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干梓，夏金星

（湖南农业大学 科技师范学院，长沙410128）

中国手工业时代技艺教育的起源与发展

彭干梓，夏金星

（湖南农业大学 科技师范学院，长沙410128）

中国手工业时代从公元前21世纪夏初期开始至19世纪中叶。技艺教育起源于原始人类对生存技艺的传承。最早的手工业专门著作《考工记》记述了官营手工业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保留有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在中国科技史、工艺美术史和文化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后的儒家经典著作《学记》反映了当时“父承子继，世代相传”的技艺教育制度；私学兴起又促进了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都给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中国；手工业；百工；父传子继；技艺教育

由夏、商、周到晚清5000年的发展过程，是中国手工艺时代的开端与结束。中国手工业社会从公元前21世纪夏初期开始，手工业开始从农业分离出来，私有制逐渐形成，一直到19世纪中叶洋务运动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开始用机械大批量地生产各种产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近代工业化阶段。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了辉煌的手工业文明，各地区、各民族分别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技艺风格，在建筑、金属制品、陶瓷、家具、装饰、交通工具等方面留下了无数杰作。

人类的教育活动起源于使用、创造、更新、调节工具的劳动实践，技艺教育是人类为了生存而接受的最早的教育，是人类在劳动中创造了劳动工具而开始的。最初的教育成果往往以物化的形态表现，直接凝结在塑造物中，如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教育也应运而生，通过多种多样的传授方式，使受教育者不仅获得从事生产和社会活动的知识技能，掌握谋生的手段，并且世代相传。

中国古代把“工匠”拥有的一技之长称之为“技艺”。在儒家教育体系中，“士”的教育与“工匠”、“工师”（工头）教育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制度[1]。“技艺”也不同于西方现代的“技术”。“技术”泛指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起来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不是传统的手工制作，而是机械技术和信息技术[2]。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史一般以此来区分古代技艺教育与近现代职业教育。近现代职业教育伴随着以蒸汽为动力的大机器生产出现于18世纪60年代的欧洲，它是工业革命的产物[3]。1906年，维新派理论家严复在上海商部高等实业学校（现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演说时明确指出，19世纪末从日本传入中国的是工业教育，即“实业教育”[4]。台湾的国民中学至今仍开设极具特色的技艺教育课程，由学校独立办理或由与邻近的高级中等学校、技专院校、职业训练中心或民间机构团体合作办理，旨在加深学生生涯探索、实作技巧能力，帮助学生培养自我发展、创造思考及适应变迁的能力，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台湾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本文着重探讨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走向手工业设计阶段产生的以传授技艺为目标的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一、原始人类生存技艺教育的起源与传承

原始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使用天然石块和棍棒作为谋生工具。石器工具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其间经过无数次的经验积累和漫长的发展过程，随着人类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得到逐步改善和提高，逐渐学会了选择石块。在这种选择中需要观察、判断、比较等自觉的思维活动，以逐步掌握简单的加工技术，因而出现了早期的打制石器。经过加工的石器虽粗陋，但人类却开始按照大脑中已经存在的某种观念（需要）能自觉地改变目的物的形态。旧石器早期，北京猿人已经学会制造简单的砍砸器、刮削器及三棱大尖状器等不同的器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原始人类对石器工具加工制作技术不断进步，由打制到磨制石器光滑的外表、对称的造型及锋利的实用价值，体现了原始人类审美追求和对功能的理解，把实用性与审美结合起来，赋予设计物物质和精神双重功能，体现出原始人类设计活动的基本特点。虽然审美追求较之实用的目的性追求有本质的不同，而且从自觉的角度来说要晚些，但这种意识经过漫长的历史阶段得以升华为自觉的追求时，人类的设计活动便进入了新的时期。

