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成 张 科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 广东广州 510275）

论张如心对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所作的贡献

杨 成 张 科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 广东广州 510275）

张如心是中国共产党理论界的的杰出代表，在中共党史上第一个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高度总结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定义和内涵，深入阐述了毛泽东身体力行并一贯倡导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原则，全面系统地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与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为毛泽东思想最终形成并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如心 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 贡献

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著名的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张如心广泛宣传、深刻阐述、正确解读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推动了全党统一认识、科学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在毛泽东思想概念形成和指导地位确立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一、第一个在中共党史上明确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

张如心早年赴苏求学，接受了全面的马列主义教育，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研究能力，回国后，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普及工作。土地革命时期，先后编写了《无产阶级底哲学》《辩证法学说概论》《苏俄哲学潮流概论》《哲学概论》等多部哲学著作，系统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全面抗战时期，张如心潜心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重点研读了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等经典著作，加深了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理解，加深了对毛泽东的理论和策论的科学性的理解，特别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和实践之完全的统一的理解”［1］，从而为他能够在众多的中共理论家中第一个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郑重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2］的任务，他指出，大批的新党员新干部，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共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还缺乏认识，必须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对于如何加强党的教育工作的有效性，1941年3月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6期发表了《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文章首先论证了党教育干部教育党员的重要性，然后鲜明地指出，这种教育人才应该是列宁式的、斯大林式的、毛泽东式的教育干部，“这种人才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忠实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事业—全世界及全中国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共产主义的事业。”［3］根据目前发现的史料，张如心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同时他揭示了毛泽东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对于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的重大意义。尽管这一概念不甚准确，但是在当时条件下提出这个概念是难能可贵的，他带动了全党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推进了全党对毛泽东的思想的认识、理解、把握，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的最终形成作出了重要探索。

此外，张如心还相继使用了“毛泽东旗帜”“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毛泽东主义”等概念，拓宽了全党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思路。全面抗战开始后，托派“理论家”叶青撰写多部文章著作，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摇旗呐喊，贬低和谩骂中共的政策方针特别是毛泽东的理论策略。他在《抗战与文艺》上声称毛泽东是“中国农民主义”“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针对顽固者和反动派的疯狂叫嚣，1942年2月，张如心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坚决予以回击。文中明确指出“毛泽东主义决不是什么农民主义、洪秀全主义，它是廿世纪的中国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科学武器，也是真正的（不是虚伪的）三民主义的发扬者与执行者。”［4］这篇文章在反驳叶青污蔑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国农民主义”的时候，从正面意义上使用了“毛泽东主义”这一术语，驳斥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外来货、舶来品”不适应中国国情的说法，维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加深了党内外对毛泽东思想的思考和认识，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史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

二、切中实质地高度概括和总结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定义和内涵

经过长期的研学积累，张如心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和内涵也达到了较高的认知水平。1942年，他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中，通过对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进行总结，通过对毛泽东的经典著作进行解析，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和内涵，他提出：“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5］他不仅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一脉相承性，而且揭示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贡献—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下面对张如心的概括与党的杰出理论家刘少奇的概括做简要对比。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理论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是阐释和解读毛泽东思想的集大成者。正如石仲泉说:“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达到了那个时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那么,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也达到了那个时候全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最高水平。他那充满逻辑力量的深刻分析,闪烁着历史智慧的崇议宏论,对于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对于推动全党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个理论体系,作出了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6］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7］比较张如心和刘少奇的概括，可以看出张如心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程度几乎和刘少奇达到同样的理论水平，全然触及了毛泽东思想的实质。而且张如心的概括后来被证明更加精炼。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二大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义和科学内涵做出的概括的第一句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张如心的表达是“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是指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这两种表达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可见张如心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十分精湛的水平，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张如心的卓识远见，影响深远。他先于中共七大召开三年对毛泽东思想作出准确的总结，对比40年后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十二大的经典概括也异曲同工。在提炼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上，张如心功不可没。

三、深入阐述毛泽东身体力行并一贯倡导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原则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积极倡导者和伟大践行者。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针对红军中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在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中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8］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具体的环境，从而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9］1939年10月，毛泽东在 《〈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这个思想原则。按照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发表一系列著作，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哲学等方面，对中国革命经验作出了系统的论述。

