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以深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贵阳550002）

李渭心学思想探析

敖以深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贵阳550002）

李渭是明代中后期的理学名臣，是贵州阳明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李渭心学，以“仁”为宗，以“必为圣人”为的，以“毋意”为功，以“行”为先，力倡先行，在贵州阳明后学中影响很大。

李渭；思想内容；分析思考

李渭是明代贵州培养的杰出文化名人,他以其独特的心学思想闻名于贵州，影响至全国。幼时十分严格的庭训教育，使他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科举入仕后的李渭，虚怀若谷，时刻不忘向别人请求学问，学习他人的长处，无论在何地为官，他都严格要求自己并与他人友好相处，交流学问，从而不断地丰富完善自己的心学理论，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实践活动，以行为先，讲学不断，积极思考，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实践中，继承并创新了阳明心学。为追求“必为圣人”的理想人格，李渭着力躬行，积极传播阳明心学，发展阳明心学，为阳明心学在贵州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黔东北地域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分析研究李渭的心学思想，对于深入了解贵州阳明后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以“仁”为宗的本体观

李渭的心学思想，以中国传统儒学的“仁”为本体。他认为，孔子之学即为仁学，求道即是求仁，求仁即是求德。在他的思想中，有关“仁”的阐述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其对“仁”的认识没有也不可能突破儒家传统道德践履的范围，但是，他主张在日用中体现“仁”的观点以及躬行践履的处世态度，在贵州的阳明后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修思南府学碑记》中明确指出：“孔子学，学仁也，尧、舜、禹、周，莫不以此生人，孔子绍述之授于三千朋徒，非惟三千朋徒，娴其谊指即显者，邦君、卿大夫，隐者接舆荷蒉，以至难与言。”[1](P380)在李渭看来，“仁”是孔子之学的本质内容，作为孔子学说核心内容的“仁”，不仅仅是孔子许多主张的起点，而且也是尧、舜、禹、周公等古代圣人所具有的品格，同时还是孔子教育学生的最主要内容，是孔子要求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必须具备的行为准则。隆庆壬申年（1572），李渭自粤入都，途经家乡时，与思南府的地方官员育庵田公洎、司理松滋伍公、晋诸誉彦真武观中论孔子之学，在讨论中，李渭非常赞同育庵田公洎所提出的“孔学，学仁也”观点，认为孔子学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仁”，人们学习孔子之学，关键是要学习如何做到“仁”。为了让人们对孔子的“仁”学有进一步的理解，李渭还将“仁”学和孔子学的关系比喻成为一棵树和其根的关系。李渭指出：“孔子之仁，即树根柢也，养士于胶序也。厚其饩禀，纵其游息，土沃而泽甘，欲其拨地千丈，不称良于崇朝者也。以孔子遗书比偶为文词，是枝叶耳！国家课士以枝叶，因以观干中藏，非教人逐逐外鹜也。至于挟无当空言猎荣邀利，斧斤伐之，牛羊牧之，且又濯濯稿矣！”[1](P380)在这里，李渭将孔子的“仁”视为大树的根，因此，人们学习孔子学说，必须真正理解其“仁”的深刻内涵，并用以指导日常行为。

