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荣(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 广州 510665)

《伤逝》写于1925年，在这篇小说中，鲁迅通过子君这样一个“五四”时期具有初步觉醒意识最终却没能摆脱女性依附心理而沦于灭亡的女性形象，对支配当时进步知识青年以至文学创作主题的恋爱观寄予了深切关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的亦舒以女性主义的立场，在鲁迅《伤逝》的结点处进行了一次有意的延伸，通过长篇小说《我的前半生》对当代女性命运进行了一番深层次的探索。应当说，鲁迅与亦舒都通过子君这一形象的塑造，对女性的命运进行了理性的思考。他们的创作，为女性独立人格进行呐喊，为唤醒女性本体生命意识而努力，对中国新女性精神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建构。①

一

如果我们把鲁迅的《伤逝》与亦舒的《我的前半生》做一个横向对照，我们可以发现鲁迅与亦舒关于女性与“家”关系的极为精妙而犀利的揭示与批判。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家”的释义为：“家庭，人家。”也有“家庭的住所”的意思。②然而，在中国文化中，“家”却不仅是四壁间隔的一小方空间，由于“家”对人心灵安宁和精神慰藉功能的强调，“家”具有人类永恒追寻的彼岸价值。必须指出的是，对于女性来说，“家”的文化形象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家”最初在罗马产生，“用于表示一种新的社会机体，这种机体的首长，以罗马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她们握有生杀之权。”可见，从父权制社会诞生起，女性这一性别群体便在家庭中处于低下的地位。同时，由于女性性别群体在生理与客观经济条件等因素制约下更容易拘囿于家庭，这就使得父权制意识形态往往从家庭伦理关系去认识和命名女性，并利用女性的家庭功能角色去设定女性气质，把女性界定为具有依附性的客体。而女性被父权制意识形态充分内化后，拘囿于被界定的角色与气质，对自我的认同趋附于男性对女性的认识，也使自己慢慢变成一个没有欲求的、任由其他主体摆布的客体。③女性的悲剧也由此而生。

从鲁迅的《伤逝》与亦舒的《我的前半生》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代子君在进入“家”时，都显得懵懂、盲目，缺乏一种对家庭、对自我、对责任的清醒认识；而在进入“家”后，两代子君都丢失、放弃了自己曾为之追求、奋斗的理想，变得狭隘、庸常。在《伤逝》中，子君与涓生的结合，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仰慕。在会馆里，子君听涓生高谈阔论时，“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子君眼里的“稚气”与“好奇”，说明她对社会并不了解，对“妇女解放”还未真正觉悟；她的“总是点头微笑”是因为一种无知(最起码是所知甚少)，而对启蒙者涓生的认同，并且因为这种认同而对涓生产生仰慕，因为仰慕而最终结合在一起。在《我的前半生》中，子君与涓生的结合，则是出于一种依赖。毕业的时候，子君“教过一个学期的书，小学生非常的顽皮，教课声嘶力竭，异常辛苦”，“挨了好几个月”；订婚后，“做过书记的工作”，因为“不耐烦看那些人的奴才嘴脸，并且多多少少得受气”，又辞了职。当唐晶劝“我”：“女人自己有一份工作好”时，“我”却不屑于听。可以说，在《我的前半生》中，子君走进“家”，图的就是一份依赖与享受。

走进“家”后，《伤逝》中的子君，由一个知识女性演变成一个平庸的家庭主妇，以至于同居“不过三星期”，涓生就“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婚后的子君，再没有读书看报；相反，她所有的兴趣就是学着小官太太饲养起油鸡和小狗。子君为饲养的小狗起名“阿随”，微妙而充分地展示了她的内心：她以全心全意地“随”丈夫来表现她的爱，并在这种爱中讨生活。在小说中，子君最让人叹息的莫过于她听到涓生失业时的表现。“‘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她说。她的话没有说完；不知怎地，那声音在我听去却只是浮浮的”。“当停笔凝思的时候，转眼去一瞥她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又很见得凄然。”此时的子君已完全成为依赖丈夫生存的主妇。她再也记不起自己曾说过的“我是我自己的！”在涓生失业的时候，她只是理所当然地两眼盯着涓生，却全然忘了自己应该帮助丈夫，共渡难关。而《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虽然生活在香港这样一个典型的开放性都市与中西方文化交汇地，却依然没有走出封建束缚的藩篱。结婚十多年来，她自甘处于任丈夫“搓圆捏扁”的状态。在与好友唐晶的谈话中，她总是不时地流露出一种“有一份职业也不见得对社会、人民有大贡献”，“哪个妻子不是吃吃喝喝地过日子”的思想。可以说，婚后的子君，生命在琐碎中虚耗，而她却不以为然地以为这便是享受婚姻。直到被涓生遗弃后，她才终于反省到：结婚十多年来，“我一切倚靠涓生”，“自己已是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人”，“再也不懂得振翅高飞”，“十多年来，我住在安乐窝中，人给什么，我啄什么。”

