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宪（绥化学院汉语言文学系， 黑龙江 绥化 152061）

读迟子建的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深深地感到那生之忧伤与死之遗憾，而生死的伤痛同“夜晚”的联系，又使人深深地感到了小说的深刻内蕴。

小说中的“我”是某市儿童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因身为魔术师的丈夫在夜里被摩托车撞死而陷入了深深的哀伤。她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借此掩饰深深的哀伤。其实哀伤是从来无法掩饰的，只是“我”的思想在直视它的时候不能不想到生之意义，善变的魔术师没能走出变幻的命运，但活着的人不该永处哀伤，于是便有了“我”一个人的行走，便有了“我”眼中的“乌塘”。

“乌塘”是煤炭产地。三十来岁的蒋百嫂成了没了男人的女人。她疯子般的大闹酒馆，她在市场上将一个骂她“嫁死”的小媳妇打得鼻青脸肿，她甚至还把冲好的油茶面泼到赶来的民警身上，她在夜晚没电时就哭闹不止，所有发疯般的举动都因为她的男人在她家的冰柜里。矿难如果不超过十人，事故就可以不上报。是什么使蒋百嫂的丈夫处在这样的结局？可以猜想到，是“乌塘”领导的招数——“巨额赔款”封住了蒋百嫂的嘴，使得蒋百嫂成了瞒骗的承受者，成了隐瞒痛苦而又不能不发泄的人，成了为某些人的某些“幸福”奠基的人，这也注定了蒋百嫂的生活会长久地处在黑夜里。与其说这是小说中“我”的一个偶然发现，莫如说“我”的哀伤必然地找到了对应物。世界上的哀伤从来都不是没有缘由的，这样的哀伤竟然让柔弱的女人承受。无论是“我”，还是蒋百嫂，她们情感的对接竟都因为失去了丈夫。“我”在酒后感觉到“乌塘的夜色那么混沌”，这是哀伤中的清醒，而酒后沉沉睡去的蒋百嫂是用酒暂且麻醉了自己本是清醒的思想，两个人的伤痛自不待言。

小说围绕蒋百嫂就可铺展出故事，但迟子建的聪明在于她并不局限于此，她以此作为中心事件而又向外扩展开去，让人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上认识世界上的伤痛。迟子建深知一个事件开掘的有限性，深知那样的书写也必将是平庸的书写。让人物与人物互相勾连，让事件与事件互相映照，易于表现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就会使独特和深刻成为最大的可能。

看看那个旅店女主人的丈夫周二吧，他虽在一次瓦斯爆炸中幸免于难，但面部被严重烧伤；看看那个小食摊前瘦削的摊主吧，他的老婆因在个体诊所打了青霉素（没做过敏试验）而过敏死去；看看史三婆讲的那个丈夫死于矿难的年轻寡妇，百般挑剔的婆婆在她熟睡时扎她的额头；看看卖笤帚的女孩讲的那个并没杀丈夫而被错杀的可怜的女人；看看那个卖笤帚的女孩已考上大学而上不起大学的命运吧，她讲着别人不幸的命运，自己恰恰也在不幸之中。生之伤痛与死之遗憾是怎样构成了人世的无奈。这是怎样的“乌塘”，这是怎样的“乌塘”中的人。作者在一个更广的意义上表现生死的况味，使得“我”不仅是自身苦难和伤痛的承受者，而且是别人苦难和伤痛的倾听者和体味者，这就使小说在现实的意义上显示出别样的人生感喟。

小说中的人物陈绍纯喜欢唱悲调的歌。陈绍纯死了，砸死他的竟是一个画框。这个退休后为了唱歌方便而开画店的老人，这个因唱悲调的歌而一生坎坷的老人，这个以寿衣店为邻——以死亡为邻的老人，死得这样偶然，而多年的悲歌又是怎样的铺垫，他像是用这悲歌埋葬了自己。而蒋百嫂是愿意听陈绍纯唱悲歌的人，看来唱悲歌的人和听悲歌的人往往是自己的命运里充满了苦难。陈绍纯的歌和他的死强化了小说的悲剧气氛，而“我”和蒋百嫂听歌则让悲歌的意蕴扩大到人物的内心，从而实现了人物与人物命运的必要的勾连。

与陈绍纯相反，肖开媚是一个专唱婚礼歌的人，因为他把外乡来的女子介绍给矿工刘井发（那女子是来“嫁死”的，不想给刘生孩子）而在一个婚礼上被刘井发砍了十几斧子。看来唱喜歌的人也免不了悲凉的命运，这个被怀疑和那女子串通好了的人，他一开始的介绍就充满了危险和不测。

