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淑军

（中共温州市委党校，浙江 温州325000）

民间神灵信仰下的民众意识
——以温州为例

焦淑军

（中共温州市委党校，浙江 温州325000）

温州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族群构成，造就了其复杂多样的民间神灵信仰。蕴含在神灵信仰下的民众意识有：对自然的依赖、慎终追远的宗法、孝悌道德伦理、美好人格追求等。挖掘温州民间神灵信仰中所蕴含的丰富内容，不仅对保护温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大价值，而且对促进温州地区的民众团结，构建和谐社会也有重要意义。

民间神灵信仰；崇拜；民众意识；温州

民间信仰是从人类原始思维的原始信仰中不断传承和变异而来的民间思维习惯的习俗惯制。这些民间思维习惯的习俗惯例，受到人们的信奉，甚至成为支配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重要因素[1]。温州地区特异的地理环境和族群构成，形成了温州复杂多样化的民间神灵信仰。本文在调查温州民间神灵信仰的基础上，分析温州民间神灵信仰众多的原因，揭示其蕴含的温州民众意识，并判识温州民间神灵信仰的发展趋势。

一、温州民间神灵信仰下的多样化民众意识

1.自然神崇拜中的民众意识

（1）自然神崇拜。其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畜兴旺。温州独特的山区和海洋相结合的地理特征带来的狩猎、农耕、渔业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温州先民们众多的自然崇拜，包括日神、月神、五谷神等13种。自然神崇拜的对象都是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物，反应了民众两方面的意识：一是满足人类（或族群）生存的物质需要；二是人类依赖自然，自然规律不可能完全掌握，对自然的适度畏惧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必要条件。如日神、月神从总体上提供人类生存的整体自然环境和物质生产条件；五谷神、桔神直接保障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风神、牛神、猿神、龙神为农业生产提供丰产的条件；耗子神则是祈求农作物不被破坏。

（2）灵物崇拜。温州的灵物崇拜包括岩神、树神、石神3种，它们的基本特征是自然生命力的相对长久性。温州小儿拜石神为其“子”、拜榕树、樟树等树神为“干爹”、拜巨大岩石为“亲爷”，无不蕴含着长辈群体对下辈群体的一种祝福意识：健康、长寿。

2.行业神崇拜中的民众意识

温州的行业神崇拜包括市舶圣王、药王菩萨、文昌帝君等22种。这些神灵中吕纯阳（理发业）、刘伯温（糖人担）、邱弥陀（木雕、石雕）、药王菩萨（药业)属于行业开创发明之神；其余的皆属于保护或帮助本行业吉利、兴旺的神。

（1）祈福禳灾的意识。祈福禳灾心理的产生，既源于人们追求幸福的愿望，又源于人们对外界异己力量的恐惧和迷信，如文昌帝君、梓樟帝君、渔司娘娘、牧牛大王、市舶圣王、妈祖、吴三公等崇拜。

（2）慎终追远的宗法意识。它具体又表现为崇古、敬祖、重传统等意识，如吕纯阳、刘伯温、邱弥陀、神农氏、杜康、田公元帅等崇拜。

（3）感激神佑，追念祖师创造发明之功的报恩意识。在旧时代，各行业人们谋生不易，行业技艺被视为谋生之本，这就使他们非常感激保佑了自己生存和赐给了自己生存手段的本行行业神，如鲁班先师、渔司娘娘、唐明皇、赵公明、秧神等崇拜。

3.偶像神崇拜中的民众意识

温州的偶像神崇拜包括东瓯王、东岳大帝、关帝等46种，如此众多的偶像神反映的民众意识颇为繁多。偶像神大都为历史名人、英雄、义士和民间传说中的人物。

（1）孝悌道德伦理意识。中国的封建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孝道观牢牢地植根于人们的内心世界，孝悌道德伦理意识几乎无孔不入。民间信仰中的神灵信仰伴随着民间传说的蔓延，无处不在地体现着儒家思想的孝悌意识。孝道事亲的宣扬，究其原因便是“百善孝为先”的伦理观历经数千年的延续，尤其是到了今天受市场经济利欲观的冲击，孝子贤孙已如凤毛麟角，表明了为父母者愿得孝子贤孙常伴膝头怡养天年的美好而纯朴的愿望，而在现实中未必有子孙能尽孝赡养晚年，只好从信仰中去寻找一点孝亲心理的补偿与安慰。如永嘉孝佑宫所供奉的上塘娘娘信仰就基于“唐卢氏居卢岙，常与母出，遇虎，将噬其母女急投虎以代其母。后人见女跨虎而行，随立庙祀之，宋理宗朝赐号孝佑夫人”（清光绪《永嘉县志》）的传说而产生的，目的是宣扬孝悌道德伦理意识，而在陈静姑、妈祖传说中也包含着大量的孝悌故事。