既然“仁”是孔孟之学的核心内容，那么到底什么是“仁”呢？在具体的学习和日常行为中，人们又怎样去求“仁”呢？李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认为，“仁”就是“德”，即“仁德”，一个人求“仁”的过程，也就是不断进行道德实践的过程。他指出：“孔子四方千古之心，与盖载大德并之无二已。今委蛇胶序，间读孔子遗书，展帙逐墨，并心而赴时，父师见其诵读勤劬，不少悖谬，师可之，父兄以至朋戚皆称可，不以为非，彼亦怡然自许也，其可而许也。”李渭认为，“仁”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日阳和清穆，云行鸟飞，天地生生，大德洪鬯，两间在坐者，长幼循序，答问取次，诵书歌诗，肃肃雍雍，“此即仁”，同样，对具有“仁”的人进行一定的奖励，或者是对人们进行“仁”的教化，实施“仁政”，也视为“仁”的表现，即“调奖孝弟力田者，导不谊以教化，措法比不用，此即仁。”要达到“仁”的境界，需要不断克服自我的欲念，使之合乎社会的法度礼仪。他非常赞同儒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行为准则，主张将孔子“仁”的学说牢记于心。既要读孔孟之书，而且也要行孔孟之行，只要具备了孔孟的言和行的人，才能够是具有真仁的人，他说：“读孔子遗书，展帙逐墨，并心而赴时，父师见其诵读勤劬，不少悖谬，师可之，父兄以至朋戚皆称可，不以为非，彼亦怡然自许也。其可而许也，果孔子所谓仁者乎？长献于有司，信牒宿楮不可穷辞，有司见其不可穷以辞，而其辞不忤于众，故有司可之，党里四方人士皆称可，不以为非，彼亦泰然自满也。其可而满也，果孔子所谓仁者乎？果为仁，即日展帙，日逐墨，日日学孔也。”否则，“道越而欲面冥山。”[1](P380)人们求学，应以道德品行为根，在于讲德，而不在于浮言华语和文章的背诵、文辞的装饰，更不在于以此作为功名利禄的手段和阶梯。他指出：“学贵修行，若不知德，以与不修等，如入暗室，有目不见；以手扶壁，有足不前。子可以观矣。”[2](P130)他主张将道与仁进行有机地结合，只有让道与仁“同归”在一起，处于“蔼然一体”的状态，人们才能够把道德个体凸显出来，才能够将“仁德”放在关键的位置。《黔诗纪略》记载，李渭曾在《同野自纪》中写道：“道不明，则仁体裂，天地闭。惟是念念在民，使同归蔼然一体中，吾之愿也。”[2](P128)说明“道”与“仁”在李渭思想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以行为先”的知行观

以“行”为先，强调“先行”，既是李渭心学思想的突出特点，也是李渭对阳明心学的进一步发展。李渭以行为先的思想，在阳明后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知行观上，李渭主张“笃实践行”，认为“行在知先”，强调“先行”。《先行录》是他这方面理论的代表著作，由于该书内容已经失传，仅仅根据现存的邹元标的《先行录序》来分析《先行录》的内容和基本理论倾向。在《先行录序》中，邹元标首先回顾了曾经与李渭论学时的情景，他指出：“予昔与友谈学，友箴予曰：‘学岂在譊譊为哉？躬行足矣！’”说明李渭治学，反对做表面文章，反对譊譊式的空谈，主张躬行为先，这给邹元标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对于李渭的学术观点，最初邹元标是有异议的，他“未以子（李渭）躬行为是”，认为“学之不讲，徒日躬行”，并以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不知而行就不可能达到理想目的。邹元标举例说：“子知适燕者乎？先詗道里寥廓、山川纡回，然后可以适燕；不然，其不至于摘植塞途者几希！”[2](P130)意思是说，如果有人要到燕地去，那么此人必须要先了解去燕地的道路以及山川地形的险要等情况，然后才能够有效到达燕地，否则，此人到达燕地的目的就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不可能到达目的地。针对邹元标对“以行为先”观点的疑惑，李渭提出“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即先把自己的话实践后再去推广，一个人说想要到燕地去，当他在了解去燕地的道路远近和方向时，其实他已经在开始实践其言了。李渭还引经据典，认为“先行其言”是孔子在教育学生子贡时所说的话，“此夫子告子贡问君子意也。”事隔数日后，李渭又对邹元标说，对于躬行为先，他“一以贯之，此希圣极攻也。”受李渭“以行为先”思想的影响，邹元标逐渐改变了最初的看法，开始接受李渭重行的观点。当李渭以《先行录》请邹元标作序时，邹元标写道：“伟哉，先生之心乎！古之学者，学之为君臣焉，学之为父子焉，学之为昆弟、夫妇、朋友焉。言理便是实理，言事便是实事。近之学者，谈杳渺之论，高入青冥，忽庸行之常，真若跛蹩，其为不学子姗笑而讥议者甚矣！呜呼！共是天下，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吾之人心，即古人之心。彼姗笑而讥议者，亦吾躬行之未至。与先生论学而以躬行名录，诚末世之瞑眩也。”并明确表示，“子知先生之学，则予昔日之未以子躬行为是，今以先生躬行为正，盖各有攸当未可以膜说为也。”[2](P130)说明李渭《先行录》的核心内容是“行在知先”，而且得到了邹元标等人的认可。李渭不仅如此说，而且也如此做，在实践中，他身体力行、笃实践履。他在云南做官时，云南学者将他与王门大儒罗汝芳作比较，认为“近溪好谈性命，同野则一意实践，其俎豆同野犹愈于近溪。”[2](P129)说明李渭以“行”为先、笃实践履的作风，在人们心中有一定的影响，也为许多人所认同。

