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东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左传》多载鬼神卜筮灾异预言的原因

杨华东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左传》中有很多关于鬼神灾异卜筮预言的记载，前人多认为是“左氏好奇”、好鬼神之说，或者从文学角度认为左氏为了追求故事性情节性。文章从春秋时史官的主要职能、春秋时期重神信鬼的时代现实、左氏人事决定天道的历史写作观念三个方面，尝试对其多记载鬼神灾异卜筮预言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左传；鬼神灾异；卜筮预言；原因

《左传》中有80余条灾异的记录，其中近30条带有预言的性质[1]；关于龟卜的记录至少有55例[2]，用《周易》卜筮的有19处[1]，而且这些卜筮在书中大多应验；《左传》所写之梦共29个[1]，大多有预言性质。如此众多的灾异预言和卜筮，使《左传》在历代都遭到了一些学者的非难，有人甚至因此怀疑《左传》历史记事的真实性，怀疑其作为一部史书的可靠性。如晋代范宁在《春秋谷梁集解》序言中评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唐杨士勋疏曰：“‘其失也巫’者，谓多叙鬼神之事，预言祸福之期，申生之托狐突，荀偃不受含，伯有之厉，彭生之妖是也。”[3]不仅范、杨有这样的批评，许多学者也有类似的指摘。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批评《左传》“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反”[4]；唐代韩愈说“左氏浮夸”，唐代春秋学家赵匡则有更为激烈乃至偏颇失实的言辞，他说《左传》“浅于公谷，巫谬实繁”；清代学者韩菼说左氏“好语神怪，易致失实”[1]；就连当代《左传》研究的集大成者杨伯峻先生，在其《春秋左传注》的前言中，一方面认为《左传》载“怪、力、乱、神”是“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和一些人的思想情况”，但另一方面却说“可能也是作者喜欢这一套”[5]，可见古往今来人们对《左传》所载怪异预言之事误解之深。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与《左传》作者在叙事时注意文学性故事性趣味性有关，但那时文学尚处于萌芽期，人们头脑中还没有独立的文学创作观念，故此种说法也难以服人。其实《左传》中之所以有如此多的鬼神灾异等事的记载，主要原因在于历史和社会现实等客观方面，并非是左氏个人兴趣使然。产生左氏这种大量记载鬼神灾异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点：春秋时期史官仍残有“巫史不分”的性质，春秋时代重神信鬼的时代状况，左氏人事决定天道的历史写作观念。下面就以上三方面详细论述之：

一、春秋史官仍残留“巫史不分”的性质及其天道神职职能

史官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见于记载，甲骨文中有“史”、“尹”等字样，说明史官制度最晚在商朝就已经确立。从原始宗教文化来看,上古传说中的史官，可能就是沟通神人，有着初步天文学、医学、历史学等科技文化知识的巫觋、祝史。在巫卜文化为社会主流意识的上古时期,这些史官和其他掌握宗教祭祀的神职人员并无本质区别,与巫、祝、卜、占是一回事。这时的史官，主要充当着祭祀上帝鬼神、甲骨占卜、传达上天意旨、指导商王行动、利用神意统治人民的角色。宗教祭祀和占卜活动中,史官也负有记录先公先王及传说的祖先世系的责任，但这时记事还并非其主要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商代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借鉴历史经验的重要性，这种需要促使古代的史官制度不断完善,一方面,史官队伍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史官的记事职能不断分化加强。尽管这时的史官依然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巫史不分”的情况有一定改变。

周王朝建立后，设立了执掌各种不同事务的史官,当时的史官由“尹”、史”、“作册”三个系统构成。“史”系之官乃是周代史官的主要类型,也是史职的主要掌握者。“史”系之官后来逐渐分化,发展成为各种带有“史”字的史官,形成了以“大史”为首的“大史寮”这种庞大组织的官府体系,建成了以周王室为中心的全国性史官系统。这时候,以宗教事务为主的原始史官，已演变成官僚化的史官。周代史官除了承袭原始史官的宗教祭祀事务外,还参与政治、人事工作,他们的职责主要祭祀、祝告、卜筮、历数、天象、灾祥、丧礼等天事职能；册命、聘问、刑法、盟誓、征伐与籍田等政治事务[9]。史官的宗教色彩逐渐减少，古代“巫史不分”的现象进一步改变。