（2）忠君意识与爱国精神。孝亲意识和观念从家庭向整个宗族以至国家范畴扩散，就在全国上下形成了忠君爱国之风：在家尽孝事亲，入仕尽忠报国。爱国英雄人物尽忠殉职后，极易被人奉为神灵。在温州偶像崇拜中，这种人造神众多，岳武穆王、杨府圣王、颜公是其典型代表。

（3）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意识。这种意识的形成显然受佛教因果观念的影响、渗透到偶像神崇拜之中形成的。百姓相信，只要为善之人，不论生前死后，必能成仙成佛。张三令公、威济圣王、人济圣王等是其典型代表。

（4）为民、利民的官宦需求意识。它集中反映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偶像神崇拜中，汤和公、徽猷神、薛大夫、殿主爷、城隍神、晏公、包公等便属此类。

（5）仁、义、智、勇人格追求意识。几乎所有的偶像神崇拜中都蕴含了这种追求意识，在忠君偶像神中皆较为突出。但温州的群体偶像神的崇拜最能反映这种意识，像五显灵官大帝、宋八—宋九相公、华八—华九相公、季八—季九郎、陈七—陈八大王、彭二—彭三—彭大将军等崇拜即属此类典型。

此外，如轿神崇拜反映了对人间美好情爱的追求意识；胡公大帝崇拜反映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意识；东瓯王崇拜蕴含着祖先崇拜和对英主的向往意识等。

4.自然人格神崇拜中的民众意识

温州的自然人格神崇拜包括日神、月神、三官大帝等23种。自然神被赋予人格就是自然人格神。对自然人格神的崇拜反映的民众意识与对自然神崇拜所反映的基本一样，只不过是对自然的依赖和畏惧意识更加浓重而已。

二、温州民间神灵信仰众多的原因

1.从政治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温州处于国家主流意识控制的边缘地带

国家既是政治共同体，也是社会意识共同体，同时也是知识、规范的生产者和维护者，也是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根源[2]。自古以来，温州地处浙南沿海山脉地区，历代都处在王权国家主流意识控制的边缘地带，缺乏平原地区的那种强大国家主流意识的掌控，市民社会生活的自发性和主动性更加突出，由此而生的意识形式也会更加丰富多样，民间权威也因此逐渐生成。而民间权威，恰恰象学者王铭铭指出的那样：“实际上引起信任和恐惧、制造权力威严的恰恰不是权威的人物和制度，而是一定的意识形态和符号体系”，“在现实上具有‘auhtority’特质的，……还广泛地包括‘神灵’所代表的符号体系”，“权威往往不是人，而是神及其代表的超人世界”[3]。温州神灵信仰的盛行，是权威民间再造的必然结果。

2.从信仰文化自身发展角度看，温州古越先人已形成浓厚的图腾和信仰文化传统

中国东南地区，民间信仰丰富多彩，历代不衰，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东南民间信仰圈。温州地处东南沿海，与福建省毗连，受吴、越、闽文化的熏陶，民间信仰从古至今都十分活跃。温州古越先民们就有龙图腾，断发并纹身以蛇，以像龙子。到汉惠帝三年（前192年），以驺摇为东海王，建都东瓯，俗称“东瓯王”。“在汉时，‘东瓯王敬鬼，俗化焉，尚巫渎祀’（明万历《温州府志》）。故‘俗多淫祀，好巫筮，民常以牛祭，巫祝赋敛受财……是以财尽于鬼神，产匮由于祭祀。’（汉应劭《风俗通义》）唐代，有以歌舞祝神之俗。宋代，俗崇巫祀，除供奉神佛外，特别崇海龙神，‘奔走拜伏，咒诵呶杂’。到明清时，俗尚鬼巫，崇佛老，丧葬用浮屠，民间信风水、卜算。”［4］

