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北京 100080）

我在9年前第一次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70周年理论研讨会对中央苏区的几个县考察后，感到无比震撼。苏区的红土地，对于共和国而言，与其说是大自然的造化，还不如说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就。此后逐渐形成“走走党史”理念，以期通过实地考察有了形象党史，然后再作转化和提升，这样写的党史本子更生动活泼，有更大的可读性。我在2003年从领导岗位退下后，有了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便践行“走走党史”了。我打算：一是走走毛主席的革命足迹；二是走走长征路；三是走走全国苏区。通过这些年的努力，这个愿望基本实现了。首先，毛主席从韶山到北京的革命足迹，我走完了。其次，三大主力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的主要路线，也大体走了。最后，土地革命时期的主要苏区，程度不同地作了党史考察。湘鄂赣苏区，我在2006年和2007年走过一些县市。2010年1月和6月两次至九江，走了4个县。这次会后，还准备将没走过的重要地方补一下，作深度考察。

我不是湘鄂赣苏区史的专家，对湘鄂赣苏区的考察很有限。但《论坛》主办方要我讲话，只好班门弄斧了。根据这几年的初步考察，主要谈四个问题：

一、湘鄂赣苏区是全国六大苏区和中央苏区最早母本之一

对湘鄂赣苏区，在未考察前只是个抽象概念。通过考察，才了解到它所属的三省30个左右县市，大体在三个省城（武汉、长沙、南昌）、三条大河（长江、湘江和赣江）、三条铁路（粤汉路、湘赣路、南浔路）所形成的区域内。或者说，粤汉以东、南浔以西、湘赣以北、长江以南，其间大山纵横、森林密布、河流蜿蜒、道路曲折，是开辟革命根据地和进行游击战争的理想地区。湘鄂赣苏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核心首府不固定，大苏区多被分割为数块小根据地。在鼎盛时期的人口近千万 （较为稳定的人口有300万），方圆有六七万平方公里（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根据1931年3月中央巡视员滕代远来到湘鄂赣根据地在江西修水上衫召集的湘北、鄂东、鄂南、赣北特委会议决定，湘鄂赣特区的范围北抵长江南岸南至湘赣边区，近30个县，设有20多个县委级领导机构，党员在4万名以上。

湘鄂赣苏区有这样几个突出特点：

（一）湘鄂赣苏区是党领导的秋收起义的最早地区之一

过去讲秋收起义，第一反映就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2006年和2007年两次到湖北通山、通城和崇阳考察后，才了解到秋收起义最早的峰火是在鄂南点燃的。党的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政府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而在这四省中，以两湖革命形势尤为高涨。这两省的农民运动在全国名列前茅，农民协会组织普遍建立。中共中央将两湖作为全国秋收起义的中心。在湖北，省委在中央八七会议前的7月底，已开始酝酿秋收起义，并着手准备；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武昌中山大学青年学生罗荣桓，被派到通城从事农民运动。八七会议后，省委决定以通城、崇阳、通山鄂南三县作为湖北秋收起义重点。这里的农运基础好，地位优势明显，在政治上可影响武汉，还可声援湖南“秋暴”。这时的临时中央也很重视鄂南“秋暴”，政治局3名常委（瞿秋白、李维汉和苏兆征）有2名常委（瞿秋白和李维汉）参与研究。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两次亲赴鄂南部署起义事宜。8月中下旬，先是崇阳农民自卫军的起义遭到国民党军围剿后转至通城，汇合通城农军，于8月20日智取通城县城。两县农军合并，罗荣桓担任农民自卫军党代表，率领这支队伍开赴江西修水，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崇阳、通城农民暴动的鼓舞下，8月30日通山数千名农民举行起义。这样，鄂南三县秋收起义就点燃了全国秋收起义的峰火。它比中央规定的两湖秋收起义的统一时间（9月10日）提前了半月左右，也比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早了许多天。当然，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是全国秋收起义进入高潮的标志。它无论在规模、声势和影响方面都比鄂南起义大许多。特别是通过那次起义转移“上山”后开辟的井冈山道路，成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摇篮，并在理论上作了初步的概括和总结，这是其他地方都无法相比的。对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的这一特殊功绩，当然不能动摇。但充分认识鄂南三县秋收起义的意义也是需要的。作为开辟湘鄂赣苏区前奏的鄂南三县起义，可以说打响了全国秋收起义的第一枪，奏起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革命交响乐的第一串音符。