这时，人类制作石器时已有了明确的目的性和一定程度的标准化，这就意味着有意识的设计活动的开始和“创造”的萌芽。就个体而言，为了生存，通过知识的积累，特别是工具的改进与新工具的创造，并以人类基因突变为契机，用器官功能强化来实现，尽管是建立在个人有限性的基础上，个体创造的技艺不仅有效，而且通过教育，可以溶进人类文化洪流而世代相传，在传递过程中得到改善和提高。就整个人类而言，教育使知识的积累是无限的。技能世代相传，祖辈创造的知识不断累积、不断更新，通过传授与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让下一代掌握，在人与自然环境的斗争中，以一种完全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生存方式发展起来，这就是人类社会最初的技艺教育。

教育活动与生存的迫切需要紧密相联。教育不仅是单一的传承，更重要的是创新，如取火、狩猎和采集制造石器、骨器等工具，以后有了陶器和金属器具，都是在不断创新涌现，又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并不断提出新课题。在渔猎时代，教育目的是团结互助与自然界的敌人和威胁作斗争。畜牧农耕时代的教育则是为了架设栅栏、寻找水草、耕种农田，教育与生产、生活是一致的。

从这一意义来说，原始教育首先是生存技术的传授，然后才有群体部落的道德、风俗、礼仪和习惯等。这是一个漫长而又生命攸关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上古时期的技艺教育和教师倍受尊敬。中国流传着古代一大批能工巧匠的故事，当时的社会称能工巧匠为“圣贤”，因为他们的发明创造，引领原始人类走上文明之路。如中国民间流传最广的鲁班，生于工匠世家，受家庭环境熏陶，他在木工工具、土木建筑等方面造诣非凡，一直被土木工匠们视为“师祖”，发明的锯、墨斗、刨子、钻子及凿子、铲子等工具，成为推进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利器，对当今木业加工行业仍有着深远的影响。夏、商时期发明了制陶和冶铜技术，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反应改变材料特性的创造性活动，标志着人类手工艺设计阶段的开端。随着新材料的出现，各种生活用品和工具也不断创造出来，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并走向手工业设计的阶段，同时对操作者也进行了严格训练。如最早的制陶，就包括了淘洗、制坯、装饰和烧制四道工序，有严格的工艺要求，师徒传授的雏型已经出现，进而发展了以传授技艺为目标的专门化教育。

二、“百工”与最早的手工业专门著作《考工记》

先秦时期，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激烈变革，新工具的制造和运用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变化又催生了新职业，一部分人由依靠农牧渔业转变为手工业，形成了各种行业。那些脱离农牧渔业从事加工、服务的手工业者，是依靠技艺谋生的群体，在古代中国的典籍中被称为“百工”。这一名称始见于《尚书·尧典》：“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百工”是指具有一定技能专长的手工业者，是工奴的总称。“百工”也指从事的工种众多或指主管营建制造的工官名称，以后沿用为各种手工业者和手工业行业的总称。从西周墓出土文物如玉鹿和精美的剌绣印痕、平纹麻布来看，都显示出“百工”的高超技艺。

商、周时期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手工业专门著作《考工记》，又称《周礼·考工记》（或《周礼·冬官考工记》）。《周礼》原名《周官》，由《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组成。西汉初期因《冬官》散失，遂以《考工记》作补，从而保存在《周礼》中得以流传至今。《考工记》是中国春秋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约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末期。该书全文7 100字，篇幅不长，但科技信息含量相当大，记述了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等六大类30个工种（其中6种已失传，后又衍生出1种，实存25个工种），涉及先秦时期的制车、兵器、礼器、钟磬、练染、建筑、水利等手工业技术，包含数学、力学、声学、建筑学、冶金学、地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总结。该书还用以指导、监督和考核官府手工业、工匠劳动制度，保留有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记载了一系列的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在中国科技史、工艺美术史和文化教育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考工记》开宗明义提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这既指出了“百工”的重要性，也说明“百工”是属于官府手工业。“在官之工”一般具有专门技能，身怀绝技者还被提拔为工师，负责组织管理生产，传授技艺。官府作坊是培养技术工人的场所。该书提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论点，还给“百工”定义为“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意思是说，必须审察委曲，面向形势，对五材（指金、木、水、火、土5种材料）进行加工，制作生产生活用具，这至今仍为工艺制作的基本法则。该书所记述的手工业，攻木之工有7种，攻金之工有6种，攻皮之工有5种，设色之工有5种，刮摩之工（玉石之工）有5种，搏埴之工（陶工）有2种。分工细密，人尽其能，有助于工匠技艺专精。该书对“工”的见解非常卓越：“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这是对不断创新，提高工效，保持优良传统工艺的歌颂。《考工记》指出工匠职责有三：一是“建国”。即给都城选择位置，测量方位，确定高程。二是“营国”。即规划都城，设计王宫、明堂、宗庙、道路。三是“为沟洫”。即规划井田，设计水利工程、仓库及有关附属建筑。从对都城的规划思想和各种等级制度及井田规划制度来看，反映出当时是井田制盛行时期，社会的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

