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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的浪漫反讽 如歌的叙事文本——重读何立伟《白色鸟》

2010-08-15孙春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广州510665

名作欣赏 2010年30期
关键词:陌生化白色小说

□孙春(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 广州 510665)

何立伟的《白色鸟》发表于1984年,曾获当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转瞬间,二十五载风云流逝,人世间已是沧海桑田,无论社会结构、生活方式,还是文学在文化生活中的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一些引起轰动的作品,现在重读,感觉已褪去了不少颜色。而这篇短短的小说,却仍然能引起深远的回忆,恰如作者当年听到一曲外国民歌改编的轻音乐时,从优美的旋律中捕捉到的那份情愫:“夏天到来,令我回忆。”回忆总能唤醒某些在内心沉睡着的情感,似乎简单却又十分微妙,很难用一两句话说得清楚。恰如F·施莱格尔所言:“世界就其本质而言,是似是而非的,只有凭借一种矛盾的态度才能抓住其互相抵牾的总体性。”这是他为“浪漫反讽”做出的界定。

一、这个世界必须浪漫化才能找到原初的意义

“浪漫反讽”这一概念诞生于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时期,由文艺理论家施莱格尔兄弟确立。其实施莱格尔兄弟并没有直接使用过“浪漫反讽”这个词,但因为施莱格尔所说的“反讽”与传统的“反讽”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而且他们提出的“反讽”理论其实就是整个浪漫主义的思想核心,因此研究者们就把这一理念最终定名为“浪漫反讽”。这种反讽并不像传统反讽那样是一种修辞方式,而是一种文学创作的原则,是一种如何观察和表现世界的哲学立场。这种反讽要求以冷静的、客观的、理智的态度展开观察和描述,却又蕴含着开放的、矛盾的、悖论式的对立。它通过在“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之间不停地转换,保持着清醒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批判意识。在这种反讽中,情感与理智、创造力与破坏力整合在一起,作者一方面进行想象创造,另一方面又理智客观地审视并最终打碎自己的想象世界,揭露它的虚幻性,对自己的创造力作创造性的超越。闻一多先生的诗歌《春了”的乡村少年,另一个是白皙的城市少年。他们采马齿苋,玩游戏,游水,聊天,无拘无束,无忧无虑。他们远远地看到了两只雪白的水鸟,“在绿生生的水草边,轻轻梳理那晃眼耀目的羽毛。美丽。安详。而且自由自在”。两个孩子被这美丽、和平、自由的生命所感动,他们伏在草丛里,“不敢动,不敢稍稍对这画图有破坏”。这些情景显然是被充分浪漫化了的,作者给平凡的东西赋予崇高的意义,美丽、自由、和谐,这光》,花了不少笔墨写春光的明媚、春色的优美,结尾处却用一个瞎子的乞讨之声来收尾,就是诗歌中典型的浪漫反讽文本。

浪漫反讽中的“浪漫”因素,或许用诺瓦利斯的话才能最准确地予以表达:“这个世界必须浪漫化。这样人们才能重新找到原初的意义。……给普通的东西赋予崇高的意义,给平凡的东西恢复未知的尊严,给有限的东西以无限的外观,这就是浪漫化。”世界的浪漫化,就其实质而言是借助想像建立一种秩序,使理想有所凭附。对于擅长社会质疑和社会批判的文学来说,只有浪漫是不够的,“反讽”就是在对立的角度对已建立的秩序进行颠覆。因此,有些学者对浪漫反讽的理解就比较简单直接,例如温特斯给其下的定义是:“慷慨陈词,然后用取消颠覆之。”让·保罗则用“激情的热水浴后用反讽的凉水冲洗”来界定浪漫反讽。英美“新批评派”所界定的浪漫反讽也是这样的,他们对这种手法并不欣赏。他们对浪漫反讽的理解以文本结构为出发点,是一种修辞角度的认识,没有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与施莱格尔的思想有着不小的距离。