三、以“必为圣人”为理想追求的人格观

“必为圣人”是李渭的人生目标和理想追求，也是李渭继承王阳明为圣思想的重要体现。李渭以“必为圣人”为最高宗旨和理想目标，他无论是学习或者是在外做官，都牢固树立“必为圣人”的理想信念，一生不懈不怠地努力拼搏，就是为了“做圣人”。为了达到成为“圣人”的理想人格，李谓勤奋学习，自励不息，时刻牢记着要“做圣人”，并以做圣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圣人的言行规范自己的行为。根据《黔诗纪略》记载，李渭曾经在湖北麻城与耿定力和耿楚侗一起登天台，在探讨为圣人的必备条件时，耿楚侗示以八语：“近道之资，载道之器，求道之志，见道之眼，体道之基，任道之力，宏道之量，达道之才。八者缺一不可。”李渭认真对照这八条标准，认为已经具备了其中的七条，仅有一条未能达到要求，“谓与八者，独愧见道眼未醒耳。”[2](P128)为此，他倍加努力学习实践，锲“必为圣人”四字，随所居悬以自励。他在《圣岭春耕》中讲道：“岩阿黄虞民，独志唯田园。日出复日入，不知城市喧。去草培嘉禾，两者不并存。汲隧甘自拙，抱膝听禽言。”[1](P422)这反映了李渭为了做圣人，独自在田园生活，不知道什么是日出，什么是日落，整日只能听见禽言的艰苦场景。李渭还借桐崖的凤雏鸣志，他在《桐崖鸣凤》中说：“碧桐琴瑟材，离离立高岗。上栖凤雏鸟，有道仪朝阳。不入虞人罗，所谋非稻粱。相扶不易闻，一鸣兴圣王。”[1](P423)李渭立志为圣的精神，在阳明弟子中很有影响，直至清代，在外来黔东北地域为官的人中，仍然有不少官员对李渭立志成圣人的精神大加赞扬，如知县姚夔著有《李同野先生讲堂》谈道：“同野先生志自通，升堂何处溯流风。高天依旧来云影，尺地于今结梵宫。剩有为仁双墨迹，得垂遗训两言中。徘徊落尽西方日，楼外青山兴不穷。”[1](P445)高度评价了李渭立志成为圣贤并通过刻苦努力而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李渭的为仁思想，被后人长期铭记在心。

