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分析考证了红五军成立初期，即从平江起义到上井冈山这一时期，红五军克服种种先天矛盾的过程。首先，仓促提前起义准备不足是党与军之间矛盾的前因；其次，表现在地方党委与军委之间领导权的分歧、党与旧军官间的信任缺失问题、士兵对党的指挥的怀疑等方面。矛盾与问题的产生、暴露与最终解决，是贯穿着整个时期的线索。学界对这一时期的许多关键时间点认识不细，甚至将幽居会议与台庄整编混为一谈，本文对此都加以考证说明。

【关键词】 红五军；平江起义；党军矛盾；万载大桥失败；幽居会议；台庄整编

一、党军矛盾的酝酿与产生

1927年秋，唐生智第三十五军第一师一团团长彭德怀经段德昌介绍，被批准入党，受命加强兵运工作，发展地下党组织。不足半年，全湘暴动，为策应井冈山根据地，平江地区的大規模暴动被提上日程。6月19日彭团到达平江，下旬，《中央对于湘鄂赣总暴动和平江问题的决议》指示，准备暴动。7月17日，滕代远抵达平江，几乎同时，南华安特委被破坏，19日消息传到平江，党委决定立即暴动。这使得军中党组织与滕代表的湖南省委乃至平江地区党组织相对陌生，不易协调配合。由上可知，平江起义与五军建军的初期目的是策应井冈山根据地，是辅助的地位；存在着仓促决定，党组织薄弱，地方党委与军委组织低效，起义准备不足等问题，并直接导致起义后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以及学界一贯的对红五军地位的忽视及对某些关节点性质的大事认识不足。这些问题的初次表现就是7月21日团党委紧急会议提出的十条武装起义政治纲领。[1]这十条纲领立足于满足士兵的短期要求，无长远斗争考量，“发两个月饷”一条尤其能说明问题；并表现左倾，很多词句鼓励对富家大户进行报复与清算，虽能短暂振奋贫苦农兵士气，但不利于革命长久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紧急会议及其政治纲领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迅速起义，剩下的以后再说”，虽是情势所迫，但也为后来遗留下诸多隐患。

这些隐患在平江起义期间已初步浮现。24日红五军成立，下辖一团（团长雷振辉，党代表李灿）、四团（团长陈鹏飞，党代表黄公略）、七团（团长黄纯一，党代表贺国中）。其中雷振辉、陈鹏飞皆为旧军官，团以下干部中旧军官比例亦不小，士兵中党员成分几乎为零。因此，日后服从旧军官直接命令的士兵势必要求党对其错误的指挥负责，对党的指挥产生怀疑。

25日与平江县党委的联席军事会议决定：以东乡长寿街为根据地，分兵发展，尽快建立湘、鄂、赣边根据地，打通地方党委与井冈山之联系。长寿街地处平江、修水、铜鼓三县城之中央地带，周边多山而山谷、河谷间道路通畅；湘东历次暴动多发于县城，长寿所受破坏较小，富户流民多聚于此，比较适合建设根据地。然而，这是地方主义的决策，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长寿之战略价值的确很高，兵家必争，但敌亦知之，岂能不驻军乎。五军果能攻占长寿并建立根据地，其发展也将局限于周边山区，而难以达成南下井冈山、打通与四军之联系的最初目的。湖南省委的指示是：“向萍、醴一带发展，以与四军朱、毛相连结……打通湘东与赣西的连结，可以武装安源工人，扩大红军组织，另一方面，则可能转移敌人视线，向修水发展。”[2]可见省委命令五军南下，以图建立与井冈山相连的根据地。从25日占据平江至29日被围，4天时间内五军并未全部转移，而由七团向北、四团向南、一团守城，盲目分兵、调动缓慢。就行进路线与目的看，五军是在执行地方党委25日做出的决定而非湖南省委的命令，彭德怀等职业军人也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这反映出指挥系统的混乱，与军队服从地方的盲目错误，为后来军委与地方党委的矛盾埋下伏笔。

期间发生的叛逃事件导致党开始怀疑旧军官。25日，黄公略率提前起义的三团三营来平，其九连连长贺仲斌发动叛乱，率队南逃，黄只身入城。事件本身无疑影响起义部队士气产生，更使党开始警惕旧军官。同时，看到起义中被消灭的民团、警察与师直属队同僚的下场后，联想到贺仲斌做出的选择，旧军官开始对党渐生嫌隙。党军矛盾逐渐形成。