（二）湘鄂赣苏区是建立全国县级红色政权最早的地区之一

湖北通山县党史办公室通过多方查找档案文献资料，了解到在通山秋收起义后建立的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是党在八七会议后建立的最早一批全国县级红色政权。大革命时期，南方各省特别是湘、鄂、粤、赣四省工农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在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大屠杀后，许多地方根据党的布置举行了秋收起义，但单独靠农民武装夺取县城、建立县级苏维埃政权的，在秋收起义初期并不多见。湖北通山农民起义军，运用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策略，在迅速占领县城后就成立了工农政府委员会。它排除了国民党左派和非工农代表参加，是苏维埃政权性质。此外，通城县在起义后也成立了“劳农政府”。这两县都是秋收起义后在全国建立最早的一批县级红色政权。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在县城存在一个半月，即转移至九宫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以后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发展为鄂东南、湘鄂赣苏区。

（三）湘鄂赣苏区是全国两支秋收起义军会合且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升起的地区

秋收起义是湘鄂赣苏区创建的一个重要源头。没有秋收起义的基础，不可能在这个地区开辟湘鄂赣苏区。因此，属于这个地区的秋收起义活动，无论是鄂南的秋收起义，还是湘赣边的秋收起义，都应包括在湘鄂赣苏区的底蕴之中。因此，创建湘鄂赣苏区时，这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当年全国最早也是最大的两支秋收起义军——鄂南的秋收起义军和湘赣边的秋收起义军在此会合的地区。修水就是这两支起义军集结的中心。两支起义军驻足半个多月，作起义的各种准备。如此从容，这在我了解到的其他地方是少有的。在得到中央的指示后，9月9日在修水县城公开宣布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高举起精心制作的军旗，佩带着臂章，向湖南方向进军，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合。随后，这支队伍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四）湘鄂赣苏区是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在由大革命转入土地革命时期后，党领导的起义除发动农民举行暴动外，就是率领党直接掌控的国民党军队和策动有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军队举行暴动。影响较大的，前有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有宁都起义。再就是发生在湘鄂赣边地区的平江起义和大冶兵暴。平江起义在1928年7月下旬由彭德怀任团长的国民党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发动起义占领县城后，即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统率2500多人。中共红五军党委和平江县委联席会议决定，力争在最短时间建立湘鄂赣边界革命根据地。9月中旬，在边界地区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情况下，正式组成了由滕代远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为开辟湘鄂赣苏区奠定了组织基础；不仅留守在根据地的红五军部队成为开辟湘鄂赣苏区的基干力量，而且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主力两次返回湘鄂赣苏区都起到了擎天柱作用。1928年6月，中共大冶中心县委已策动国民党地方武装起义，与阳新、大冶两县游击队组成了工农红军第十二军。1929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派员到武汉与在国民党独立第十五旅二团二营任排长的地下党员程子华联系，决定在开往大冶进攻红军时举行兵暴。12月中旬，在何长工率领的红五军第五纵队向国民党军发动进攻的同时，程子华集合军中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里应外合，号召士兵们暴动，当红军去！起义人员顺利地解决了反动军官，兵暴成功。红军攻下了县城。驻阳新县城的一些国民党军士兵也投奔了红军。一个地区有两次这样影响较大的兵暴，这在那时的其他地区是罕见的。

在我看来，正因为湘鄂赣苏区一有特殊的地位优势（它处在武汉、长沙和南昌三大省城之间，又扼长江和粤汉铁路之要冲，战略地位非同一般），二有大革命的群众基础，三有上述秋收起义、平江起义和大冶兵暴的巨大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才在1930年10月制定苏维埃区域工作计划时，设想在当时较大的赣西南、湘鄂赣、赣东北、湘鄂边、鄂东北、闽粤赣等6个苏区中，“确定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429页。）这是中共中央最早计划的“中央苏区”。这里的湘鄂边后来发展为湘鄂西，鄂东北后来发展成鄂豫皖，闽粤赣实际上指的是闽西，赣西南包括赣南的一些县。由于闽粤赣与赣西南靠近，政治局要求“闽粤赣这一苏区，无论如何总要保持它与赣西南可以打成一片的联系，并且要迅速的完成这一打成一片的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431页。）这一任务，由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在1931年9月实现了。这样，苏区的实际发展，湘鄂赣与赣西南未能联接为一个大的区域，而是赣西南与闽粤赣连为一体，成为了后来的“中央苏区”。形势的变化，历史使湘鄂赣苏区与“中央苏区”称谓失之交臂，错过了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