无论从哲学的高度还是从修辞的角度看,《白色鸟》都是一部较为典型的浪漫反讽文本。这部作品讲述的故事非常简单,甚至可以说没有真正展开故事。作者写的是两个孩子在夏日乡村的田野里悠闲地玩耍、嬉戏的情景。这两个孩子,一个是“脚趾缝都晒黑是人生渴望达到的境界。或许,这就是诺瓦利斯所说的重新找到的世界“原初的意义”吧。

然而,与之极端对立的、作者始终不愿正面相对的另一种情景,在作品中虽然只是“草蛇灰线”似的若隐若现,却一直存在着。与城里来的少年相依为命的外婆,在平日里“一定逼他睡午觉,一定不许他出来玩。然而今日全变了”。吃午饭的时候,有人大声喊外婆,之后外婆就把黝黑的少年带来,“叫他们一起去玩,远远地到河边上去玩。采马齿苋,划水,随便。总之要痛快玩它一下午”。外婆的反常,是一个伏笔。到了两个少年被美丽安详的白色鸟深深感动的时候,残酷现实的狰狞面目突然显现出来:村里传来“哐哐哐哐”的敲锣声,水鸟惊飞了,那位黝黑的少年“立即皮球似的弹起来,满肚皮都是泥巴。‘开斗争会!今天下午开斗争会!’”原来慈祥的外婆正在村里接受无情的批斗。一切美好、自由、和谐,都被彻底颠覆。

描述这一切的时候,何立伟始终冷静,正如汪曾祺老先生所说的:“他凝眸看世界,但把自己的深情掩藏着,不露声色。他像一个坐在发紫发黑的小竹凳上看风景的人,虽然在他的心上流过很多东西。”他精心描绘了一幅真善美的图画,一丝不苟,你却想不到,他刚刚画好就自己撕碎,将理想的美好残酷地毁灭了。

二、如歌如诗的克制陈述

美丽、自由、和谐,这一切感动都属于那两个孩子,不属于何立伟,他不动声色。开斗争会,一个善良无辜的老人的尊严要经受粗暴的践踏,面对此情此景,应有的愤慨也不属于何立伟,他依然不动声色。可是,这不动声色的背后,却隐藏着强烈的情感和深切的责任,体现着比拍案而起严厉谴责更强大的批判力度。这也是一种反讽,一种传统的修辞性反讽,人们称之为“克制陈述”。布鲁克斯和沃伦给克制陈述下的定义是:“在实际说出的与可能说出的之间有或大或小的差距。”对那个梦魇般的时代,作者实际说出的很少,但对它的荒诞性却揭示得十分充分。

克制陈述并不是技巧性很强的手法,在生活中,人们也常常使用。但在艺术领域,克制陈述的成功运用常能体现出一种深隐的艺术品味。如果说,直面现实的呐喊是一种艺术风格,像郭沫若激情四射的诗歌那样,那么,克制陈述则是一种美学态度,一种“欲说还休”般的冷峻的审视,这在闻一多的诗歌中有较多的体现。

施莱格尔认为,小说是最具有整合性的文学形式,他说自己无法想像“小说不是由叙述、歌曲和其他形式组成的混合物”,在他的意识中,小说是一种“进步的整体诗”。《白色鸟》就是一部体现施莱格尔上述文艺思想的作品,它不仅是一篇优秀的叙事文本,而且如诗如歌如画,充分集纳了多种艺术的优长。

《白色鸟》的实际字符不足三千,高度凝练。作者借鉴诗歌的构思方法,巧取一隅,留下大量的空白,让读者启动自己的想像力进行填补。外婆遭受批斗应该是小说的中心故事,也是最能赚取读者同情心的地方,作者却偏偏要避开它,不作正面表现。恰是这个若隐若现的故事,对小说刻意营造的美好天地形成强烈的反讽。在艺术中,因跳跃而形成的空白并不必然地导致残缺,有时反而能凭借更有力度更有弹性的关联获得整体性,本篇不仅情节如此,语言也是这样。