到了春秋时期，史官的记事、政治职能继续扩大，与宗教的巫官进一步分离，但祭祀、卜筮等属于“天道”的职能仍是史官的主要职能之一。据林晓平在《春秋战国时期史官职责与史学传统》一文统计，这一时期涉及史官祭祀与卜筮活动的事项，约占史官全部职能的25%，再加上史官政治在职能中的多项活动仍涉及卜筮、祭祷、解释灾异等，这一比例还会更高[6]。可见在春秋时期，“天道”职能仍是史官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天道”职能见于《左传》记载的有以下几项：

1.解释灾祥之事。从起源时期，史官就负责天文历法的观测制定及灾异记载等事。春秋时期，出现诸种灾异怪奇之事时，仍多由史官负责解释原委。《左传》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戌朔,出现“日有食之”的异常天象,最终就是由太史提出了解决方法:“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祝用币,史用辞。”[5]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宋襄公就向周太史叔兴询问吉凶[5]。可见由于史官具有广博的天文地理知识，当出现异常的灾异现象时人们多向其询问因由，希望得到合理的解释。

2.进行各种形式的占卜。占卜本就是“巫史不分”时代巫师祝史的主要职能，春秋时的史官也多擅长各种形式的占卜。昭公三十二年吴伐越,史墨就根据木星的运行周期预言:“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5]文公十四年，周内史叔服根据“有星孛入于北斗”，预言“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5]”，用的也是星相占卜。春秋时期史官占卜的主要方式是龟卜。据刘玉建统计,仅《左传》中的龟卜之例,至少55例[2]。除了龟卜外,春秋时期还盛行一种与《周易》相似的筮占方法，如《左传》成公十六年六月,晋楚鄢陵大战时,苗贲皇向晋侯献破敌之计，“晋侯筮之,史曰:“吉”。所占出的卦语:‘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国蹙,不伤,不待何待?”[5]明显见于《周易》的爻辞。春秋时期各种筮占体系中,《周易》最为普遍，多为史官采用。如僖公十五年“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史苏所占出的卦语就出自《周易·归妹·上六》的爻辞。[5]庄公二十二年，周史官为敬仲占卜,所用的也是《周易》。[5]

3.参与各种祭祀活动。史官自古就负有沟通神人、传达上帝旨意的职责,在各种祭祀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春秋时期，祭祀仍是国家的一件大事，诚如成公十三年所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5]，而史官在这时候仍负有掌祭的重任，《左传》中屡有记载。如桓公六年“祝史矫举以祭祀”[5]；庄公三十二年，“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嚚享焉。”[5]襄公二十七年“其祝史陈信于鬼神”[5]；昭公十八年“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禳火于玄冥、回禄”[5]；昭公二十年“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竭情无私,其祝史祭祀,陈言不愧。”[5]闵公二年卫国史官说:“我，太史也,实掌其祭。”[5]

可见，在春秋时期，包含解释灾异、占卜祭祀等“天道”职能，仍是史官职能的一个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的部分。作为史官记载的史书《左传》，把这些东西记录在内，不但是不足为怪的，而且恰恰是其忠于其职能的表现，我们不能根据后世史官完全与巫职能分离的情形，来评判那时史官依据其职责记录史实的对错。而且我们细读史书可以发现，就算后代史官中对这些占卜、祭祀、灾祥的记载已经大为减少，但仍时有出现，也说明这些记载本就是史官传统职能之一，我们是不宜深责尚处于巫史仍未完全分离的春秋时代的左氏的。

二、春秋时期重神信鬼的时代状况

清代学者汪中认为《左传》“其失也巫”包含五个方面：“曰天道，曰鬼神，曰灾祥，曰卜筮，曰梦。”汪中的分类，基本概括了《左传》所记的饱受非议的鬼神灾异卜筮预言等内容。但是“《左传》对这五事的记载只是对春秋时期历史的真实客观的记载，是对当时社会思想和历史事实的忠实反映”。[1]

