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东莉

（1.遵义师范学院 马列部，贵州 遵义 563002；2.中南民族大学民社院，湖北武汉 430074）

论遵义会议与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

谢东莉1，2

（1.遵义师范学院 马列部，贵州 遵义 563002；2.中南民族大学民社院，湖北武汉 430074）

科学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对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不仅解决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而且在政治路线上，实际上也部分地解决了民族理论与政策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以遵义会议为契机，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表现出明显的提高和进步。遵义会议后，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社会实际日趋结合，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这对于处理当前民族问题也提供了理论与政策的借鉴。

遵义会议，民族理论，民族政策

近年来，学者对遵义会议的研究多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如关于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与会者的身份，遵义会议与长征中其他会议的关系等。[1]P76-77从民族问题或民族政策的角度来研究遵义会议的专著或文章较少。一些研究是从统一战线的角度来谈的，如高凤林博士认为，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确立的过程中，长征毫无疑问是转折点:遵义会议为统一战线策略的确立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正是在遵义会议之后才逐步开始的。[2]P96有的是研究长征中具体的民族政策，如廖胜平《党的民族政策在长征中的初步实践》，[3]P92-104谢东莉《红军长征时期在贵州的民族政策研究》[4]P19-22等。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联系遵义会议前后的时代背景，勾勒出遵义会议前后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变化的轨迹，并探寻变化的原因，以期深化对长征时期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的认识。

一、遵义会议前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

1.遵义会议前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提出及实施的大背景

1.1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国内学者围绕民族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就民族问题和民族理论方面出现了大量的成果。正如高翠莲指出：中华民族经历了数千年的自在发展,到近代以后,才逐渐开始出现自觉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自觉意识发展的重要阶段。自九一八事变后,侵略中国的日本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构成极大威胁,中华民族成员在与“民族之敌”的殊死较量中,对民族共同体共同的命运有了深切的体验、对共同体的民族文化有了明确的认同。而知识阶层则开始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范畴、共同体的一体性与本质、共同体结构的体认与自觉,促进中华民族自觉意识发展到更高的层次。[5]P87这时期的国内学者围绕中华民族的概念、范畴、结构等著书立说，展开讨论。如吕思勉在1934年所著的《中国民族史》，强调中华民族是中国国内所有民族的统称。1935年，学者赖希如在《中国民族论》一文中，明确把中华民族一词赋予两种意义，即狭义上，只包括汉族；广义上包括中国境内的全体民族，等等，这样的学者及理论著述还有很多。中共当时对这些理论的反应如何，由于史料的不足，有待进一步的认识。但可以肯定，中共当时处于与国民党军队激烈的军事斗争的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对这些争论是不甚了解的。但它至少反映出了当时中国人在民族危机加深关头的一种普遍心态,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探索民族理论与政策的道路上无疑是一种借鉴。

1.2 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在上个世纪初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全面接受了马克思和苏联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创立的，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主要经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几个阶段。马、恩强调，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只有依靠无产阶级，强调把民族问题和无产阶级革命问题联系起来，建立起巩固的联盟。列宁和斯大林进一步完善，列宁主张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联系起来，把民族殖民地和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联系起来，阐明了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的思想，论证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意义及其与无产阶级建立联盟的重要性，并制定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对民族形成及特点、民族运动的性质、历史分期及发展方向，特别是民族概念的定义作了精辟的论述，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从她建立之初，就接受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方面的理论和政策，以此来指导党的工作。从总体上来说，其积极意义是明显的，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认识民族问题，制定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当然由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缺乏独立自主的环境，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不尽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一些早期党的领导人受共产国际及背后苏联的影响，容易产生一些教条主义的认识，因而容易对中国革命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2.遵义会议前党的民族政策及其局限性。