这篇小说中还有一个充满诗意的中心意象——白色鸟。文中那一对白色的水鸟,更多地是一个象征,是对人内心所渴望的一种境界的隐喻。尽管它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现实一次轻轻地撞击,它就“悠悠然悠悠然远逝了”,可是,即使它飞走了,对人的心灵依然保持着永远的召唤力。明代王廷相在《与郭介夫学士论诗书》中说:“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黏著。”人们常说,诗歌是意象结构,小说是情节结构,其实未必尽然。小说要获得诗性,也完全可以精心构建审美意象,用有限的可感之像去隐喻、象征、暗示,以求达到大象无形、妙微精深、见微知著、言约意丰的艺术境界。何立伟笔下的“白色鸟”,就是一个成功的实例。

由于艺术风格的相近,何立伟对老一辈名作家汪曾祺十分崇敬,他高度赞扬汪先生作品中那种“富于音乐的流动的美”。何立伟在《白色鸟》中,也时时在追求这种如歌的音乐美。结构上,他着意营造节奏的变化,例如:空间先是由远及近,接着从此岸到彼岸(最终又由锣声牵回此岸),从田野到江水,从大地到天空;心情由欢乐到沉郁,由独立到开放,由纯净到深沉,由心不经事到若有所思,情景总在一种音乐般的旋律中次第展开。即使两个少年相互征服的心灵沟通过程,也被写得十分细腻且有韵律感:黝黑少年从“城里人没得用”的蔑视到“你晓得好多道理”的赞叹;城里少年从嘲笑伙伴游泳的“狗爬式”动作到景仰其对付水蛇的壮举,都构成一种对称式的韵律美。

何立伟还对钟阿城作品“绘画的质感的美”十分倾慕,说“他的《遍地风流之一》的三章,篇篇鲜美如画”。“经了他的一支笔,抽象的便成了具象,无形的便成了可触,抓形是抓得概括而准确,传神又传得生动而灵脱。”这些赞扬别人的话同样可以用来评价何立伟自己。先看他如何写动:“然而长长河滩上,不久即有了小小两个黑点;又慢慢晃动慢慢放大。在那黑点移动过的地方,迤逦了两行深深浅浅歪歪趔趔的足印,酒盅似的,盈满了阳光,盈满了从堤上飘逸过来的野花的芳香”,这是在写人。“那鸟恩恩爱爱,在浅水里照自己影子。而且交喙,而且相互的摩擦着长长的颈子”,“这锣声这喊声,惊飞了那两只水鸟。从那绿汪汪里,雪白地滑起来,悠悠然悠悠然远逝了”,这是在写鸟。再看写景:“天蓝蓝地贴在光脊的背”,“空气呢在燃烧。无声无息,无边无际”,“天好空阔。夏日的太阳陡然一片辉煌”,真可谓“抓形是抓得概括而准确,传神又传得生动而灵脱”。这种绘画般的美质源于何立伟自觉的审美意识,他把文学的描写比作作画:“若汉文学不必讲究文字的美,则岂不是国画可不必讲究墨趣了么?”

三、用语言运载对世界的本真感受

上面的文字,已经触及到了文学语言的问题。写小说,绕不开“写语言”,何立伟对此有高度的自觉性。他说:“语言的可塑性,实在是极大的艺术的空间。”