3.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温州历史上是一个移民之乡

历史上，越亡之后，越民南迁至东瓯（境辖相当于现在的温州、台州、丽水），到西汉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举国迁至中原，残留人口逃逸山林，但人数不多。到三国两晋时期，北人大量迁入，自那时起，温州居民基本上都是移民及其后裔。移民迁居温州，有三个时期比较集中，且规模颇大。一是两晋、南朝时期（265—589年），移民以北方士族居多；二是唐朝、五代时期（618—960年），移民主要是闽人和唐宗室；三是两宋时期（960—1279年），移民数量大，南北均有。至南宋，随着大量庞杂移民的到来和定居，各种信仰也随之在温州传播。三国两晋时期北方的佛、道神灵也随着南迁移民的大量增加，在温州地区落户；大多数偶像神是于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战乱年代随军队或难民迁移传入的，如关帝、张骞、岳武穆王、颜真卿、包公、汤和公等；唐朝、五代、两宋时期而来的闽人，也带来了陈静姑、妈祖等信仰。

4.从区域文化的内核看，功利性的文化传统造就了民间神灵信仰的泛化

宗教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功能就是提供一种有秩序的宇宙模式。宗教通过解释未知事物从而减少个人的恐惧与忧虑，这些解释通常假设世界上存在着各种超自然存在物和超自然力量，人们可以求助于这些东西也可以控制这些东西［5］。这就为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以及由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提供了一种方法与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求助于神灵的威力控制这些力量，以满足自己的愿望就在情理之中，“因为那些不断变动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说教越来越难于解释周围并不令人满意的现实世界。于是人们必须转而寻找人性上和精神上的寄托和力量”［6］。虽然民间神灵信仰不追求人生的终极关怀和精神皈依，但它具有相应仪式，追求对超自然神灵的信仰，因而具有准宗教的性质。温州自宋代以来商业文化发达，市场运行的不确定性本身就带来了对神秘莫测的神灵力量的需求，因为“神是一切无法回答问题的答案”[7]。南宋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主张的“事功之学”的文化内核，对民间神灵信仰的发展更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温州民间对神灵信仰的心态是事功与实用主义的，这样就形成了诸神灵界限模糊、汇聚一堂的杂祀现象。

三、温州民间神灵信仰的社会作用

1.积极作用

（1）提供精神抚慰，有利于拓展生存空间。人类借超自然存在的信仰一方面可以满足个人的心理需要，另一方面又可借以整合社群团体[8]。历史上的北方汉人、闽越先民在移民温州的过程中，温州先人在移居其他区域甚至移民海外的过程中，迁徙途中充满了各种危险，移民们随身携带的小神像或香灰之类的圣物给他们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抚慰；在定居下来以后，移民者在新环境中遇到更加严峻的生存与发展的考验，那些所信仰的神灵和圣物继续承担着精神抚慰的功能。这种精神抚慰的存在帮助信仰者拓展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2）整合乡族力量，维系社区秩序。在中国村社基层社会中，政府的直接统治并不十分严密，民间神灵信仰在维系村社秩序上起着相当重要的辅助作用，甚至对某些村社起着决定性作用。共同的神灵信仰和祭祀活动，可有效地把分散的乡族力量整合起来，形成祭祀共同体。一旦形成祭祀共同体，村社成员的命运往往被一条无形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庙宇就是这条纽带的中心。在绝大多数百姓心目中，庙宇是十分神圣的地方，庙宇的命运决定着庙宇所在村社的命运，因而他们对庙宇兴衰倾注极大的宗教热情，积极参与庙宇的修建和各种宗教活动。庙宇也通过各种信仰活动使村社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更加密切，增进村社成员之间的团结，化解矛盾，维系村社的安定秩序。另外，民间神灵信仰所宣扬的积善积德、安分守己、和睦相处、和气生财、不要以势欺人等伦理观念，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社区秩序整合。

（3）传承文化传统，丰富民众生活。民间神灵信仰的重要特点是具有强烈的传承性或者说是相当的稳定性，地域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在文献没有记载或者语焉不详的情况下，却在民间神灵信仰中得到比较完整的保存。在广大乡村，民间神灵信仰的各种祭祀活动，为枯燥的乡村文化生活注入了活力。

（4）参与社会教化，凝聚民族精神。虽然民间神灵信仰的造神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但基本上还是遵循儒家的“礼法施于人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有御大灾、捍大患则祀之”思想。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能成为民众信仰对象的大多是历史上的忠义之士和为百姓做过善事的人。民间神灵信仰在宣扬忠孝的伦理道德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古人认为的“孝慈则忠”，把“孝祖”之心推广到对君主国家的高度上，就是“忠君爱国”。一次祭祖活动，实际上就是一次以孝道为主的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民间神灵信仰的这种教化对目不识丁的百姓所起的作用更大。