春秋时代人们仍然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和人物的命运。《左传》中“天”是一种超神灵的客观存在，对违礼背德的人实施着惩罚。庄公十一年，宋国遭水灾，宋闵公认为这是由于“孤实不敬，天降之灾”。[5]僖公十五年秦穆公向晋大夫发誓说“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难任，背天不祥，必归晋侯”。[5]僖公二十二年宋大司马谏宋公说“天之弃商久矣”[5]。僖公二十三年楚庄王说重耳“天将兴之，谁能废之？”[5]文公十五年季文子说“不畏于天，将何能保？”[5]诸如此类有关天命的记载，可以说在《左传》是数不胜数。而且持有这种思想的人多是一些贤明的君主和卿大夫，他们的思想也是春秋时代的主导思想，代表了当时人们最高的思想认识水平。既然这些是当时人的真实思想和言说，作为对那个时代进行客观反映的《左传》也就应该，而且必须认真地记录下来。但天命观念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的，当时已经有一些人开始对命表示怀疑。如《左传》襄公十八年叔向认为战争的胜败“在其君之德也。”[5]《左传》也把这种怀疑的言论同时记载下来了，可见其是真实地记录历史状况，并没有偏向对“天”信与不信的一己喜好。

春秋时期人们也普遍相信鬼神的存在，如隐公十一年“郑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鸡，以诅射颍考叔者”。[5]同年还有郑伯之言“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5]庄公三十二年“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5]僖公三十一年宁武子说：“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5]宣公四年子文临死前泣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5]可见在那时人的心目中，鬼神是真实存在的，人们设誓诅咒中都求鬼神监督惩罚，而且具有这种思想的人还都属于社会上层优秀人士。当然，也有人对鬼神受到祭祀就保护人产生过质疑，如僖公十九年司马子鱼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5]这里主要是从德与礼的角度对用人祭祀表示反对，并不是他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只是认为鬼神重在护佑有德的人，而不只是与祭祀有关。左氏有关鬼神的记载，既是对现实的客观记录，也与他无法超越特定历史阶段的思想范畴有关。

《左传》有80余条灾异的记录，其中近三十条带有预言性质[1]。春秋时人们往往爱把自然界的一些现象与国家政事的好坏相比附，无论是水灾、旱灾，还是火灾、陨石，甚至日食月食，他们都认为是上天对人间的警示，说明国家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国君或大臣品德上有违礼的行为。但是《左传》并不是把各种天灾异常现象都比附于人事，也对一些自然灾害作了客观的记载。如隐公九年“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书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5]庄公七年“夏，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5]当然大多数灾异现象还是被人为地和世间现象联系了起来，如上文所述，宋国发生水灾，国君认为这是由于“孤实不敬，天降之灾”[5]，国君把自然现象与自己的品德联系到一起。也有人对这种灾异揭示人事的现象表示过怀疑，上文就已经提到过，就是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鷁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近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5]这位周史认为陨石只是自然现象，和人世间的吉凶没有关系，但为了不违背君王的意愿，他不得不故意做了一番比附。说明当时一些进步史官已经认识到自然和人事并无必然联系，吉凶主要在于人自己的作为。但由于当时大部分人都相信这一套，他们也不得不为此做出一番解释。也许《左传》作者也并不赞同这种强拉的比附，但作为历史实录，他不得不把当时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记载下来。其实就是在后世，也多有“天人感应”的理论，认为帝王行为的好坏，上天会用自然现象来预示。在重神信鬼的春秋时代，这种比附就更不足为怪了。