二、矛盾的爆发与持续发酵

7月29日，平江突围，损失巨大，分兵的决定导致一团坚守县城，恶战一日；七团于城北三十里梅仙与敌激战，回援时遭侧击，团长黄纯一牺牲；四团前已分兵浏阳，回援亦遭截击，黄昏后，部队才全部撤出。8月1日，一打长寿街失利，撤向江西修水。此役据《红五军军委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向湘委的报告》（以下简称《教训报告》）记载，是由于地方党委的错误指挥导致对敌战力评估不足酿成惨祸。《教训报告》成文时间距平江起义已有一年，但从其记载的字里行间仍能体会报告作者对地方党委错误的批评（“平江的党犯了极大的地方主义错误”等语），这种批评所代表的不满情绪，体现党军矛盾的首次爆发。在经历了平江突围的巨大牺牲后，服膺党命对敌防守之核心地区发动攻击，无疑是愚蠢的自杀行为，士兵们产生质疑，军官们亦看得明白。6日进占修水。据《教训报告》记载：“到修城找获同志数名，组织了党和苏维埃——质量不大高。修城较大商家逃避一空，没收反动商店数家……并组织了少数工会、农会。在七天后，赣军进攻，遂撤至铜鼓。”结合滕代远《平江起义前后》（以下简称《前后》）所述，不止较大商家，甚至沿途群众由于听信政府宣传，逃亡几空，因此所获甚小。结合南京政府针对红军的负面宣传，[3]以及平江起义以来的所见所闻，在士兵和旧军官看来，五军的行动以及地方党委的革命政策确实犹如“赤匪”、流寇、流氓地痞，因此士气低落，不满日增，矛盾日剧。

8月15日撤出修水。旧说13日撤出修水。《前后》原文“八月六日，红军进占修水城”，以“红五军在修水的九天”推知15日撤出。《教训报告》称七天后退往铜鼓，但未说明到达修水日期，因此参考了《前后》推得的13日撤出之旧说不准确。另据《彭德怀自述》《6、上井冈山》记载“一、七两团及直属队撤出平江，转移到东乡龙门集结……在龙门休整近十天……稍事休整，八月中……我军适时向江西之修水城进攻，进占渣津、修水约十天”，推知离开修水日期应在15日或右。20日左右到达黄金洞，休整训练。军委决定按湖南省委指示，以黄公略教导大队继续于平、浏一带斗争；主力向浏、万边境发展，相机南下井冈。“这时，当地党委又要求红军进攻长寿街，说只有敌军两个营。红军接受了这个要求。”[4] 23日，二攻长寿街未克，退回黄金洞。旧说15日二攻长寿街，而长寿、修水直线距离近80公里，参考13日离修水说得出行军两日绝难抵达，故两旧说皆不可信。据《前后》述，五军“于八月二十三日再次进攻长寿街”。此时，湘赣两省敌军再启“围剿”，但五军并未及时放弃黄金洞。9月1日，敌进攻开始，激战不敌，五军退出黄金洞。此时，黄公略之四团约两百人，在转战平、浏边境一个多月后返回，与主力汇合。四团番号被撤销，改编为教导大队，黄任大队长兼党代表，陈鹏飞调任军部高级参议。地方党委的道路至此被质疑各方声音淹没，因此军部决定重新照湖南省委指示南下井冈山，而这比该指示初次下达，晚了一个月有余。

从撤出修水到滞留黄金洞期间，党军矛盾发展到一个新高峰，以致于滕代远亦留下批判的文字，军委与地方党委的矛盾跃然纸上。二攻长寿街失利又是地方党委一意孤行和五军军委软弱服从的体现，湖南省委的正确指示又一次被搁置，这种重蹈覆辙的行为导致士兵离心，叛逃日多。23日退回黄金洞到9月1日敌发动进攻之间有一周时间，足够分散转移，但党军矛盾导致指挥系统运转效率低下，期间竟毫无动作。诚然，补充战损、整训部队是必要的，但这种整训不应发生在包围圈不断缩小、危机迫眉的情境下。黄公略团执行分兵前命而遭受重大损失，以致撤销番号，而旧军官陈鹏飞却成了替罪羊，被剥夺实权，使得旧军官及其士兵对党的质疑与不满陡然攀升。