俄国形式主义者们对文学语言的认识有独到之处。他们提出了一个“文学性”的概念,说“文学性”就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那些东西。他们认为,文学性并不像通常人们所说的那样,靠情感或形象来实现,非文学的文本中也不缺乏情感和形象。文学性,存在于语言之中,确切地说,存在于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之中。为此,他们又提出一个“陌生化”的概念。一般的写作使用的是实用语言或科学语言,这种语言严格遵循词语的辞典意义,恪守语法规则。而文学语言则是诗性语言,它常常大幅度地溢出词语固有的规范意义,突破语法的约束,带给读者新鲜的感受。这就是“陌生化”,有些类似于中国古人所说的“反常得奇”。为什么要“陌生化”呢?形式主义者们有自己深刻的理由:一切熟悉的、习惯的东西,都会沉入无意识的领域,导致人们充耳不闻、熟视无睹。这个熟知的世界,已经不再能唤起人们鲜活的感受,必须把它进行“陌生化”处理,才能启动人们的感官,使人们重新获得对这个世界的“最初的感受”。“陌生化”的核心就是语言的“反常化”,就是对语言“施加暴力”,让它扭曲、变形,从而获得激活感受力的能量。

何立伟强调通过语言的可塑性获得艺术空间,强调小说的文字要有绘画的“墨趣”,说明他写小说有着极强的文体意识,与俄国形式主义的观点有不少相通的地方。他曾举过一个例子:“譬如某女诗人一句情诗:‘看你,隔着淡淡的花香’,将状语倒置在动词的后面,比及规范的‘隔着淡淡的花香看你’,我以为是要额外多出那么一种一张一弛的语言的弹性的,这就很合算。”这个句子就是形式主义者日尔蒙斯基列举“陌生化”具体手法时所说的“倒序”的典型实例。

《白色鸟》开头一段的语言就有鲜明的特色:“设若七月的太阳并非如此热辣,那片河滩就不会这么苍凉这么空旷。唯嘶嘶的蝉鸣充实那天空,云和风,统不知踅到哪个角弯里去了。”太阳、河滩、蝉鸣、云和风,这些都是寻常的物象,经过作者“抓形”“传神”的文字处理,就有了不寻常的意味。蝉鸣在“充实”天空,云和风“踅”到角弯里去了,仿佛万物有灵,都在与读者进行生命的沟通。再看他如何写河:

而那河水,似乎有了伤痛,就很匆遽地流。粼粼闪闪。这是南方有名的一条河,日夜的流去流来无数美丽抑或忧伤的故事,古老而新鲜。间常一页白帆,日历一样翻过去了,在陡然剩下的寂寥里,细浪于是轻轻腾起,湿津津地舔着天空舔着岸。有小鱼小虾蹦蹦跳跳。卵石好洁净。

河水不仅有生命——因伤痛而“匆遽地流”,用细浪“舔着天空舔着岸”,而且有内涵——“日夜流来流去无数美丽抑或忧伤的故事”;不仅有风采——“间常一页白帆,日历一样翻过去了”,而且有性情——“在陡然剩下的寂寥里,细浪于是轻轻腾起”。这些美妙的句子,确实能把人的对世界的认知从机械性的模式中解放出来,恢复人类感知应有的鲜活性和灵动感。不过,我不认为这一切都像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语言的操作,一种纯粹的文本技术,它首先生成于作者敏锐的艺术感觉和审美趣味之中。制造陌生化的语言并不困难,获得艺术的灵感却很不容易。

不可否认,《白色鸟》作为何立伟的早期作品,对语言美感的追求稍微有些“过”,缺一点“大巧若拙”的老成。对此,汪曾祺先生有这样的评价:“立伟初期的小说,我就觉得奇句过多,奇句如江瑶柱,多吃,是会使人‘发风动气’的。立伟后来的小说,语言渐多平实,偶有奇句。我以为这也是好的。”这评论十分精辟。另外,作为小说,过于含蓄和过多的隐藏有可能影响读者的理解。令人担心的是,当下对“文革”没有太多认识的青年人,是不是知道外婆为什么会忽然从城里回到乡下来(将“出身”不好的人赶回乡下老家去,是文革初期“红卫兵”们所做的诸多荒唐事之一),还有小说中的“斗争会”是怎么回事。如果对背景一无所知,就很难理解《白色鸟》了,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当然,仅仅二十余年,语境就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异,这是何立伟当时不可能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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