二、在湘鄂赣苏区建立的红五军和红三军团，对四个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发展和保卫都有特殊贡献，并成为中央红军的一大主力

研讨湘鄂赣苏区，不能不对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和红三军团予以浓墨重彩，对它在中共党史和军史上的作用给予应有的充分认识和评价。这支部队从成立之日起，就同彭德怀一样，具有不平凡的风格和气质。

（一）红五军上井冈山，彭与毛朱会师，守卫井冈山根据地失利后，在回师转战过程中为创建湘赣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彭德怀还在平江起义前就响往已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他在答黄公略诗中写道：“秋收起义在农村，失败教训是盲动。惟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页。）平江起义后，他率红五军，转战湘鄂赣5个月，于1928年12月中旬在宁冈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合。红五军虽然没参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但在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下山后，却担起守卫井冈山的重任。在守卫井冈山失利两个月后，彭德怀率红五军到达瑞金与毛泽东重逢，在前委会上坚决要求返回湘赣边，收复井冈山。经过20天的艰苦转战，重新回到宁冈。但井冈山遭到严重破坏，疟疾流行，人口锐减，一派劫后凄惨景象。在抚慰受害群众 （发给每人一块银元）后，红五军继续采取“打圈子”战术，与前来追击的敌军在湘鄂赣边境周旋，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二）红五军转战湘鄂赣，成立红三军团一打长沙，创造了红军攻克唯一省会的奇迹，也提升了湘鄂赣苏区的地位

红五军转战湘鄂赣边，不断扩大红色区域，到达湖北大冶苏区。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7月初，红三军团先是乘守敌空虚攻克岳阳后，又乘长沙守敌支援岳阳而兵力空虚之机，于7月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长沙，突入城内。这是红军第一次攻克一个重要省会城市，并且取得了俘敌4000余人、扩军7000余人的重大战果。过去将这次攻打长沙看作贯彻“立三路线”的典型，不予正面评价。我以为，这是不公允的。一方面，固然要看到它是根据“立三路线”的要求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又不能将它与“立三路线”等同起来。不能认为“立三路线”时期，红军所进行的一切战斗都是错误的。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红三军团先占岳阳，随后拿下长沙，是因为有了极佳战机。如果能垂手可得而不得，那就如毛泽东所说，是蠢猪逻辑。红三军团连克两大重镇，没有重大伤亡，且战果赫赫，震动全国，大壮红军声威，绝对不能加以指责。何况这一仗创造了红军史上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且是10年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攻克省会的唯一战例。此后两个多月，中央政治局提出将湘鄂赣苏区与赣西南苏区联结成中央苏区的计划，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毛泽东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对斯诺讲过：第一次攻打长沙“可以认为是有益处，因为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51页。）彭德怀一直坚持认为：打长沙取得的“胜利在当时是很大的，否认这些胜利是不符合事实的”。（彭德怀的《第三次简历材料》，1970年。参见《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我赞同彭德怀的观点。至于二打长沙，那是另一回事，是执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命令。不能混淆两者，因二打长沙之错来否定一打长沙之功。

（三）彭德怀说服红三军团坚决执行罗坊会议的“诱敌深入”方针，为实行由进攻到退却的战略转变，从根本上纠正攻打大城市的错误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红三军团就随方面军一起行动。国民党军阀间的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调集大军扑向江西苏区。1930年10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达新余罗坊，召开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 （史称罗坊会议），决定当前的任务不是进攻大城市，而是积极防御，以打破敌人“围剿”；面对敌军大举进攻，我军必须收拢集中而不能分散兵力，将主力红军集结到赣江以东，诱敌深入广大苏区，待敌疲惫时，再集中优势兵力，将敌各个歼灭。对于这个决定，红三军团部分领导一度提出一、三军团“夹江而阵”主张，一军团在赣江以东，三军团在赣江以西，夹江分击敌人。这就不能保证“诱敌深入”方针的实施。此时，彭德怀明确表示：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两军团夹江而阵，这对于目前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不利。”“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参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162页。）不愿过江的干部多来自湘鄂赣苏区。但彭德怀的崇高威望和鲜明态度，说服了不愿远离乡土的同志，对实施“诱敌深入”方针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在《自述》中说：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就占优势。他率三军团1万多人全部渡过赣江，按时到达指定区域，为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赢得了时间。