三、矛盾的最终解决

萬载大桥的失败，标志着党军矛盾笼罩下的政策的最终和最完全的失败，以及红五军自救与变革的开端。9月6日，主力到达万载境内，由于与当地党政系统不通，部队不谙当地情况，且有一副连长叛变投敌出卖情报，五军遭朱耀华部两个团突然袭击，部队损失甚巨，减员至五百余人，如凋零状。万载受挫有6日、9日两说，6日是旧说。较早的文献如《选辑》、《年谱》皆取旧说，并提及损失严重，是合逻辑而正确的。最近的《浴血罗霄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历史》（梅黎明2014年）、《毛泽东与红军》（赖宏2007年）提出新说。新说最早可追溯到《关于幽居会议的考证——兼考湘（鄂）赣特委的重建》（林兆福1987年）“红五军于9月9日在万载大桥‘受鲁涤平两团人的打击，幸未受大损失”，但此日期如何确定并未说明，又说未受大损失，可能结合《教训报告》（1929年10月）“受鲁涤平两团人的打击，幸未受大损失”与《彭德怀同志在湘鄂赣边区的革命活动》（黄兰1981年）“九月中旬到达万载大桥。守大桥的鲁涤平部二团之众乘我立脚未稳之机，突然发起袭击”推测出来。由于《教训报告》成文时间距平江起义已近一年，且仓促成稿未经审修，也是早期唯一一部说损失不大的文献，因此9日说不足置信，应仍取旧说。

9月17日召开的幽居会议，首次针对起义以来所犯错误进行总结与检讨，开展了自救性质的整编。会议决定：1.抽调各县党员干部与赤卫队员加入部队，增加士兵中的红色成分，将党组织扩展到基层。此举有效的加强了党对军队的控制，而不再只局限于对军官的控制，并且有助于士兵理解党的性质和革命目的，为消弭士兵与党的矛盾打下基础。2.各县开展废除债务、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并重新联合中间阶级，不再左倾。此举使旧军官与士兵中的有识之士看到了党的理性，有效地消除了“赤匪”、兵痞的形象。3.建立健全地方党组织，发展由地方党委控制的红色地方武装。如此，则五军行动的独立性得到维护，中央与省委的命令也能得到执行。4.将五军整编为五个大队，分进游击。这是打破围剿，化整为零的适当策略。通过幽居会议与整编，党军矛盾三个方面中的两个---军与地方、士兵与党的矛盾，初步得到解决，这也成为彭德怀大迂回战略获得成功的基石。

9至10月间的战略大迂回，是幽居会议残留问题——旧军官与党互不信任问题得到爆发并得以解决的催化剂。期间，一大队长李玉华、四大队长雷振辉有叛逃嫌疑，李已率一部逃离，雷临行刺杀彭德怀未遂，出于对旧军官的不信任，陈鹏飞亦被“放逐”。此间战情紧急，部队每日战斗数次，常在分散转移，滕代远亦与彭德怀所率主力分路行动，因此缺少更加详实的记录。在减员一千有余后，暂时粉碎了敌“会剿”计划。这次异常艰难的战略转移，对部队成分起到大浪淘沙的作用，使意志不坚的游移分子与心怀鬼胎者被淘汰，提升了部队战斗力。

党军矛盾的最终解决是经由10月下旬的台庄整编完成的。考证知：幽居会议9月17日召开，与台庄整编是两件事。综合《彭德怀自述》与《年谱》、滕代远《前后》与《向湖南省委的报告》、蒋长卿《关于平江红五军情形的报告》、李聚奎《平江起义时期的彭德怀同志》等文献可知，改编为纵队或大队的共有两次，一次是万载大桥受挫后，一次是粉碎“会剿”后数日休整间。上述记载的第二次整编时间是十月初，然属回忆性质，并非现场记录。因两次整编相隔仅月余，期间战情险恶，回忆难免失真。再由于10月初与9月17日季节环境因素相近，两次整编地点又相近，因而回忆者恐是将两次整编的记忆合二为一，故有十月初幽居改编之旧说。中央来信的戳记时间为10月22日，[5]各家回忆亦有十月收到中央22日来信之事，因此22日应在第二次整训期间，台庄整编应在10月下旬。

台庄整编决定：征调几个中心游击队与五军混编；以滕代远为书记改选边区特委。这两个举措将艰苦卓绝的大迂回取得的成果——裁汰旧军官与意志不坚分子，完整巩固下来，士兵因而完全服从党的指挥；并以滕代远控制地方党委，使湘鄂赣边区根据地真正成为五军的根据地，最终一劳永逸地消除了与地方党委之间针对军队控制权的矛盾。至此，党军矛盾彻底解决，红五军成长为一支成熟的革命力量，并在未来的斗争中取得了荣耀与肯定。

【注 释】

[1]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创立，1936.

[2] 中共湖南省委致平江特委通告，1928.7.8.

[3] 中华民国史资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 中文部分（第三十五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5.410-428.

[4] 滕代远：平江起义前后，1984.12.

[5] 中央给代远德怀公略并转五军全体同志的信，1928.10.22.

【参考文献】

[1] 平江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12.

[2]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12.81-116.

[3] 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3.26-33.

[4] 彭德怀：往事回忆，近代史研究，1979.01.

[5] 刘受初：平江起义和红五军上井冈山几个问题的考证[J].井冈山学院学报，2005.04.

【作者简介】

黄舒宇（1991.4-）男，就读于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国近代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