导意义

1.民主、平等思想对我国的法治政治具有借鉴和导向作用

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类的解放是通过工人的解放这些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政治权利方面,他提出通过立法废除资产阶级法权,“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48。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张扬无产阶级的政治前提,通过这一步,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1]63。现阶段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体现着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中的民主、平等思想,以及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文明,构建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社会形态下的社会文明。我国现阶段进行的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民主、法治建设,就是在强化法治的同时,注重以德治国,真正保障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在人类历史上真正实现了民众之间的平等。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上升为统治阶级,为广大人民争得了民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首次得以确立。

2.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政治理论依据

早在空想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就对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给予了褒奖,如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经营,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辩证关系作了精辟的论断。“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2]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提出,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发展史上最高级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终极的极度和谐的社会,就是以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对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0。当前我国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即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提倡对人的终极关怀,民主法治建设同样是追求人与人之间的民主、自由、平等和谐而全面发展。

3.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预言:“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3]马克思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内容,三者之间是互相制约的辩证关系,实现未来社会的强大动力就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到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48政治文明的发展要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那样才能给个人与社会提供广阔的政治空间和全面发展的条件。这些理论给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注重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必须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其他各方面文明的同步发展为依托,为人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4.为我国政治文明提供现实动力

共产主义并不是乌托邦式的未来理想的社会图景,不是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即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共产主义制度,才能给现代生产力和生产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因此,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生产达到高度社会化水平的最后产物;并明确指出:“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14]。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政治文明正是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模式在政治上的初步实践,政治文明的程度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的崭新阶段,开辟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纪元。“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和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5]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张式谷,肖贵毓.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35.

[3]邵宪梅.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经验的启示[J].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4):61-64.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5-118.

[6]《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504.

[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马克斯·韦伯.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对大学生的两篇讲演[M].王容芬,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52.

[9]刘建军.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351.

[10]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力,阎克文,译.上海:东方出版社,1998:86.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4.

[1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93.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6.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9.

[责任编辑:邵宪梅]

Marx's Conception of Future Social Pattern and Our Moder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LI Na
(Pingdingshan University, Pingdingshan, 467000, China)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ndicates the view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stresses the value of man, and puts the human being at the dominant position. It conforms to the view of man's free and overall development emphasized in Marx's conception of future social pattern. Marx's conception contains profound polit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From the perstictive of modern politice, his conception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freedom, democracy, equ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of our moder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Marx; Future social patter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Freeman association; Communism

A811

A

1671-4326(2010)02-0057-04

2010-01-25

李 娜(1977—),女,河南驻马店人,平顶山学院助教,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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