中国文化的渊源在上古与“百工”教育有密切关系。早期的“百工”教育还处于初级阶段，既没有从生产中分离出来，形成后期的独立的专门教育机构，也还没有专门的教师，因为它是生产、交通和商业活动发展的产物。“百工”大都集中在人口密集、商业繁华的城市里，技艺的传授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考工记》记载的“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这种对于民间手工业的肯定态度是与春秋时期的社会改革相一致的，也与“工”是“知者创物”等见解相符合的。“百工”从事的“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等，均被认为“皆圣人之所作也”，意即“百工”是圣人事业的继承者，所从事的工作是值得尊敬的，这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广为流传。

三、《学记》对手工业“父传子继”教育的生动描述

儒家经典著作《礼记》共49篇，涉及教育的著名篇章有《大学》、《中庸》、《乐记》、《学记》等。《学记》成书于战国后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教育著作，也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总结。该书全文分20段，共1 229字，从启发诱导和学思结合的指导思想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学记》对古代手工业“父传子继”教育有十分生动的描述。例如，“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之者，可以有志于学矣。”意思是说，有经验的冶铁工人给儿子传授冶铁手艺，先教他学会用皮革缝制鼓风裘；有经验的造弓工人给儿子传授造弓手艺，则先教他学会用软枝条制箕等器具。也就是说，教学要有方法，要从最基础的做起，要由易到难，由浅入深，打好基础，循序渐进。从另一视角看，这也形象地描述了家族化父传子袭的工匠技艺教育，这种教育有鲜明的特点，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从夏、商到西周，奴隶社会长达1300多年，春秋时期开始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直至战国时期。在奴隶社会的官府作坊里，主要是掌握了手工技艺工师（工头）率领、指导奴隶们生产劳动，技艺训练是强制性的。殷墟出土的考古文物，重达875公斤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是由铜、锡、铅按一定的配方浇铸而成的，其工艺相当复杂，是家庭作坊难以完成的。这表明随着奴隶社会的瓦解，家庭学徒制的教育形式逐渐发展为官府学徒制与家庭学徒制相结合的教育形式。

工匠掌握有特殊熟练的经验和技巧，而且是世代相传，西周就规定手工业者不能迁业。《荀子·儒效》谓之：“工匠之子莫不继事。”《国语·齐语》记载：“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其实质就是“父兄之教”和“子弟之学”，以保持手工业劳动者的相对稳定，使之能相互切磋，提高技艺，也表明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家庭成为手工业技艺传授的基本单元，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稳固和普及。教育每个家庭成员掌握生产技艺，是年老者的责任，也是为了维护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的共同利益。在小生产方式中，技艺私有不肯外传，被认为技艺教育具有保守性；相反，生产知识和操作技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子弟，又使“父承子继”更具早期性、经常性和传统性，更有成效和能起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特性至今仍是技艺教育需要继承的优良传统。