《左传》中还有大量卜筮的记载，而且大多后来都应验了，这也是其遭到后人非难质疑的一个主要原因。上文就已经论述过，卜筮本就是春秋时史官的一个重要职能，人们也喜欢对生活中的各种大小事件进行占卜，小到娶妻、生子，大到战争、结盟，都是人们占卜的对象。如庄公二十二年懿氏要把女儿嫁给陈敬仲，他的妻子就进行占卜说：“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5]陈敬仲小时候，他的父亲陈厉公也曾让周史用《周易》对他的未来作出预测，结果都是陈敬仲的后代将在齐国昌盛，乃至代国而立，这在《左传》中都应验了。还有僖公四年所载：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5]。后来果然骊姬作乱，造成晋国多年动荡不安。僖公十五年秦晋战争之前，秦穆公使“卜徒父筮之，吉”，后来秦国果然大胜晋国。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5]果然到五月邾文公就病死了。但《左传》也记录了当时一些反对卜筮的言行。桓公十一年楚国攻打郧国，主帅莫敖想通过卜筮预测战斗结果，将领斗廉坚决反对，他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5]但他并没有对卜筮的准确性表示怀疑，只是认为从军队实力、人心向背各方面来说楚国战胜是必然的，没有必要再进行占卜。可见卜筮是当时人们的普遍信仰，从所记载的各事例来看，决定事情结果的是人的作为，占卜也许是人们事后附会上去的，《左传》作者只是忠实地把这些记录下来。

对梦的记载也是《左传》的一个特点，《左传》所写之梦共有29个，这些梦大都有预言性质[1]。如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大战前，“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惧”[5]。子犯却认为这是吉兆，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后来晋国果然大败了楚军。宣公三年“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己兰”[5]，后来她生下了郑穆公取名就为“兰”，郑穆公的生死和得立为君都与这个梦境有关。成公十六年，“吕锜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5]。后来果然如占梦所言，他射中了楚王一目，自己也被楚国将领射死。《左传》中的梦多数具有预言性质，人们大多对梦深信不疑或心存畏惧。但《左传》中同时也记载了一些人对梦不相信的事例，如僖公二十八年，楚国令尹子玉对梦中河神向他索求祭品不以为然，没有按照河神的要求办，并不害怕河神的惩罚。虽然后来他战败身死，但从作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根本原因是他不重视民事而失去民心，并不是梦境的预言实现了。作者对这件事的始末原委也进行了详细记载，并未一味地向梦境预言上靠附。《左传》不仅记载了当时人们相信梦有预言功能的事例，同时也记录了一些不信梦的人的言行，这同样是对历史的真实反映，代表了作者实事求是的史学思想。

上面我们从“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五个方面分析了《左传》对春秋历史的记录，可以看出，范宁批评《左传》“其失也巫”的观点是对《左传》的误读。作为一个史官，《左传》作者只是对当时的历史作忠实客观的记录，他没有只记相信“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的事例，就算卜筮梦境的预言中有附会的可能，也是当时人们为之，并不是作者在有意比附。而且作者还把相对甚至相反的事实都毫无偏颇地记载下来，并没有因为个人的好恶或兴趣而只关注历史的一个侧面，并不是像杨伯峻先生说的“也是作者喜欢这一套”。

三、左氏具有人事决定天道的历史写作观念

《左传》在讲天命鬼神主宰决定人事的同时，又极力宣扬道德及个人行为决定人自己的命运，并对鬼神的预言结果加以道德阐释，巧妙地把看似上天注定的神秘预言与人的道德行为结合相一致，从而建立了鬼神预言人的命运，人的作为决定天道的的道德体系。“这种把天命神学纳入历史道德领域的努力，是《左传》作者为解释春秋时期的历史变迁而所具有的创作理论；对《左传》鬼神预言之类的记载，应看到其驱人向善的积极意义及作者试图以建构道德体系的方式探究历史发展规律方面的有益尝试”。[7]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也看到了这一点：“《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以《左传》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有时则是占卜、梦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8]《左传》中的战争一般也打着替天行道代鬼神惩罚无礼失德行为的名义，如隐公十一年郑伯攻打许国取得胜利后就说：“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5]从天命道义方面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后文还得到了《左传》作者“君子曰”的称赞。桓公六年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5]，认为鬼神降祸福要依凭民情而行，随侯听从他的劝谏，修证为民，楚国数年之间不敢征伐。庄公十四年“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郑伯问预兆何种吉凶，申繻回答说“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5]，认为鬼妖作怪降祸是由人自己的作为所致，人事决定天道的好坏。僖公五年宫之奇明确提出“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5]，这就把《左传》的人事影响鬼神祸福，德礼决定天道的思想推到了极致。这种人事决定天道的思想在《左传》中举不胜举。僖公十九年司马子鱼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5]成公五年：“神福仁而祸淫，淫而无罚，福也。祭，其得亡乎？”[5]成公十五年“善人，天地之纪也，而骤绝之，不亡何待？”[5]上文提到过的庄公二十二年懿氏卜妻敬仲及敬仲少时周史为他占卜，都预言了陈氏的后代将代齐而立，后来宴婴出使晋国也私下对叔向明确预言过陈氏将取代齐国。这件事看起来是充满神异色彩的，但我们从《左传》中可以看到陈氏一步步发迹强盛的过程，这主要是他们修德为民赢得人心而齐侯无道荒淫造成的，还是道德决定了这些预言的最终得以实现。