从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到1934年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共根据马列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形成了一系列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主张，包括:民族问题是中国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少数民族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的一部分；中国境内各民族，不论汉、满、蒙、回、藏、苗、瑶、黎或高丽（朝鲜），也不分民族大小、先进与落后，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国内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党和苏维埃必须注意落后民族地区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的提高，以帮助他们逐步赶上先进的民族等。这些主张从总体而言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成为中共这一时期探索民族问题的重要理论成果，为以后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完善提供了借鉴。

但应该看到，这一时期，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仍然有其局限性。一方面在解决中日民族矛盾问题时，由于当时党的个别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以及党的工作中心和党所处的地理环境等因素，使党对当时我国的民族问题的认识还不深刻，缺乏理性和感性的深刻认识，特别是在面临日益加剧的中日民族矛盾的时候，一些政策和纲领往往带有左的性质，与中国的实际脱节，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例如，在解决中日民族矛盾问题时，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着党中央，唯心论、形而上学思想盛行，未能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的新形势，制定出新的方针政策。当时统治中央的王明、博古等人无视“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的新形势，无视中间阶级的抗日民族要求，错误地认为中间派别和各帝国主义、各反革命派别是要一致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武断中间派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爱国将领马占山、李杜等率部抗击日寇的行动，当时的中央则错误地指责他们“阻碍着满洲真正群众游击运动的发展，……是帝国主义最狡猾的奸细”。不但不肯定他们最起码的民族立场，而且把他们当成抗日运动的障碍加以反对，使党对东北义勇军的工作范围和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更不利于党团结东北各族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事业，从而使党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他们甚至还认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因此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提出了“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6]P515结果使党没有能够很好的利用九一八后的新局势，使党在民族危机中成为中流砥柱。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对蒋光鼐、蔡廷锴率领19路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行动及国民党内爱国人士的抗日热情，王明等却认为是“弄各色各样的把戏来愚弄劳动群众，消灭他们的革命行动，以便更进一步的出卖中国”[7]P97。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各界抗日情绪高涨的情形下，这样的提法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另一方面，特别是在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时，中共当时曾强调国内各民族独立自决和建立“联邦”的口号。如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关于民族问题指出：“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8]P35地方基层政权层面也受此影响，如1934年7月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苗族问题决议》包含这样的条款：“帮助苗族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承认他们有同中国脱离，建立自己的苏维埃国家的权利，他们有完全的自决权加入或脱离苏维埃联邦。”[8]P98尽管党当时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提倡各民族平等，团结各民族拥护党的苏维埃事业，但它太多地受到近代以来西方的民族自决理论及苏联的影响，它与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传统及各民族杂居共处的历史与现实是不相符合的，也容易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所利用，更不利于凝聚全国各民族的力量共同抗日，实际上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并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和根本利益。当然,这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党成立初期经验少，左倾主义盛行，一些领导人片面理解马列主义的原理，照搬当时苏联建立联邦共和国的模式有关，也与中共长征前，工作重心在汉族地区，军事斗争严酷，对民族问题缺乏实践经验有关。

二、遵义会议对党的民族政策的分析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的军事和组织方面的错误，虽然在表面仍然肯定之前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但在实际和实质上，由于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以后党的工作中，一些不切时宜的民族理论和政策逐步开始改变，党的民族理论也日益完善，符合中国国情。

遵义会议前后，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军事思想和路线逐渐取得支配地位，随着党深入民族地区，中共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更加务实。在进入遵义前，党针对当地民族地区的实际，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强调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如1934年11月29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中号召全党全军“在一切的工作中，必须不疲倦地作好民族工作”。1935年1月，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名义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中进一步强调：“对于苗、瑶等少数民族，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与汉族工农同等待遇，反对……地主财富佬的压迫。”[8]P191935年1月15日至17召开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由于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重点是解决王明左倾主义者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明确地否定党的政治路线。但在实际上，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对之前的民族工作已经作了批评和否定，对今后党在民族地区的工作作了部署安排，如其中强调：“应该指出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严重的弱点，党对于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依然没有显著的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士兵工作依然薄弱。”[9]P10这对于之后我们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起到了政策上的支持。该决议还指出：“目前的环境在党与红军面前提出了严重任务。……中央红军现在是在云贵川地区，这里没有现成的苏区而要我们重新去创造，……严肃自己的纪律，红军对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联系，必须更加密切与打成一片。极大的加强对地方居民的工作，红军应该是苏维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10]P20这就为党的工作重心从汉族地区转向少数民族地区，创造了条件与可能。

