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安徽大学历史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王鸣盛(1722～1798)，字凤喈，一字礼堂，别号西庄，晚号西沚，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乾隆十九年(1754)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参与《五礼通考》的编修工作。为官历任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乾隆二十八年(1763)，以母丧告归，居于苏州，居家三十年间，笔耕不辍。王鸣盛的代表作有《尚书后案》三十卷、《周礼军赋说》四卷、《十七史商榷》一百卷、《蛾术编》九十五卷。于经史之外，王鸣盛还著有诗文集《西庄始存稿》三十卷。

就乾嘉学术分野而言，惠栋与王鸣盛同属“吴派”。前期“吴派”的代表人物惠栋，在古文献学上表现出兼通经史的特点。王鸣盛与惠栋在学术上交往密切，其对王鸣盛的影响是巨大的。王鸣盛崇尚汉学，兼治史学，重视辨伪与考证。这些治学特点，在其著名的考史著作《十七史商榷》中有着集中体现。《十七史商榷》是王鸣盛校读十七史的考证笔记，此书以毛晋汲古阁的十七史为底本，旁及毛刻未收的《旧唐书》、《旧五代史》。以考证之法，对各个时期的正史进行考释，主要涉及史书的成书过程、史注的研究、史文的校勘与注释、典制史事的考辨几个方面。

《十七史商榷》中有二十四卷是关于两《唐书》的考证，由于《商榷》一书是笔记体，作者行文较为随意，在校勘史文、考证史事、增补史料上显得较为零散。可这种零散背后，是王鸣盛治史精神的浓缩。

一、王鸣盛对新旧《唐书》的校勘

《旧唐书》误字繁多，多为传抄误读所致。在校勘文字错讹方面，王鸣盛通过版本比对、上下文比对，以严谨的考据方法进行校勘。字形致误是导致古书文字错讹的重要原因。“荷校”条下:“‘三月，诏京兆尹、长安、万年令大索京畿富商。长安令薛苹荷校乘车于坊市搜索，人不胜鞭笞，至自缢。’‘校’，当作‘杖’。”(卷七十三)从字形上看，“校”与“杖”字体相近，此处讹误属于校勘学上的字形致误。同卷“韩旻斩朱泚”条下:“六月，幽州京士翰旻于彭原斩朱泚。传首至行在，京士，当作军士。”“京”字误作“军”字，亦属字形致误。

文义致误是对文义理解错误，而擅作更改，这也是史籍异文中普遍的现象。如“泚贼攻城”条下:“‘四年十月癸巳泚贼三面攻城。’此为朱泚攻奉天城，上文已甚明，不必复出‘泚’字。且‘泚贼’之称，不成文义。上下文皆云‘贼’，不云‘泚贼’也。‘泚’，校本改‘夜’。”(卷七十三)此处文字错讹即属于文义致误，其致误原因是对文章语句意义的理解错误、望文生义。王鸣盛指出这段文字不应该重复出现“泚”字，这有违于上下文义，显然是合理的。

在史书的流传中，雕版印刷时会出现很多错误，王鸣盛在考证中都一一加以指明。“臣固尉”条:“‘开成元年九月，复宋申锡尚书右丞同平章事，以其子慎徽为臣固尉。’‘臣’，当作‘城’。”(卷七十三)“臣”与“城”，二字音声相似，当为刻工听写错误所致。同卷“首将”条下:“贞元元年三月，李希烈陷南阳，杀首将黄金岳。‘首’，当作‘守’。”此亦当为语音致误。“德宗纪首误字”条:“《旧德宗纪》首:‘大历十四年六月，诸州刺史上佐令后准式入计。’‘令’，当作‘今’。十月，散官豢猪三十头给贫民。新纪作‘三千’，是。事见卢杞传。”卷七十二在此条中，王鸣盛结合《旧唐书·卢杞传》的记载，在同一书中前后互证，通观上下文义，正确订正了错讹。

文字倒置方面，王氏的考证亦颇多成就。“庸法新旧不同”(卷八十二)条云:“新《食货志》:‘授人以田，取之以租庸调之法，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二十日者租调皆免。’《旧书》:‘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二者既不同，《新》加役二十五日者、二十日者，亦似互误。”此处王氏依据上下文，发现《新唐书?食货志》中所存在的矛盾，指出“亦似互误”。按其讹谬类型区分，此处当为倒文。

文献学中所谓的文字衍羡，是指后人添加于原文的文字。例如“招讨使”(卷七十三)条云:“‘二年九月，以杭州刺史元全柔为黔中经略招讨使观察等使。’‘招讨’下‘使’字原本无，此衍。”笔者按，此处当是不明文义所致衍羡，王鸣盛依据原本校近本，甚确。又“沧州以成元”(卷七十四)条云:“‘二年二月，沧州以成元节度使王日简赐姓名全略。’‘以成元’三字衍。名下仍脱‘李’字。原本衍脱并同。”此处衍羡与脱文并存，王氏通观上下文义，一一指出，可见其治学之考究。