（5）形成庙会集市，活跃乡村经济。在广大乡村，神诞等重大活动往往是当地的特定节日。届时，善男信女纷纷聚集在庙里，焚香磕头，祈求神灵保佑，形成庙会。有的庙会人山人海，大量商贩也汇集到那里，使庙会具备了浓厚的商贸色彩。久而久之，约定成俗，庙会成了固定日期的交易活动，在乡村经济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消极作用

（1）民间神灵信仰带有一定的落后性、荒谬性和盲目性，对人们的科学世界观带来冲击。民间神灵信仰就其核心观念而言，仍然是与科学世界观相对立的有神论、万物有灵论、因果报应论、阴阳两重世界观等。这些思想与观念容易使人们失去辨别真假是非的能力，甚至产生一些不健康心理现象，严重损害人们的身心健康，使人们不思进取，消极颓废，失去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对事物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发展到迷信状态则会破坏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2）民间神灵信仰必然表现为民众的信仰活动，信仰活动场所和活动群体没有登记注册不利于管理。民间神灵信仰活动没有健全的组织，即使有组织的内部也没有建立民主管理制度，而且活动多处于自发状态。这对于正常社会秩序的管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干扰和破坏作用。另外，民间神灵信仰活动场所存在的部分乱建、滥建、难拆现象，对于城市化进程的进行、新农村社区的规划建设具有阻碍作用。

四、温州民间神灵信仰的发展趋势预测

1.良风美俗仍将处于强势地位

温州民间神灵信仰中有许多与民族精神契合、与传统美德一致的成分，它们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珍视，已转化为良风美俗，经世代传承，大量保留在温州民间神灵信仰体系中，并占据着强势地位。

2.民间神灵信仰中的文化意蕴进一步彰显

经过长期的演进，温州民间神灵信仰中的大部分实现了功能转换，已演变为极具韵味的民俗文化现象，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民间神灵信仰已成为温州文化交流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民间信仰与民间生活、民间文艺之间的美学和艺术价值进一步彰显。

3.部分民间神灵信仰活动迷信色彩更加浓厚

虽然温州地区居民的教育水平、科学素质得到了一定提高，物质生活达到较富裕状态，但由于民间神灵信仰本身具有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文化心理积淀，再加上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特征，使得民间神灵信仰对人们日常行为及思维模式的影响更加强烈，部分科学文化素质偏低的民众对神灵的迷信将会长期存在。

4.民间神灵信仰的功利性进一步强化

民间神灵信仰本是自发、自然的，表现出功利性、实用性。在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商业文化和功利思想历来浓厚的温州，民间神灵信仰的功利性进一步强化。

5.新的信仰内容和形式不断出现

历史上的温州是一个移民社会，当下的温州社会更处在一个居民大交流的时期，在800多万人口中有200万人外出，300万人属外来新人口，而外出的温州人恋乡情节又特别浓厚。在这种背景下，温州地区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与传播将是必然的，新的信仰内容和形式的出现也将不可避免，新神灵的创造也会陆续出现。如平阳县南麂岛的宋美龄信仰是其典型。

温州民间神灵信仰需要更深入地探究。发掘温州民间神灵信仰中所蕴含的更丰富、更深邃的内容，针对各类不同的民间神灵信仰活动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不仅对于发掘与保护温州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促进温州地区的民众团结、发挥温州人精神、共建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1]邢莉.民间信仰与民俗生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2.

[2]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17-318.

[3]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270.

[4]叶大兵.温州民俗大全[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390.

[5]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77.

[6]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372.

[7]黄景春.论我国民间神灵信仰的世俗性[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5):89-94.

[8]李亦园.人类的视野[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270.

[责任编辑：陈增杰]

People's Consciousness under the Folk Beliefs of Gods——A Case Study of Wenzhou

JIAO Shujun
(Party School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f Wenzhou, Wenzhou, 325000, China)

The special geographic environmen and clan structure in Wenzhou contributes to various and complicated religious beliefs among people. The mentality under it is: the dependence on the nature, self-disciplineed spirit, filial piety moral standard and the pursuit of perfect personality. Studying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it will b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protect Wenzho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mote the solidarity of people in every area of Wenzhou and build harmonous society.

Folk beliefs of Gods; Adoration; People's consciousness; Wenzhou

book=2,ebook=124

B933

A

1671-4326(2010)02-0010-04

2009-12-13

焦淑军（1971—），男, 山东日照人，中共温州市委党校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