三、遵义会议后党的民族政策及认识

事实证明，遵义会议之后，党的民族工作更加务实和富有成效。据不完全统计，在长征途中，仅红一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在云贵川3省就有近20000名各族青年加入到红军队伍。在黔西北苗、彝、土家、布依、回、白、汉等各族子弟参加红军的达五六千人。[11]P237-238王首道在回忆文章中谈道：“我们由瓢儿井到八坝一带，沿途有许多苗人，因为他们知道红军好，分了盐给他们，所以他们对我们不但不害怕，而且都出来看我们。仅在沿途喊话中，便有九十多个苗人，随我们到宿营地来。我们政治部请他们会餐，并向他们宣布红军对少数民族的主张。他们热情地赞成我们的主张。痛骂国民党军阀的苛捐杂税，马上组织了苗民自救会，成立了苗民自卫军。”[12]P174特别是在遵义会议后，中共注重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与王明主持中央时期推行左倾路线时的情况是大不一样的。如在1935年4月，中央红军到贵州镇宁后，就成功地争取当地布依族头人，拥有一百多条枪支的地方势力派陆瑞光。在陆的帮助下，中央红军大部队很快通过布依族地区，以红军干部方武生为首的十二名红军伤员得到陆家的精心护理，后来陆瑞光也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光荣牺牲。为了进一步在民族宗教中开展工作，在1935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特别强调：“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我们不能到处把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上层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在这种情形下，可以采取人民共和国及人民革命政权的形式。”[8]P31

重要的是，由于遵义会议的召开，使我党逐渐摆脱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倾向，开创了一条独立自主地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和策略。在民族理论和政策方面就是根据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实际及各民族杂居互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逐步探索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当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步步深入，中日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中华民族遭遇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同时由于国民政府的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压迫政策，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落后，与汉族的矛盾隔阂很深。而蒋介石国民政府采取大汉族主义的政策，不承认西南及西北一些少数民族的存在，把民族问题简单地说成是“边政问题”，推行强制同化政策，禁止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制造民族间的壁垒，造成了各民族间的矛盾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端落后，这是红军长征时面临的严峻形势，也是必须给予解决的问题。但在遵义会议以前一个时期里，党的主要领导人往往混淆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能很好的把二者区分开来。当时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仍认为日本侵略我东三省是进攻苏联的序幕，提出要武装保卫苏联，要首先推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直接地毫无阻碍地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关门主义，与九一八事变之后民众的抗日民主情绪是不合拍的。

遵义会议后的一段时期，尽管由于对蒋军事斗争形势的严峻，中共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并没有立刻完善成熟，但情况是发生了改观，特别是在处理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民族矛盾等方面，共产党逐渐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和政策举措。在处理中日民族矛盾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较为明确的主张。如1935年6月15日，当红一方面军进入懋功县城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就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对中日民族矛盾的认识进一步深刻。同年12月17日，长征结束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在其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针对蒋介石集团为置红军于死地而发动的大规模‘剿’共战争，他又提出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13]P497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关系，把民族战争摆在了第一位。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该报告首先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蕴藏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的巨大潜力与积极性的角度，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接着，报告分析了国民党阵营的分化，即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时刻的动摇和转变，阐明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这就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实现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说明经过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条很好解决中日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斗争关系问题的路子。这样就使党的方针政策符合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大形势，使中国共产党逐渐在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业中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同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广泛的抗日战线，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团结全国所有的民族参加抗日战争，这也是抗日战争得以彻底胜利的重要条件。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中非常重视团结少数民族参加抗日斗争，这对以后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在处理国内各民族关系方面，经过长征在民族地区的实际磨练，经过遵义会议正确路线的确立和毛泽东领导核心的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逐渐在实践和政策宣传中把解决中日民族矛盾问题和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不再片面强调民族政策的阶级性和革命性，而是根据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进行民族政策调整。如1935年9月23日，红军抵达甘南岷县的回民聚居区哈达铺，红军政治部就下达了《回民区域政治工作要点》，包括进入回民区应先派代表与阿訇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保护回民信仰自由，不擅入清真寺，不损坏回民经典，不借用回民器皿，不得在回民区吃猪肉等。这在长征之前是没有过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及时总结了建党初期特别是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民族问题相结合，提出新时期比较科学的民族政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第一、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事务，调节各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员中应有他们的位置。第三、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14]此处阐述的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内容已经抛弃了民族自决、民族独立和建立“联邦”的提法，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与思想已经蕴含其中，所有这些转变没有独立自主的理论勇气是不可能提出的。