身为党的政工干部，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张如心撰文具体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问题。1941年4月，《解放》周刊第127期刊登张如心署名文章《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文章从哲学层面详细评述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通过分析毛泽东在中国问题上发展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几个例证后，指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成功，除了其他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是它能够真正唯物地具体地理解我国的情形，真正掌握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唯物辩证法”。［10］明确揭示了毛泽东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成功运用马列主义的哲学基础。1941年7月，张如心发表《论创造性的学习》一文，文章认为延安干部在学习中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严重问题，强调要加强科学知识和历史知识的学习，从而增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效性，更好地解决具体实际问题。同年8月，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9期发表文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张如心从干部修养角度阐述了毛泽东身体力行一贯倡导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原则对提高个人修养的重要意义，他说“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是马列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马列主义者最根本的作风”。［11］毛泽东具有高度的理论修养，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典型人物，毛泽东的著作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典型著作，“为了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能够完满的解决，全党干部必须很好的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精神和研究他的著作”［12］，学习毛泽东如何把马列主义理论原则、方法、精神贯彻到生活中。他号召全党干部要不断地加强学习，不断地研究理论，不断地研究实践，不断地求得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提醒全党同志在干部学习上必须更好的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对于中国社会现状应该要有一个全面透彻的研究，发现特点，找出规律，没有这种研究，马列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是无法解决的。［13］张如心对“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阐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加深了党员干部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为后续开展的整风运动作了先见性理论动员。

四、全面地系统地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与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恩格斯早在1887年《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就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4］。列宁深化了这个观点，他在《我们的纲领》中鲜明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15］张如心以理论家的职业敏感性和睿智洞察力深知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大力学习、系统研究、广泛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

1941年4月，张如心在《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指出“说到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应指出的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6］，号召全党高举毛泽东同志的创造性地马列主义旗帜。随后，张如心发表《论创造性的学习》，他列举了教条主义的三种主要表现形式，针对许多党员干部在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忽视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研究，号召全党学习毛泽东的名著，他说“为要把马列主义具体到我们的一切工作生活行动中间，必须向我们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学习，学习再学习”。［17］他把毛泽东的名字置于无产阶级四大导师之后，高度评价和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对全党充分认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充分认识教条主义的危害性起到了重大作用。1942年张如心发表的 《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是关于毛泽东研究的经典之作，他认为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是全党光荣的任务。文章将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划分为三个部分，即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政治路线和政治科学、军事路线或军事科学，“这三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了毛泽东理论和策略的体系”。［18］他进一步指出“这一套理论和策略有它严密的科学性及内在的一贯性完整性。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及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是我党思想方法的基础。《新民主主义论》是我党在现阶段革命中的政治基础。《〈共产党人〉发刊词》是我党战略策略的基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游击战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是我党的军事基础”［19］。张如心在文中初次使用了“毛泽东理论和策略的体系”这一概念，他自觉地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一种全面的、联系的、完整的体系，而不是片面的、孤立的、零碎的观点，完整阐释了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关系，基本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涵，这在中共早期理论家中是不多见的。特别是他早年求学于苏联，接受传统的马列主义教育，能够突破“本本”的束缚，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支持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解读和分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更显弥足珍贵。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隆重召开，毛泽东思想最终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邓拓、艾思奇和张如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党的理论工作者居功至伟。作为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第一人，张如心一生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忠诚传播者和坚强捍卫者，他政治立场坚定，理论见解深刻，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无理非难时，他也保持着坚定的信仰和清醒的头脑，始终不渝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和维护毛泽东思想，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开拓性探索，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性贡献，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史上，将永远和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联系在一起。

［1］［2］［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2,603,534.

［3］张如心.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J］.共产党人,1941(16):47.

［4］［5］［18］［19］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N］.解放日报,1942-02-(18-19).

［6］石仲泉.刘少奇与党的理论第一次历史性飞跃［J］.求是,1998(22):32.

［7］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33.

［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

［10］［16］张如心.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J］.解放 1941,(127):21,17-18.

［11］［12］［13］张如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J］.共产党人，1941(19):38,43,43.

［14］［15］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摘编［N］.人民日报，2001-08-13.

［17］张如心.论创造性的学习［J］.解放,1941(131-132):45.

杨成（1985—），男，中山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执政党建设。

张科（1986—），女，中山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