《左传》具有较浓厚的天人感应思想，天命神意的体现方式是天人感应，传达天命的主要方式是灾祥、梦境、异事、卜筮等。《左传》在历史记事中，大到国家命运，小到个人是非，虽然很多都渗透着浓厚的天命控制论思想，但在作者对历史事实的巧妙剪裁下，又与人的道德密切结合在一起。与其说是天命决定论，不如说是人的自我作为决定了他的命运，鬼神的预言祸福功能最终还是决定于道德行为，人在天命鬼神面前非但不是软弱无力束手无策的，反而具有很大的主观能动性，祸福成败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总之，《左传》将天命神意与人的道德紧密结合起来，赋予道德以天命神道色彩，形成了天命道德合一的历史叙事观。一方面，作者以道德作为为天命转移的根本动因，观察国家的兴衰治乱，是作者写作春秋时期历史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作者也告诉人们“天”虽然高高在上有主宰一切的权力，但它所依据的是人德，人的道德行为是天命降祸降福的根据，归根结底掌握自己命运的是人不是神，因此这种“天命观”具有驱人向善的功能。当然，这种历史写作方式也是对当时诸侯大臣普遍违礼败德的一个警示。只从礼的方面难以对他们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因此作者就设置了一个居于主宰地位的天命，对人间的祸福成败起着决定作用，同时又把主动权交在人的手中，可以说是借助鬼神用恐吓的手段驱使国君卿大夫尊礼向善。这也与史官原本出于“巫”，掌握神人交通，作为神在人间的代言人的原始职能有一定的关系，只不过左氏又让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要作用。

[1]陈彦辉.《左传》“其失也巫”辨析[J].学术交流，2004，（11）：170-172.

[2]王旭送.春秋时期史官的修养[J].红河学院学报，2006，（1）：28-37.

[3]杨士勋.春秋谷梁传注疏，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原文图像及全文检索版[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1).

[4]王充.论衡，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原文图像及全文检索版[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1).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54,1384,369,1516,604,885,363,1122,861,111,252,1133,1396,1415,266,18 7,359,396,409,614,1043,76,74,252,487,680,382,64,171,187,369,221,293,353,597,131,459,673,886,74,111,197,309,382,8 21.

[6]林晓平.春秋战国时期史官职责与史官传统[J].史学理论，2003，（1）：61.

[7]刘丽文.论《左传》“天德合一”的天命观——《左传》预言的本质[J].求是学刊，2000，（5）：99,102.

[8]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43.

[9]李建.简论三代的史官、学校与历史教育[J].齐鲁学刊，2009，（4）：35-36.

[10]许兆昌.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王 林）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Supernatural,Divination and Calamity in Large Amount in Zuozhuan

YANG Hua-dong
(College of Literal Arts,Southwester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Chengdu 610041,China)

The description about the supernatural,divination and calamity takes a large amount in Zuozhuan;previous studies said that it is because Zuo Qiuming(the author of Zuozhuan)was curious about the supernatural or he made use of these tales about the supernatural,divination and calamity to make the book more esoteric from the respective of literary techniques.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provide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large description about the supernatural,divination and calamity in Zuozhuan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f major duties of historiographer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Human beings’effect upon their fates through their struggle as well as Zuo Qiuming’s writing principle in history:unity of heaven and morality.

Zuozhuan;supernatural;divination;calamity;reason

I206.2

A

1009-3583（2010）-06-0049－05

2010-08-03

杨华东，男，安徽临泉人，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