（四）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密切配合，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形成中央苏区的基本版图

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国民党军连续对赣南、闽西的中央红军发动三次“围剿”。投入兵力由10万、20万增至30万。中央红军两个军团共4万人左右。但每次都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除了“诱敌深入”战略指导思想的正确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相互配合，坚决地贯彻总前委的作战意图，积极地协同作战，你追我赶地歼灭敌人。特别是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三军团接连在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并在一日之内打了两场胜仗，俘敌3500多人，创造了红军战史上连续作战歼灭敌人的辉煌战例。整个三次反“围剿”战争，红军歼灭国民党军10个师5个旅，约7.5万人（包括俘敌4.6万余人）。此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21座县城，人口250万，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正式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并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奠定了基础。

（五）红三军团在第四、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为发展和保卫中央苏区浴血奋战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与前三次相比，敌军投入兵力更多、作战规模更大、我军战果更为辉煌。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等部队一起，在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下，先是参加了作为前哨战的建、黎、泰战役和金、资战役，随后又在宜黄南部的黄陂、东陂的主体战役中，两战两捷，大部歼灭蒋介石的中央军3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首次给蒋介石嫡系部队以沉重打击。这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中央苏区走向鼎盛。它下辖4省1市，版图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人口为453万，拥有60个苏区县，包括24个“全红县”。但是，中央苏区的鼎盛仅维持了大半年时间。由于敌我力量对此过于悬殊，加之中共中央“左”的错误路线和军事指挥，没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最后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红三军团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继续发挥砥柱作用。一是组建为东方军在1933年7月入闽作战后，对敌穷追猛打，连战皆捷。一次在歼灭2个团后又急行160里，再歼1个团，不仅受到方面军总部赞扬为“开创了我们中央红军的新纪录”，而且开辟了闽西北纵横百里新苏区。二是1934年4月广昌战役失利后独挡一面地顽强阻敌。先是进行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烈恶战——高虎垴、万年亭和驿前战斗，历经近月，歼敌近7000人，红军自身伤亡也超过4000人；双方伤亡人数之多，可见战斗之惨烈。随后又进行石城阻击战，迟滞国民党军南进攻占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的步伐。这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夕在北线战场所进行的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至10月7日，才根据中革军委命令主动撤离，到于都集结作战略转移准备。

（六）红三军团在险恶的长征途中与红一军团始终担当主力，肩负着突围挺进、断后阻敌，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红三军团离别浴血奋战5年的中央苏区，担当前卫以迅猛果敢的作战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三道封锁线，获得中革军委的通令嘉奖。在湘江战役中，率先突入广西，控制湘江界首渡口。在一军团承担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全州觉山铺阻击战之前，三军团先后打响了灌阳新圩阻击战和兴安光华铺阻击战，付出了巨大牺牲。遵义会议后，经过二渡赤水，三军团参与抢占娄山关、重夺遵义城的战斗，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改变了红军西进北上的被动局面。会理会议后，三军团不再任长征的开路先锋，主要担当阻击尾追之敌。在过草地时，病倒了的周恩来和一直有伤的王稼祥，就是由殿后阻敌和收容伤病员的三军团组织担架队抬出草地的。在毛泽东得知张国焘有危害中央的电报后，也是三军团连夜离开巴西地区保护中央到达甘南俄界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为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改为第三军、后又编为陕甘支队的红三军团番号没再保留，而将陕甘支队改为红一军团。这样，令敌闻风丧胆的红三军团番号虽然完成历史使命，但凝聚着湘鄂赣苏区人民革命精神的战斗作风仍在发扬光大。