二、王鸣盛对新旧《唐书》的考证

王鸣盛考证新旧《唐书》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对史事的考释。这种考释，一是考证，将文献学的诸多方法运用于史事；一是注释，通过当时可见的历史文献，注解新旧《唐书》中的史事典故。具体而言，其考释的范围涵括了典制、地理、典故。

在“尊号谥法庙号陵名”(卷七十六)条下:“唐诸帝有生前所上之尊号……有崩后所上之尊号……此称为谥……凡此之类，皆或称谥，或称尊号者，蓋生上尊号，固起于唐，前世未有，即殁而上谥，前世亦用一字而已，无连累数字者。”在对唐代皇帝尊号的考证上，王氏归纳总结出了以上的体例，指出在与谥号相提并论的“尊号”，在皇帝生前即上呈于皇帝，这种典制实为唐朝的创制。王氏还指出，在唐朝之前，所谓的“尊号”只是用一字来表达，没有连续几个字的范例，由此可见多字并称的“尊号”，其体例是始于唐代。

在《旧唐书》地理方面，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了很多讹误。王鸣盛在考释史事的过程中，都一一将其指出。比如“池水县”(卷七十五):“五年十月，中书奏池水县武牢关云云。池，当作汜。”这显然是因为字形致误，而导致地名出现了错误。在“旧志与两汉志互异”(卷七十八)条中:“凡《地理志》叙首，辄历叙古初……。旧地志叙汉制与班志多同，然云:汉地南北一万二千三百六十八里。二千，《班志》作三千，《通典》同。近本误，原本亦误。”王鸣盛依据《通典》与《汉书》中的数据，对《旧唐书》所载地理方面的史事展开的考释，是全面的。

三、王鸣盛对新旧《唐书》史料的增补和诠释

《十七史商榷》中在增补史料方面，王鸣盛往往根据其他传世文献补充新旧《唐书》内容。王氏以考据之法考诸史籍，其治史方法在具体表现上是“合一”的。这种合一，指的是其考史、评史、补史的过程是合一的，非区别对待的。他的这种治史方法，起到了在原书基础上增补材料的作用，不仅使事件前后贯通，脉络清楚，而且使与史实相关的内容更为充实。

在“四十七使”(卷七十八)条中，王鸣盛首先解释了“四十七使”的名称由来:“防御团练制置之名。……分列诸使，凡四十有七。……此四十七使，但言至德之后，非尽至德年中所立也。”然后又引《新唐书·百官志》:“于外官之首，先列元帅都统，此掌征伐，兵罢则省，非常设。其次则胪列五种。一曰节度，次曰观察，次曰团练，次曰防御，次曰经略，此则皆统领所部监司之官也。”在对《新唐书》与《旧唐书》考证比较后，王鸣盛发现:“独不见采访使。……至四十七使中不见采访，固由乾元已改为观察，其于职官志则竞不之及。”最后王鸣盛引用《通典》一百七十二卷中对唐朝州郡设置的记载，对原有史文补充道:“前既列十五采访理所，后又述十五部，逐部用小字分注所管之郡，虽不言采访，但为采访分十五道。余使皆否。则此定指采访无疑。”这种考、评、补三位一体的治史方法，可谓一气呵成，对后来之史家无疑提供了方法论上的理论支持。

在增补史实上，王鸣盛还十分注重利用其他学者的成果。“代宗年五十三”(卷七十三)条云:“新《代宗纪》:‘大历十四年五月辛酉，皇帝崩于紫宸内殿，年五十三。’”然后他引用吴缜《新唐书纠谬》第一卷中的“驳代宗母章敬吴皇后入宫事”，指出:“据此纪以推代宗生年，当为开元十五年丁卯岁。《旧纪》则不言年若干。”接着他又引用钱大昕的研究成果，“钱大昕云《唐会要》:‘代宗以开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生，大历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崩，年五十四。’《新纪》非也。”在此条中，他详细考证了代宗的生卒年月，引用了吴缜《新唐书纠谬》和钱大昕的中的理论。足见王氏理论力求公允，凡所言皆有根据。

四、余论

王鸣盛自幼喜好史学，他自谓:“余束发好谈史学，将壮辍史而治经，经既竣，乃重理史业。”(《十七史商榷序》)王氏的治史之法，是将传统的考据学方法运用于历史古籍的整理研究之中，他以为“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主张在大范围使用历史文献学方法的基础上，探寻史籍中的义理，考究历史中典制之实、事迹之实。

“实”是王鸣盛考证史籍所追求的根本，他的这种追求，来自于长期研究经学所获得的经验。由经入史后，王氏以为治经与治史殊途同归，“总归于务求切实之意则一也”。本着“求实”的精神，王鸣盛在史学领域的辨伪与校勘方面创获甚丰。具体到其对新旧《唐书》的研究上，王鸣盛是校勘与考实并重的，他以《旧唐书》考《新唐书》，在校勘史文、考辨史事的同时，再综合比对两部史书的特点与价值。这种不畏疑难，实事求是的考史精神，在史学方法上，无疑对后来研究和整理两《唐书》的学者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以期给将来的历史文献学方法体系的完善，

[1]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商务印书馆.1959.

[2]刘昫等.旧唐书[M].中华书局.2002.

[3]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M].中华书局.1975.

[4]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