四、结语

当然也应该看出，遵义会议之后，党的民族政策的完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特别是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有些提法基于当时相对封闭严酷的斗争环境和理论认识水平有限一时还不能转变。如关于民族自决方面，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途中，党中央在《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等文件继续重申。在藏、彝、回等民族地区贴出的标语和布告说：“回、蕃民族实行民族自决，建立回、蕃民族自己的政府。回、蕃民族管理自己的事”，“建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成立回民自治政府”，“苗、瑶有民族自决权”[8]P35-36等等。但从遵义会议到转战落脚陕北的过程中，总的趋势是对民族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中国共产党逐渐在实践和政策宣传中把解决中日民族矛盾问题和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路径。其中原因，笔者认为除了客观上中共及其领袖在民族地区的实际体验，及“民族之敌”日本的步步进逼之外[15]，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遵义会议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方针的确立，毛泽东等一批“中国同志”、实干家领导地位的确立，中共民族理论与政策越来越体现出与中国革命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当然关于遵义会议前后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变化的细节由于篇幅及笔者水平有限，还有待学者继续阐幽抉微。本文希望以此提供一个视角，在更宽阔的背景和更深的理论层次上，深化对长征时期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不当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1]王继凯.新世纪以来红军长征研究述评[J].中共党史研究，2006，（05）.

[2]高凤林.长征历史地位和作用新探[D].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3]廖胜平.党的民族政策在长征中的初步实践[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6，（07）.

[4]谢东莉.红军长征时期在贵州的民族政策研究[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1）.

[5]高翠莲.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中华民族观[J].烟台大学学报,2008，(03).

[6]唐志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稿[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

[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1932）[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8]周锡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9]吴德坤.遵义会议资料汇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10]遵义会议纪念馆.张闻天与遵义会议[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11]苗族简史编写组.苗族简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

[12]《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C].贵阳:贵州省博物馆,1983.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1953-9-9.

[15]（美）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M].马俊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魏登云)

On Zunyi Conference and Party’s Ethnic Theory And Policy

XIE Dong-li
(1.Marxism-Leninism Department,Zunyi Normal College,Zunyi 563002;2.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430074,China)

Scientific ethnic theory and policy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smooth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volution;and Zunyi conference is the vital pointing tur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which not only solves the left-dogmatism of“Wang ming”in terms of military and organization,but partly resolves some critical issues of ethnic theory and policy from the angle of politics.And thanks to the Zunyi conference,some evide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as to the party’s ethnic theory and policy.After this conference,party’s ethnic theory and policy comes to agree with the situation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ocial milieu,thus spurring Chinese revolution on to victory,which,in turn,provides some implications for dealing with contemporary ethnic issues in terms of theory and policy.

Zunyi conference;ethnic theory;ethnic theory policy

K264.4

A

1009-3583（2010）-06-0010－05

2010-10-20

谢东莉，女，河南漯河人，遵义师范学院马列部讲师，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2010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