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藩

我1930年担任张家坊赤卫队副大队长、支部书记，参加了打长沙战斗。随后，调我到三军团在浏阳小河的随营学校集训，从学校出来就当了干部，从浏阳张家坊区少先队大队长当起，先后担任县总队长、省总队长兼模范营营长。1935年3月省委派我与胡梓［吴致民］同志等五人组成湘鄂赣省巡视团，胡梓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到鄂东南道委检查工作，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路线，后胡梓留任鄂东南道委书记，我任鄂东南少共道委书记、道委常委。1935年2月叛徒带着敌人偷袭冷水坪道委机关，胡梓在战斗中不幸牺牲，由我代理鄂东南道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后调我到湘鄂赣省委任反帝大同盟主任，后来又在省军区担任参谋。1936年春，我随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傅秋涛同志去解决红十六师的问题，撤销了红十六师师长兼政委方步舟和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组织了野战军，把红十六师和省军区独立团合编，傅秋涛任野战司令员兼政委，同时兼红十六师师长，钟期光任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任命我为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不久，方步舟叛变，带国民党部队保安第十团攻击我们，我军受挫。接着，红十六师整编为第四十六、四十八两个团，我任第四十八团政委。在此期间，部队与国民党军打了许多仗，经过几起几落，部队也经过几次整编。抗日战争开始，改为抗日军，我带的部队改为抗日军一大队，下山时改为第一团第一营，江渭清的为第二营，王怀生的为第三营。

从1935年红军长征开始，国民党就集中十几万军队向湘鄂赣省委和省军区驻地发动大规模进剿，设置了几十道封锁线，里里外外把我们包围起来，形势极为险恶，直到1938年下山，我们度过了极其艰难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我经历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回想起来心情十分复杂，有时触目惊心，有时十分痛心，有时又欣慰高兴。因为，毕竟坚持下来了，我们胜利了。为什么在那么恶劣的环境条件下，我们能坚持下来，这里有经验也有教训。

一、毛主席、彭德怀在政治上的影响

毛主席长期在湖南开展农民运动，并领导了秋收起义，在人民群众中影响很大，他所宣传的革命思想教育了许多人。彭德怀搞了平江暴动，对平江地区和附近湖北的各个县影响也很大。所以，大革命失败后，老百姓面对白色恐怖，国民党的“三光”政策，尽管苦得要死，对革命依然有信心，这是湘鄂赣能坚持斗争到底的根本思想基础。这一条，好多人写回忆录，没有写。我以为这很重要，这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二、有一批经过锻炼的干部

秋收起义、平江暴动培养和锻炼了湘鄂赣的干部和群众，出了一大批干部。许多干部牺牲了，没有牺牲且坚持下来的，都是很优秀的同志。他们长期坚持斗争、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苦到人生极限了也不动摇。如：傅秋涛，湘鄂赣就是以他为中心开展革命斗争的。中央派来的陈寿昌、徐彦刚、严图阁、谭启龙、刘玉棠等，都是很好的同志。本地干部涂正坤，浏阳的邓洪、万载的谢益吾，都是优秀的代表。虽然两次“左倾”路线，错杀了不少好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但是好多工农干部都成长起来了，知识分子中立场坚定的，也成长起来了。没有这批干部坚持斗争，到下山时，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这是广大优秀干部不畏牺牲，坚持斗争的结果。还应看到我们下山后，中央派大批干部到新四军来，起了重要作用。我们游击队过去打小仗多，打大仗经验少，经抗大培养的干部，素质比较高，所以以后部队才能有那么快的发展。

三、各要有据地的革命斗争起到了相互支援的作用

湘鄂赣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不是孤立的，它是全国革命斗争全局的一部分，它的生存发展与各地根据地的斗争密切相关，相邻、相近的有：湘赣根据地的谭余保；北面有鄂豫皖根据地，就是高敬亭的部队；东面是赣东北，就是粟裕领导的根据地；江西是中央苏区。我们的斗争与各个地区的相互配合有关系，如果我们是孤立斗争，困难就无法克服，虽然交通不便，各个地区互相无法通气，但各自的活动，都牵制了敌人，分散了敌人的力量，支援了我们坚持斗争，起到了相互支援的作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就感觉到相互配合的作用。长征开始，敌人集中力量对红军围追堵截，那个时期，我们游击根据地形势很好，压力小,敌人力量很弱，便于我们发展，打了许多胜仗。红军主力转移后，敌人集中力量来围剿我们，我们的困难就大了。因此，全国的革命斗争始终是相互影响的。整个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几十个师，否则，如果几十个师集中对付长征的红军，中央红军的压力更大，困难更多。