如果魔术师不去夜总会表演，就不会死于摩托车下；如果陈绍纯不习惯于把画挂在钩子上，他也不会因失手而被镜框砸死；如果肖开媚不给人介绍对象，就不会被人砍伤。但人无法预测自己的命运。人生的况味恰恰在此。人总逃不出命运的魔掌，这就是人生的悲凉，他们的悲凉就像夜晚，那里有弥散不尽的黑暗。

小说中的“夜晚”既是自然的夜晚，又是人生命运的夜晚，而因为这样的夜晚体现在许多人身上，就成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原来与“夜晚”那样合拍的“乌塘”是社会的缩影，它具有无尽的象征意义。

但造成“夜晚”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是因为要生存，是因为生活中那么多的无可预测，是矿上本来就具有的危险和可以想象的管理上的漏洞，是那些“嫁死”的女子黑暗的心理，她们是为了“生”而经营着“死”。如果说这是一种投机，那么这种投机简直就是变相的强盗心理。危险的现实是“嫁死”者黑暗心理生成的土壤，黑暗心理又加厚了滋生危险的土壤。赔偿的安慰往往使死人事件平息，风气之黑注定了许多人夜晚的命运。蒋百嫂还要守着冰柜中的丈夫，夜晚般地过下去，而一个悬念就这样存在下去，这是生活中永远的悬念，让人想到生活的严峻性，也许百思也不得其解。

在这里，作家特别注重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勾连，矛盾、舛错、阴谋等等说不清的复杂使得遭遇也呈现出各种情态，折射出生活的真实。

如果说迟子建只是为了表现如上的内容，那就未免片面了。尽管生有伤痛，死有遗憾，活着的人总要追寻生的意义。这就让我们知道，迟子建对现实关注的最终意义是生的意义。她借小说中“我”的口将个人的生活之痛与许多人的生活之痛作对比，感到自己的痛如浮云。这正如笔者在一首诗中所说的，“在人类大痛苦的背景里/一个人的痛苦再重/是不是也显得很轻”。人往往通过自己的身世与世界的对比来找到对自己心灵的最大安慰，这就好比有着曲折经历的小溪，在与江河的融合中感到了江河深深的悲苦，同时也感到了生的力量，于是在明澈的思想里便有了天光云影。三山湖是迥异于乌塘的一个新鲜的世界，由此我们知道了人生的历程，人总要从忧伤中走向美好。从乌塘走向三山湖既是一个旅行者必有的过程，又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过程。只有透彻地领悟生死，才能更好地走向生的希望。领悟生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生发出生存的勇气，这勇气需要对痛苦的一次次挣脱才有可能生发出来。不仅如此，领悟生死还需要大悲悯，大眼光，需要从别人的痛苦经历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找到属于自己活着的幸福。小说中一个叫云领的孩子，他的父亲为了二百元的好处费而帮一个南方来的老板放大礼花，被炸成了独臂人，而他的母亲也因在发廊工作被女宾客的狗咬伤而最终死去。尽管如此，活人对死者的悼念却在生的意义上放射出了光芒。云领和“我”在农历七月十五的夜晚在清流上放河灯，寄寓着对亲人的怀念，夜晚因有了明月和琴弦般的溪流而变得多情。这样世界上的“夜晚”因此而又有了一层含义。小说结尾，那个装着剃须刀的盒子里飞出了一只蝴蝶，“无声地落在我右手的无名指上”，那该是丈夫的灵魂吧？那是一种安慰，也是对“我”人生的激励。

迟子建特别善于在小说的结尾营造希望和美好的诗意氛围，这是她一贯的审美追求。俄罗斯有一句谚语，“不要在死之前死掉了”，中国有句古语，叫“哀莫大于心死”，都说明好的心境对于生的重要。从生死的伤痛中走出来，这样的夜晚也是新的开始，相信云领和“我”都有诞生的感觉。罗马诗人卡图卢斯在《诗歌》一诗中说：“短促的白昼之光一旦熄灭/便是永无终止的长眠的黑夜。”如果死亡是黑夜，那么美好的生就是这黑夜之中的明月和潺潺的溪流。

这是一篇精致的小说，来自作家生命深处的絮语，给了我们关于生死的深刻启迪。作家对生死的表现是富于技巧的，她从“我”出发，以“我”的行踪实现了与许多人的融合，这种融合的过程是观照的过程，是对生死的大思索的过程。在这方面，作家婉曲而细腻的表现是令人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