三、苏区精神在湘鄂赣苏区

从2005年10月在兴国召开第一届苏区精神研讨会以来，许多学者都在大力宣传苏区精神。2007年1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届全国苏区精神研讨会上，我还专门讲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和苏区精神，强调苏区精神不只是属于中央苏区的，而是全国各个苏区共有的。2009年12月在北京第三届全国苏区精神研讨会上，我呼吁过，全国苏区应唱同一首歌：苏区精神。

为什么要这样大声疾呼地宣传苏区精神呢？

一是因为我走了全国大多数苏区以来，深深感到苏区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不应当被历史忘记。怎样才能不被忘记？最好的表达方式之一就是宣传和弘扬苏区精神。因为它是党在领导创建、发展和保卫苏维埃区域革命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是各个苏区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没有苏区精神（指后面即将讲的所凝聚的那些内涵），就不可能有土地革命战争那段历史。因此，不将这段历史贡献加以提升进行宣传，对不起在那个时期为革命作出牺牲的革命先烈。

二是目前对这样那样的革命精神宣传中，恰恰没有苏区精神。比如讲表现民主革命历程的“精神”系列中，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将苏区精神跳过去了。这反映了对全国各苏区平均存在大体有6年左右历史（以中央苏区的存在时间作代表）的特殊意义缺乏应有认识。那时全国有13个大的苏区，是10年土地革命时期的主体内容，不但进行反“围剿”战争，而且不少地方还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建设，探索从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全国各苏区的建立，是党和红军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基地，是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根本支点。井冈山斗争时期，因为时间较短，对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指明了方向。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丰富实践经验主要是在苏区时期积累的，然后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作的理论概括。从历史的文脉来说，它是井冈山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长征精神的直接源泉，因而是展现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历程“精神”系列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没有这个“环”，这个“链”是难以连结的；所连结起来的那个“链”，对表现党的历史是不完整的。

三是目前还有80年前毛泽东批评过的“拿本本来”的思维定势。这些年来，一直遇到一个难题。我同一些在职领导干部交谈，他们都很赞同我讲的道理，但他们听后都要问一句：中央主要领导人讲过没有？这句问语的潜台词就是：中央主要领导人没讲过，我们讲它是否合适？我真没想到，《反对本本主义》至今80年了，批判“两个凡是”也有30多年了，但这种“拿本本来”的思维定势还牢固地禁锢一些同志的头脑。对“苏区精神”的提法可以有异议，但不能以中央主要领导人是否讲过作为立论的依据。我以为，苏区精神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革命精神力量，土地革命风暴那段历史能够发生，并星火燎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有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尽管党的几代主要领导人没有明确讲过苏区精神，但这与几十年来一直宣传的发扬老区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也是这个思想的进一步升华。苏区精神是对苏区历史可歌可泣革命精神的最佳概括。

这里，我就这几年走过湘鄂赣苏区了解的一些情况，谈谈苏区精神在湘鄂赣苏区的体现。2005年10月在兴国会议上，不少学者都对苏区精神作过概括。我在那次会上将苏区精神的内涵表述为5句话40个字：即星火燎原，信念坚定；反对“本本”，开拓进取；执政为民，争创第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无私奉献，不怕牺牲。这个表述不一定准确，还可继续讨论。今天，我就根据这个概括来讲这个问题。

关于坚定信念。我首先想到了彭老总在平江起义后率红五军转战湘鄂赣经历的艰难3个月的游击战争。那时减员严重，牺牲的很多，脱离队伍和叛变革命的也不少。就在他集合队伍讲话时，一个大队长居然夺过警卫员的枪对准了彭老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位身材魁伟的新党员将这个大队长扳倒击毙了。彭老总继续讲话说：三个月转战，我们损失很大，处境艰难。但起义是为了革命，干革命就不能怕苦、怕流血牺牲。今天谁想走都可以走。“就是剩我彭德怀一个人，爬山越岭也要走到底！”（《李聚奎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第16集，第106页。）所以要讲彭老总，是因为这席话与朱老总讲的话有惊人的相似。那是1927年10月下旬，朱老总率领的南昌起义军4000多人在三河坝为掩护主力部队与敌军血战3昼夜，也损失很大。他率余部转战粤闽赣边，到达安远的天心圩，不少官兵相继离队，有的甚至带着一个排、一个连出走，部队有顷刻瓦解之势。朱老总召集部队说：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两位老总、我们人民军队的两大元帅都是在最艰苦困难的时期，表现了对革命信念的无比坚定。