四、有一个好的头

毛主席经常讲的，要有一个好头，没有一个坚强的好头，就不行了。这个好头就是省委领导，省委领导的中心就是傅秋涛同志。傅秋涛是一个坚强的好头。他坚定、坚决、勇敢、不怕牺牲。他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带领着大家与反动派斗争。部队发展起来就打敌人，队伍削弱了，又分散发动群众，重新发展。就这样失败了、胜利，又失败、再胜利，几起几落，经过了多次磨练，最后剩下一千多人下山，个个都是坚定的能打硬仗的革命者。傅秋涛是杀猪工人出身，他有一股子勇气，再难再苦他都能顶住，都不会放弃，他工作是这样，学习也是这样，他文化不高，但学习十分拼命，一字一句抠，一本一本抠，刻苦、认真，他的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使人们信服他，跟着他坚持斗争。

五、利用了优越的地形条件

湘鄂赣这个地区是大山的地形，依靠大山部队能分散、隐蔽，有利于我们打游击。平江有48个大洞。平江靠东面是铜鼓，再过去是万载，南面是浏阳，西北是湖北的阳新、通山、通城、达县，叫鄂东南地区。这么广大的地区有几十个县，是山区。那是有三江四水，长江、湘江、赣江，有铁路，水路铁路都围着湘鄂赣这个地区，中间的这一大块地区就是我们游击活动的地方。地形有利于我们坚持斗争，有回旋的余地，敌人重兵“围剿”也难找到我们，我们呢，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其一。其二是山里有生存的资源，最艰苦的时期，我们成年累月吃不上一顿饱饭，我们靠吃山里的笋子、竹子、野菜过日子，个个瘦得皮包骨头，我们死不了就继续干。受伤了、病了、用山里的草药治。老百姓的房子被敌人烧光了，没有房子住，我们砍下竹子自己盖房子，我们就这样苦苦坚持了三年。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条件，那就很快被敌人剿灭了。蒋介石出于战略考虑，也很看重这个地区，他搞了两个行营，一个武汉行营，一个南昌行营，湘鄂赣根据地威胁到他，所以他动员了几十个师来“围剿”，我们没有被吓倒，我们拖住了他，消耗了他，消灭了他的有生力量，破坏了他的战略。

六、肃反扩大化的“左倾”路线恶果

那时是保卫局当权，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肃反路线，搞得很恐怖，是保卫局当权，凡是初小毕业以上的都是危险的，不杀头也要抓起来坐牢，真正有知识的，就被看着有问题，搞逼供信，以口供为证，屈打成招就枪毙，想抓哪个，就抓哪个，以改组派、AB团的两个名义杀人，杀掉了不少好干部。我没有被杀，是因为家里贫苦，文化不高。这样的肃反路线加之环境如此艰苦，我们队伍出了不少叛徒。本来知识分子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动摇的一面，要么被杀了，留下来的，看到组织这样对待打击他们，就更增加了动摇性，有的就当了叛徒，一旦自己人当叛徒告了密，我们再怎么隐蔽，都能被找到，所以我们常常被偷袭，损失就大了。工农干部坚持下来的多一些，因为工农干部，死活没有出路，不愿被国民党杀，宁可死在自己人手里，也不会出卖同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造成我们的队伍损失很大，增加了斗争环境的恐怖性和我们坚持斗争的艰难性。

七、对敌斗争缺乏正确的路线指导

我们湘鄂赣的对敌斗争为什么总是遭受和很大的挫折和失败，这与缺乏正确的路线指导有关。毛主席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游击战争的指导方针。我们对此缺乏深入了解和运用。我们队伍的力量发展很快，一壮大起来，就盲目自大，目中无人，就想集中起来打大仗，由于轻敌思想严重，又缺乏打大仗的经验，作战指导上经常犯错，所以刚刚发展壮大起来，就又在战斗中削弱了。所以，人们形容东山再起是三起三落，我们湘鄂赣不是三起三落，而是四起四落，五起五落都不止。问题就是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游击作战路线。毛主席说，集中是必要的，分散是主要的，分散是发动群众，集中起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但集中起来是有条件的，具备条件时，打上几仗，就应分散出去发动群众。可我们湘鄂赣是形势好队伍发展起来了，就集中起来，想打大仗，打了胜仗，就不想再分散了，因此，在那样困难条件下，吃饭、穿衣都难以解决，而且队伍目标大，敌人容易发现，一天都打好几仗，行百里路，队伍又劳累、又没有好生活，直到打败了，才不得不重新开始，再分散去发动群众，这样的恶性循环，使部队损失惨重，如果我们游击活动能主动地集中和分散，我们队伍的损失会小得多。好在我们队伍的同志大都是很坚强，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否则难以支撑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