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亮

（浙江省海盐县委党校 浙江 海盐 314300）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

吴 亮

（浙江省海盐县委党校 浙江 海盐 314300）

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和矛盾、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对发展商品经济、尊重价值规律的思想，对加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党的自身建设的思想等进行了艰辛曲折的探索和思考。这些宝贵的思想财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渊源。他们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先导者。

第一代领导集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探索

回眸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六十多年光辉历程，我们不能忘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为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曲折的探索。历史地回顾和科学地评价这段艰辛曲折的历史，对于我们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艰辛探索，历经艰难曲折，虽没有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在探索中形成的正确的理论、观点和经验，无疑在理论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关于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生产力对于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面对惨遭战争破坏的经济，以毛泽东为核心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及时制定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正确方针，使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1953年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随后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发展生产力。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重要任务和中心工作，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以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刘少奇在建国初期反复强调，当革命任务完成以后，“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2]

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理论

1956年的国内外政治风波，使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成为全党面临的重大任务。以毛泽东为核心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矛盾运动的原理，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经验，吸取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刘少奇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就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又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前者是对抗性，后者是非对抗性的。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处于突出地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也为后来中国的改革作出了最初的理论论证。

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考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后的一定时期中国社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以毛泽东为核心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形势出发，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进行了思考。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3]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社会主义的第一个阶段。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肯定了我国在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4]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不发达的阶段。“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4]P43-44“一穷二白”的国情特点决定了我国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才能进入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3]P301-302这一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但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个重要依据。

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

1.开辟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以毛泽东为核心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我国的国情，提出了区别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工业化的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4]P240-241“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这才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表明毛泽东已深刻认识到苏联和东欧有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问题的要害。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提出了安排国民经济要以“农、轻、重”为序，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全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打破苏联的工业化模式，探索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这就是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必须以农业为基础，把农、轻、重的比例调整好，才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这样，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先河。

2.提出并初步探讨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建国初期我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保证重点建设方面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其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注意到这个问题，认为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影响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必须进行改革。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计划经济体制权力过分集中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求中央向地方分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应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利益。根据毛泽东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要求，国务院于1956年5月和8月召开了体制会议，专门研究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方案，后来国务院批准实施了《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这三个文件经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其基本精神是“分级管理，逐步下放，重视综合平衡，处理好下放后的人、财、物和产、供、销等各环节的协调关系，破除和修订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促进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5]在企业的管理体制上，毛泽东主张改变“一长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同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60年代初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著名思想，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相结合的企业管理体制。刘少奇主张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提出按照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有又多样性，有一定的经济活动的自由。在经营方式上，以行业为主，搞专业化生产，办联合公司，走托拉斯道路，在全国12个行业试办托拉斯，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流通体制上，主张实行多层次、多渠道的商品流通体制；在劳动制度上，主张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两种劳动制度；在分配制度上，改变现行的不合理的分配方式，贯彻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6]

陈云是党内最早主张搞活经济、利用市场机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导人，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针对原有经济体制存在的所有制结构单一、中央集权过多、对市场机制利用不足、国家对企业统得过死的诸多问题，陈云在1956年党的八大《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中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总体构想。[7]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一些谈话和发言中，多次肯定了这个设想。毛泽东在1956年底进一步提出了“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4]P170的设想。这些探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思想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先导作用。

第五，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尊重价值规律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借鉴苏联的经验，没有宣布取消商品、货币，而是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经济，这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起到了积极作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急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等错误主张，划清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明确指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4]P440“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技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4]P439毛泽东的这一论断，从本质上把握住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同时批评“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8]

针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倾向，毛泽东阐述了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的思想。他尖锐地指出“共产风”的实质是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否认了价值法则、否认了等价交换的思想。如果我们在队与队、社于队、社与国家要想等价交换，就必须运用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3]P34并告诫我们：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9]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可能像现在一样认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但在探索过程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有指导意义。

六、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思想

苏联的政治体制模式强调共产党一党统治，排除其他政党的存在。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政党体制采用什么方式？这是一个急需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的政党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创举。

七、关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思想

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反对和防止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是摆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在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为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能够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战略思想，如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修正主义等错误倾向；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占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阵地；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高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能力；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和专制；发扬党内民主，加强监督，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团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营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告诫全党要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精神，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坚决反对党员干部容易滋生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些思想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提供借鉴。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他们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先导者。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但是，这些宝贵的思想财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渊源。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79.

[2]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0.

[3]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6

[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5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795.

[6]闵彦.刘少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12月);萧栋梁.刘少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J].湖南社会科学,1998,(5).

[7]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

[8]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M].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03:906.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8.

吴亮（1966—），男，浙江海盐人，浙江省海盐县委党校，高级讲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