应当说，鲁迅的《伤逝》与亦舒的《我的前半生》，其目的都在通过对女性与“家”关系的揭示及女性悲剧的剖析，来强调女性意识觉醒的至关重要：女性不应该仅以建立个人小家庭为人生终极目标，女性真正的觉醒是要懂得为自己而生存。鲁迅认为子君的悲剧实质上正是她女性意识的缺失所导致。同样，亦舒也非常强调女性在爱情中的独立性，女性不应该依靠男性，不仅在经济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无论哪个时代的女性，当她没有女性主体意识和自主精神，只求在家庭内追求有限的情爱满足和人生价值实现时，最终她们的希望都会落空。

二

在上一部分中，我们把鲁迅的《伤逝》与亦舒的《我的前半生》做了一个横向对照，发现不同时代女性的相似表现，换句话说，发现了女性的性格弱点。当我们把《伤逝》与《我的前半生》做一个纵向衔接时，我们又可以发现一个令人震撼的现象，这就是“进入—失去—回归”模式。在鲁迅的《伤逝》中，子君以一句坚决无畏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而实现了与涓生的结合。婚后的子君沉溺于小家庭，慢慢地堕入一种凝固的状态，进取精神荡然无存，最终被丈夫涓生以不能跟上自己的进步为由遗弃。子君的悲剧，一方面是她与涓生的爱违背了当时的传统道德伦理，为社会所不容；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的社会没能为子君提供生存的工作与环境，使子君只能回到父亲家中，并最终在“严威”和“冷眼”中死去。如果时代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社会已经能够以一种宽容对待离婚后的子君，并且为其提供生活所需的条件，那么这个时候的子君还会谋求再一次进入“家”吗？亦舒给出的答案是“会！”在《我的前半生》中，离婚后的子君，在好友唐晶的帮助下投身社会，在写字楼里做了一名低级职员。刚开始时，生活磨难重重。尽管如此，子君却依靠着自己的能力及一份近乎倔强的坚持，最终实现了自己的转变与独立。好友唐晶说：“你适应得真好。”女儿安儿则大为赞叹：“时髦，坚强，美丽，忍耐，宽恕……妈妈，你太伟大了。”甚至连前夫涓生都赞扬道：“你看起来年轻得多，不，不是容貌，我是指你整个人外形的改变，你仿佛年轻活跃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自认为“修炼得有点眉目”的子君，内心里依然有着一份虚空，有着一份对“家”的渴望。在小说里，有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当子君向唐晶述说自己与翟有道的相遇相知时，她说：“像小时候跟大人逛年宵市场，五光十色之中，忽然与大人失散，彷徨凄迷，大惊失色，但终于又被他们认领带回家中。当中经过些什么，不再重要。迷路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场内再色彩缤纷，又怎么可以逛足一辈子。我不管了，只要回到原地上，安全地过日子，我不再苛求。”子君把她与涓生的离异及与翟有道的相遇比喻为“迷路”与“回家”是很有意味的，这里面有着她孤独时的“彷徨凄迷”与“大惊失色”，而她在最后所点出的“安全”二字则概括了全部：她需要男性的呵护，她需要“家”的港湾。也正因此，她在曾声明“不会再婚”的情况下依然再次走进“家”的殿堂。由此也实现了自己在失去“家”之后的回归。