怎样才能够成为圣人呢？哪些人才具备做圣人的资格和条件呢？李渭认为，圣人为人人可以得到，即使是普通百姓，只要立志为圣，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做到了“志孔孟所志，学孔孟所学，”则人人都能够成为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亦孔孟矣。”[2](P135)根据《黔诗纪略》记载，李渭在广东治军旅时，得知广东潮州曾是唐代哲学家、文学家韩愈的讲学地，韩愈在此讲学期间，“明道术，遵孔孟，奖进学宫弟子。”使孔孟学术之影响“及于皇波”。李渭对韩愈在潮州的讲学事迹十分钦佩，他曾经两次到潮州探访韩愈曾被贬官并讲学传道的地方，探寻先哲旧迹，颇有感慨。李渭曾经还与潮州人洪君交流学问，洪君对李渭说，昌黎（韩愈）《原道》叙述诚正不及格致，后世儒者“每加诟姗”。李渭回答说：“格致要规，散见诚正，修齐治平传中，古本非缺也。昌黎不及格致，盖独见也。昌黎于孔孟深造与否，渭则不知，然亦学孔孟者。”[2](P135)说明在对待韩愈《原道》篇内容上，李渭并没有人云亦云，而是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赞同《原道》篇的学术观点，主张把格致之事与儒家治国平天下之理结合起来，反对宋明时期出现的部分学者对“致知格物”命题进行单独发挥倾向。李渭把韩愈视为孔孟之后的儒学传人，认为韩愈之学与孔孟之学一脉相传，人们学习孔孟之学，当然也包括要学习韩愈之学，他指出：“今之学典故、习比偶文，则人人能矣，语之以孔孟则退然叹昔莫当耶。昌黎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所传者何事耶？夫岂今之典故、比偶所若为耶！”[2](P135)由此可见，在李渭看来，一个人只要树立远大志向，以孔孟为榜样，学习孔孟之学，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抓住学习的重点，在求德上狠下功夫，就一定能够学有所成，一定能够成为具有“仁德”的圣人。

四、以“毋意”为功的名利观

“毋意”说是李渭心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既是李渭为学的重要方法，也是李渭“必为圣人”的至高境界。李渭论述“毋意”思想的著作主要有《毋意》篇。李渭的“毋意”思想，强调的是为学之功，要求人们在做学问时要做到“不安排”和“不虑脉路”，学习过程中“只管学、只管虑”，通过努力学习，从而达到“常清常明、不增不减”的为学境界。他认为，“孔子毋意，孟子不学不虑，程子不著纤毫人力，皆是不安排。知毋意脉络，即日夜千思万虑，亦是无意；知无纤毫人力，即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用力，实无纤毫人力。学是学此不学，虑是虑此不虑，知得不学不虑脉路，任人只管学，只管虑，都是不学不虑。浮云人间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风江中作浪，流水不增不减，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减者，可与言学矣。”[2](P129)李渭之学，以“毋意”为功。在李渭看来，“毋意”就是功夫无起灭，就是“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就是在具体学习的过程中，要首先纯洁学习动机，端正学习态度，通过刻苦学习，积极实践，发扬“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精神，最终成为圣人。在李渭心学思想形成的三个层次中，即在从求本心到道德不离日用再到功夫无起灭的三个层面上，“毋意”思想即功夫无起灭属于最高的层面。李渭在广东任职时，其“毋意”思想已经形成并在广东颇有影响，他在云南为官时，“毋意”思想完全成熟，并且以李渭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而在全国学术界占有了一席之地，影响较大。根据《黔诗纪略》记载，李渭任广东副使时，政体宽平，居官清慎，暇则与僚友及诸生讲学，将自己的居住地命名为“毋意轩”。士人翕然宗之。李渭在云南任职期间，时值王门大儒罗近溪也在云南为官，李渭常常与罗近溪探讨学问，从而使其“毋意”思想更趋完善，李渭曾经说道：“予昔日工夫，亦有起灭，自得近溪力，自是欲罢不能。”当时的云南学者多将李渭与罗近溪二人相提并论。