四、私学勃兴与手工业技艺教育的发展

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是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士”阶层及其后众多学术流派的涌现，促使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对经济也产生了直接影响。作为奴隶社会生产方式的重要标志——井田制开始迅速崩溃，许多奴隶成为自由民，以自由民为核心的个体经济得到发展。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产生了私有制。奴隶社会的崩溃使原来的“职官”流散到了民间，纷纷著书立说，开设私学。其中包括传授技艺的学校，突破了家庭学徒制的教育形式，将密藏于官府的手工技艺带到了民间，又从民间生产实践中汲取养料，促进了手工技艺的发展。划时代的变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经济发展促进了科技文化的进步。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在天文、医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西周末，出现“王官失守、学术下移”现象，夏、商、周三代以来所形成的教育制度走向崩溃的边缘，但官学废并非等于教育废，而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5]，即由官学替降为私学。原有教育制度的崩溃，对私学的兴起产生了先导性影响。商代以来，官、师一体的格局被打破，官、师分离，私学和私学教师开始从政权机构分离独立出来，为私学提供了师资力量，也是形成百家争鸣的制度性原因之一。

春秋末战国初期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要求人们相亲相爱，互助互利，和睦安定，共同富裕，反对掠夺战争，提出“兼爱、非攻”的思想，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是小手工业者的代表。墨家与孔门并称“世之显学”[6]，是以散落于民间的记载有关天文、地理、数学等知识的典籍为基础，向门徒传授实用的生产知识和技能技巧。墨家留下的教学记录中，可以看到古代生产技术向科学理论飞跃的最早成果，为古代科技教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代替了原始公有制，打破氏族传统，出现不同工种间的协作。制陶业是当时最大的手工业，铁器铸造已成为重要部门，农业中铁制器具和牛耕得到进一步推广。青铜冶炼技术日趋成熟，在完全没有科学仪器设备观测和控制其熔点的情况下，全靠工匠的经验，这与手工业技艺教育有重要的关系。

在自然经济环境下，手工业社会“男耕女织”，提供了大部分的社会和生活用具。从帝王的礼服、礼器到民间的嫁衣，尤其是宫廷和宠大的官僚机构对高档手工艺品的需求，曾极大地刺激了手工业生产，使金、玉、漆、木、丝织、刺绣等行业的技艺登峰造极。在制作规模上，除了家庭手工艺外，还有官营手工艺工场、城镇手工艺作坊。官营手工艺又称宫廷手工艺，生产规模庞大，品类多，生产分工细，技艺精良。

中国手工业时代技艺教育有几千年的发展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那些为建设物质文明作出伟大贡献的工匠（除个别例外），其名与学大都不见经传，而名传青史的多是不事生产的文人。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是，一方面统治阶级垄断了手工业技艺，产品只供朝庭享用，不许民间流传；另一方面学校教育蔑视手工业技艺而不进行传授，知识分子也不善于总结，因而缺少典藉文献的记载与整理，一旦掌握技艺的工匠去世，技艺也随之终结。中国教育的这种传统直接影响到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至今仍在影响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7]。

[1]彭干梓.墨子的技艺教育思想与先秦两种教育[J].职业技术教育，2007(19):77-80.

[2]彭富春.哲学与当代问题[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581-588.

[3]孙培青.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序[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4]严复.严复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86.

[5]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56.

[6]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M].北京:华侨出版社，2008:15.

[7]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105.

[责任编辑：李尚群]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Workmanship Education in China's Handicraft Age

PENG Ganzi, XIA Jinx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College,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China's handicrafts age starts from the beginning of Xia Dynasty of 21st century B.C. to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e workmanship education originates from the viability of the primary man. The earliest handicraft works Kao Gong Ji described the regulation of government-managed handicraft types and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keeping a large number of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and handicraft art materials. It, to some degrees, reflects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at time, which holds an important positon in China's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dicraft art and cultural education. The later confucian classical works Xue Ji recorded the handicraft education system of which "sons inherit fathers, technique is pass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rise of private education promotes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ancient time. All these have brought about great change to China's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China; Handicraft; All sorts of workmen; Sons inherit fathers; Workmanship education

book=2,ebook=109

G719.29

A

1671-4326(2010)02-0017-04

2010-01-20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一五”课题（DJA080186）

彭干梓（1933—），男，湖南益阳人，湖南农业大学科技师范学院教授；

夏金星（1966—），男，湖南衡南人，湖南农业大学科技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