应当说，“进入—失去—回归”模式清晰地显现出子君(女性)对“家”的向往与渴望。我们把女性这种对“家”的向往与渴望称之为“向家力”。所谓“向家力”，是指如同地心引力作用于地球上的所有物体一样，在女性的骨子深处，都有着一份与生俱来的、挥之不去的“家”的情结。而这份“家”的情结，往往驱使着女性去完成自己一生的选择。就如同《我的前半生》中，曾声明“不再结婚”的子君最后却再次走进“家”一样，唐晶与子群的婚姻都一再地证明着“向家力”的巨大。刚毅自立、事业有成的唐晶，当她遇到心目中的男人莫家谦时，却马上愿意放弃自己十多年的经营与努力，随他去做一个“沉闷的”家庭主妇。而子群，在放纵之后也选择了婚姻。值得追索的是，女性何以具有如此巨大而强烈的“向家力”？我以为，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掺杂而成。首先，是女性的天性使然及文化的力量。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论述，在父权制社会中，父权制意识形态通过家庭伦理关系去认识和命名女性，并利用女性的家庭功能角色去设定女性气质，而女性在潜移默化中被父权制意识形态充分内化，使自己拘囿于被界定的角色与气质，渐渐演变成具有依附性的客体。女性的这种趋附与自我认同，慢慢地积淀成一种属于女性且规定女性的传统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女性的命运就是家庭角色的命运，女性世代按照这命定的角色要求而生活。其次，是温馨与安全感的需求。女性追求的安全感有两种，一种是生活，在《我的前半生》中，唐晶“最常做的噩梦，是梦见穿着睡衣进入会议室，整个房间坐的都是铁甲人”，这些铁甲人“用武器攻击她，将她刺至血肉模糊，倒在地下”。唐晶的噩梦，其实正是她在生活中缺乏安全感所导致。女性追求的另一种安全感则是身份。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家”隐喻着文化上的“象征秩序”，它代表群体，给每个人身份以命名，同时也给予每个个体的人以稳定感与安全感，而女性正是通过这种命名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④正如子君在谈到她与翟有道的交往，她说：“不，不是快乐，而是一种安全感。”第三，是对社会与竞争的某种逃避。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竞争愈趋激烈，女性因为先天因素，往往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一些女性便企图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在《我的前半生》中，子群与洋人的不断交往，内心里就是这样一种思想。

三

必须指出的是“，进入—失去—回归”模式与“向家力”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女性渴望“进入”，在“失去”的时候渴望“回归”，内底正是“向家力”的涌动。耐人寻味的是，女性对“家”是如此的向往与渴望，然后一旦进入其中，她们又总会不自觉地沉溺，堕入一种凝固的状态。究竟，女性怎样才能从“家”中突围而出，实现自我的解放呢？通过《伤逝》与《我的前半生》的比照，下面几点启示尤为重要：

(一)人格的独立与经济的自立

波伏娃曾说道：“婚姻是要联合两个独立的个体，不是一个符合，不是一个退路，不是一种逃避或是一项弥补。……夫妻不应被看成一个单位，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细胞；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社会的一部分，可以独立自由发展；然后同样适应社会的两个人，才能大大方方地联合。”⑤两个子君的悲剧，其核心都在她们根深蒂固的人身依附意识。一旦进入“家”，便将生活的希望与价值维系在涓生身上。当今天社会已经为女性的独立与发展提供空间与机会时，女性应该寻回自我，勇于追求。也只有这样，她们才能在物质与精神上都与男性处于同一地平线，并最终实现自我的解放。

(二)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在20世纪20年代，封建思想还在有形无形地禁锢着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子君的行为注定要遭到社会的责难，当涓生为了生活放弃了爱时，子君便无路可走。当时代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的进步使女性不仅拥有了人格上的尊严，同时还拥有了与男人一样成就事业、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婚姻不再是唯一出路。当她们情感遭遇挫折时，社会及亲友的宽容与帮助，也使她们不再是无路可走。正是这些原因，《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才能慢慢地实现自己的独立与幸福。鲁迅曾说道，女性的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如果后者得不到解决，前者只是空谈而已。的确如此。

(三)姐妹情谊的互助与努力

《伤逝》中的子君，和篇中几位女性之间的关系极其淡漠，毫无温情可言。当她被涓生遗弃时，她得不到来自女性间的些许关怀。而《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在她人生最失意最彷徨的时候，身旁总有好友唐晶的存在。在被涓生遗弃时，是唐晶使子君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并获得生存下去的勇气。在找工作过程中，是唐晶的帮助，使子君迅速找到工作，融入社会。可以说，“姐妹情谊”是子君能够生存自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如果女性群体能够在“姐妹情谊”的纽带下紧密团结，为实现自我的解放而努力，那么“姐妹情谊”将是有力的助力。

四

综上而言，鲁迅与亦舒的文本，对女性性格与命运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和冷静的理性思索。我们只有直面女性的性格弱点，不回避女性与“家”的微妙关系，并逐步解决由此而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女性才有可能真正解放，在历史舞台上扮演前所未有的角色。我们期待女性的努力与独立，更期待女性的解放。

① 俞骆波.子君的命运——鲁迅和亦舒对于女性命运的探索[J]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②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M]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第3版，第605页。

③高小弘.“家”神话坍塌下的女性成长——试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的“家”[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④ 周晓扬.女人与“家”——论当代女性文学的漂流身份[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

⑤ 转引自黄敏.比较鲁迅《伤逝》与亦舒《我的前半生》女性观之异同[J] .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