李渭的“毋意”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随着“毋意”思想影响的不断扩大，一些对李渭“毋意”思想不太了解或者是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也撰文提出异议。例如，德清许侍郎孚远在《与李同野书》中写道：“老丈以毋意为宗，使人人皆由毋意之学得，无所谓欲速则不达者耶？《大学》‘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所谓诚其意者，只在毋自欺而求自慊，此下学之功也。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亦诚吾意而已。吾侪之学，焉可以猎等乎！此理才有悟处，便觉鸢飞鱼跃，触处流行，而不须一毫安排强索之力。然到得与自己身心凑泊尚远。孟子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程子曰：‘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识者，默而识之也。识得便须存得，方为己有。时时默识，时时存养，真令血气之私销烁殆尽，而此理盎然而流行，乃是‘反身而诚’与‘鸢飞鱼跃’同意。不然，饶说得活泼泼地，亦无益也。学者认得容易，翻令此中浮泛不得贴实。此即诚与不诚之介，不可不察也。凡吾侪平日觉有胸次洒落时，感应顺适时，正是诚意端倪，须要存养扩充得去，若作毋意见解，则精神便都散漫矣。”[2](P129)许孚远的上述言论，表面上是不赞同李渭的“毋意”之功，认为它有可能是“欲速则不达者”甚至造成“精神便都散漫矣”的局面。事实上，在明代中后期人们物欲横流和文风日下的情况下，李渭提出“毋意”思想，主张“诚意”，呼吁人们淡泊名利，着力躬行，这无疑是针对当时急功近利的社会开出的一剂良药。许孚远的《与李同野书》，从另一角度论证了李渭以“毋意”为功的思想以及其思想的价值所在。李渭治学，脚踏实地，从不浮躁和急功近利的作风，影响着黔东北地域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清代学子刘谦吉在思南任知府期间，对李渭的学识特别是“毋意”的思想很是敬佩。他在《仲夏为仁堂即事》诗中讲道：“巡皋晨爱出东冈，来坐先生旧讲堂。昼永晴空松影乱，帘疏风细稻花香。粼粼白石僧归坞，漠漠苍烟屟绕廊。当日德江江路下，一支流水接龙场。溪转山回矗矗幽，凌歊且憩对新流。却于楼下寻光景，岂以朋来作应酬。荷笠挂瓢他日事，咬钉嚼铁此心求。西南正学原毋意，仰止何须在句头。”[1](P444)作者追怀了李渭当年“楼下寻光景”的学习场面以及在思南家乡讲授阳明心学的情景，“一支流水接龙场”，肯定了李渭之学是对王阳明龙场悟道后而发展的阳明心学的继承和发展，“西南正学原毋意”，将李渭的“毋意”思想视为西南之正学。

诚然，作为封建官员和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思想家，李渭的思想必然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我们今天研究李渭心学思想，主要是弘扬他刻苦好学，以及为做圣人而不懈追求、严格要求自己的高尚人格。李渭一生研治理学，孜孜不倦，其心学思想的形成，早年起于庭训，后广交师友，虚心求学，曾经先后拜谒于蒋信、湛甘泉、耿定力、耿定向、耿定理、罗近溪等著名大师，并与孙应鳌、马廷锡、邹元标等广泛交往，相与论学，最终学有所获，成为一代名师。李渭之学，深为人们敬仰。嗣后，明神宗皇帝赐联曰：“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2](P131)他以笃实践履而在当时名满天下，创办书院、传播心学，为开黔东北地域学风作出了巨大贡献，人们将他永远铭记在心中。

[1]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思南府·县志[M].思南:贵州思南县志，2002.

[2]唐树义.黔诗纪略[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魏登云）

An Analysis of Li Wei’s Philosophy of“Xinxue(mind studies)”

AO Yi-shen
(Guizho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Guizhou Guiyang 550002,China)

Li Wei is an eminent thinker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studies into Yangming’s philosophy in Guizhou.His philosophy of Xinxue is featured by taking“Charity”as the root,taking“Must be a sage”as one’s goals,taking“Wuyi(non-subjectiveness)”as the state of mind,and taking“Practice”as first thing,thus affecting the post-studies of Yangming’s philosophy in Guizhou very much.

Li Wei;philosophy;analysis

K248

A

1009-3583（2010）-06-0015－04

2010-06-12

敖以深，男（土家族），贵州思南人，现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明清文化史、土家族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