关于开拓进取。我是2006年5月和今年1月两到修水，这次是三到修水了。修水属于湘鄂赣苏区的核心区域。自湘赣秋收起义后，这里就成为湘鄂赣苏区的发源地之一。1928年10月台庄会议，恢复以滕代远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赣边特委起，标志着修水苏区初步形成。1931年9月，湘鄂赣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由平江长寿迁至上衫举行后，省苏、省委和省军区等20多个省级机关也随之迁入上衫。这样，修水就成为湘鄂赣苏区的中心区域了。至1932年6月，全县有11个区和97个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占修水版图的五分之三以上。这是修水苏区的鼎盛时期。其间，修水的党组织和各级干部努力工作，使苏区各项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县苏的陶瓷厂、铸锅厂、石灰厂、硝盐厂、被服厂和军工厂、造币厂、石印局、采药队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生产的日用产品、流通物品、中草药材和军用枪弹等，为保障苏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和战争需要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执政为民。2007年6月，我到湖北阳新考察。这是湘鄂赣苏区鄂东南片的核心区域。该县的同志告诉我：苏区时期的阳新有60万人口，发展的农会会员达29万，为湖北各县之冠，在全国也位居前列。当时有民谣：“小小阳新，万众一心，要粮有粮，要兵有兵”。阳新的苏区干部也有像兴国干部那样的好作风。老百姓有歌赞誉苏区干部：吃的金丝汤（红薯丝），睡的金丝床（稻草），穿的金丝鞋（草鞋），打的胜利仗；夸奖他们是联系群众、没有官架子的“提包政府”。由于苏区政府的出色工作，全县50多万贫苦农民都分得土地，苏区一片兴旺景象。毛泽东在1934年1月“二苏大会”表扬道：“湘鄂赣边区阳新县的一些地方”，“那里的同志们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这说明，“苏区干部好作风”是相当普遍的。

关于艰苦奋斗。湘鄂赣苏区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坚持革命斗争异常艰苦。1934年夏，国民党军攻占湘鄂赣苏区的首府万载小源后,大苏区被敌人分割成11小块根据地和游击区，不少地方变成了白区。省委多次转移，党组织、地方红军和游击队也都分散在各地区活动。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仍然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不仅帮助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解决物资给养困难，而且还继续将自己的孩子、丈夫送去参军，补充地方红军和游击队。1936年春，隐藏在万载金钟湖上的游击队伤员，经常由当地群众去照顾，不断送药送钣。一次，有个妇女抱着婴儿去送钣，忽然碰到敌人搜山。为防止婴儿啼哭，以保护伤员不被敌人发觉，这位年轻的母亲用奶头紧紧地塞住了婴儿的嘴。结果敌人一无所获，而小婴儿却在母亲的怀抱中窒息而死。群众安慰这位母亲说，孩子还会有的，牺牲我们一个人一家人都没有关系，只要红军和苏维埃在，大家就有希望。湘鄂赣苏区的人民就是以这种精神状态克服艰难困苦，坚持革命斗争的。

关于不怕牺牲。我是2006年5月走毛泽东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路考察了平江的。在湘鄂赣苏区，按照一些老同志说法，平江是革命早、坚持久、贡献大、牺牲多的地区。在有苏区的10年间，湘鄂赣边特委、湘鄂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有相当时间设在该县境内；平江先后动员8万多青年参加红军游击队，把4支地方武装改编为正规红军；为湘鄂赣省委、省苏政府和红军输送了100多名省军级、400余名师团级以上干部。10年里，国民党政府对该县苏区进行过9次大的“清剿”，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1.4万余人，被屠戳的革命群众12万余人。新中国成立后，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有19989人，占湖南全省烈士总数的五分之一。平江同中央苏区的兴国、瑞金，鄂豫皖的红安、金寨等县一样，都是全国有名的将军县、烈士县。如彭总在1957年赞颂阳新人民的题词所写：先烈之血浇成了革命之花。

中国革命的胜利凝聚着全国各苏区的苏区精神。湘鄂赣苏区展现的苏区精神，是湘鄂赣苏区近千万人民伟大革命精神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