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时期赋诗断章中的拟古精神

2010-08-15毛振华浙江教育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杭州310012

名作欣赏 2010年5期

□毛振华（浙江教育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杭州 310012）

一

《汉书·艺文志》曰：“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①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在频繁的盟会、聘享中每每赋诗以言其志。先秦典籍中有关赋诗记载的只有《左传》和《国语》，《左传》共记赋诗六十八篇次，而《国语》只有六篇次。赋诗断章是赋诗言志和断章取义的简称，《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曰：“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②杜预注曰：“譬如赋诗者，取其一章而已。”③杨伯峻注曰：“赋诗断章，譬喻语。春秋外交常以赋诗表意，赋者与听者各取所求，不顾本义，断章取义也。”④赋，《说文解字》说：“赋，敛也。从贝武声。”⑤从“赋”的本义贡赋来看，古时贡赋必陈之于庭，引申之“赋”与“铺”之意相通。《汉书·艺文志》云：“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⑥“赋”字是指口头上的“陈述”或“铺叙”。《春秋左氏传》郑玄注曰：“赋者或造篇，或诵古。”⑦文献中尤以诵古为最多，造篇可能是在未能找到合适诗篇情况下的一种创作。所谓的“章”是指诗歌或乐曲的段落，诗舞乐是融为一体的，乐的一曲往往是诗的一章，断章也即是断取古人已有之《诗》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但在具体场合中赋诗者可根据实际需要赋全篇之诗或赋《诗》中的某个章节。“断章”实际又包含于“赋诗”之中，所以学者们经常将“赋诗”和“断章”联系起来。赋诗断章已成为当时运用《诗》的一种惯例，并以此来概括《左传》和《国语》中的全部赋诗活动。在赋诗活动中，《诗》成了一套隐语或特殊性的外交语言，大多数情况下彼此都能心照不宣，“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皮锡瑞说：“赋诗明志，不自陈说，但取讽喻，此为春秋最文明之事。”⑧赋诗习俗成为人们引以为雅的礼文风尚。

春秋文化中浸润着强烈的崇古意识，赋诗与时人崇古的心理倾向不无关系。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⑨在文化上学习和效法古贤是春秋时人的选择，他们认为“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⑩，因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⑪，努力学习先人文化。从时人讽诵旧章的意义上说，赋诗承载着强烈的崇古与复古倾向。有论者认为拟古发轫于汉代，但我们从春秋赋诗的实例中可以窥见赋诗者的拟古心态，而且赋诗这样的用诗方法对后世拟古诗的创作有着重要影响。劳孝舆《春秋诗话》曰：“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欤？盖当时只有诗，无诗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作；彼人之诗赓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人无定诗，诗无定指，以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⑫明何良俊所说：“《左传》用诗，苟于义有合，不必尽依本旨，盖即所谓引申触类者也。”⑬赋诗断章是“借假借古之‘章句’，以道今之‘情物’”⑭。这种将无名之作援为己作的做法就是“不作而作”的一种重要体现，也即是古诗为今人所用，借古人之言申述个人之志，是对已有之《诗》的改造和化用，也即是对古诗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摹拟和再创造。傅道彬先生在论及垂陇之会赋诗和郑六卿饯韩宣子赋诗时说：“垂陇之会的赋诗犹如皇都陆离，错然杂陈；郑六卿饯韩宣子赋诗，不仅也是五光十色，而且更带有独特的地方风味，总之是纵横采撷，他们都达到皆成文章的水平。”⑮以上两次赋诗都是具有群体性意味的赋诗活动，“这与后世文人诗酒酬唱，从根本上说实在没有什么两样”⑯。

二

从后世的拟古创作来看，拟古是以因袭和摹仿前人的作品为主要特征，拟古是创作的准备阶段，也是诗歌走向文人化的必经阶段。郭绍虞先生说“：实则昔人拟古，乃古人用功之法，是入门途径，而非最后归宿。”⑰摹拟就是对前人的体裁、风格和艺术手法等的学习过程，在摹拟的过程中达到对其作品了然于心的目的，不是把摹拟作为最后的归宿，而是从其作品中突破出来，达到一种创新的境界。拟古的第一阶段是学习阶段，也就是学识积累的阶段。邓仕先生认为“：大抵摹拟盛行，必然在文学传统已经形成，或文人对传统有深刻认识的世代，因为有了前人丰富可观的遗产，才有摹仿的对象。”⑱第二阶段是要有摹拟阶段的实践，是借鉴、学习，用心揣摩、模仿前人作品的阶段，一般表现为规模古制、亦步亦趋，其作品也只是简单重复前人，没有什么特色。第三阶段是摹拟基础上的创新阶段。《文心雕龙·定势篇》曰：“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⑲这个阶段要入乎其中，出乎其外，要有所超越、突破和发展。综观春秋赋诗，赋诗者无不具有深厚的《诗》学修养，他们侃侃而谈讽诵旧章，以《诗》来实现其“微言相感”的社会功效。总体上来说，赋诗断章完成了拟古创作的前两个准备阶段，而且前两个准备阶段是极其成熟和完善的。

《诗》是春秋时期各国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⑳，“《诗》《书》执礼，皆雅言也”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㉒，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㉓孔子对《诗》的重要性以及《诗》的各种功能都说得十分透彻，他认为应把《诗》用到语言中去，用《诗》去实施典礼、讽谏和赋诗等，孔子还要求学习者用《诗》去实现“使于四方”㉔等政治和外交目的。《国语·楚语上》曰：“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㉕《礼记·王制》中记鲁国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㉖这些都充分说明各国在《诗》等的教育上有深厚的基础。曾勤良先生认为：“《左传》之所以称引，足证古代贵族社会，其诗乐教化之深意，即诗书礼乐教化之为用也。”㉗总之，春秋时期的赋诗者普遍浸润《诗》学风尚，其《诗》学修养已经达到熟能生巧的地步了。

有了深厚的《诗》学修养就为初步摹习属文奠定了基础。朱熹曰：“向来初见拟古诗，将谓只是学古人之诗。原来却是如古人说：‘灼灼园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迟迟涧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涧中石’……意思语脉，皆要似他底，只换却字。”㉘许学夷《诗源辩体》曰：“拟古如摹贴临画，正欲笔笔相类……盖本以为入门之阶，初未可为专业也。”㉚王瑶先生进一步阐释，认为拟古“本是一种主要的学习属文的方法，正如我们现在的临帖学书一样。前人的诗文是标准的范文，要用心地从里面揣摩，模仿，以求得其神似”㉚。在赋诗活动中，赋诗者可以根据具体的情景选择符合自己意旨的诗篇进行吟诵，“在整个用《诗》过程中诗人是被忘记的，诗的感情和意志是屈服于用诗者的理念和意志的”㉛。这时的赋诗和西周时期的“歌诗”那样呆板、固定的形式相比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多变性。刘丽文先生说：“赋诗言志用的是诗的象征意义，即把诗置于特定思维场下，一些与诗句本身无关的外在因素都参与了新义的创造，用创造后的新义作为交流的手段，常常是意在言外的。”㉜在吟诵的过程中，赋诗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诗篇进行能动的改造、化用和发挥。如《左传·成公九年》：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公享之。赋《韩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犹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赋《绿衣》之卒章而入。

季文子奉鲁成公之命到宋国慰问伯姬，回国复命时，成公设享礼招待他，季文子赋了《韩奕》的第五章，取其“蹶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相攸，莫如韩乐”形容鲁成公的英勇睿智和伯姬婚后安乐幸福的生活。穆姜赋《绿衣》之卒章应对，取其“我思古人，实获我心”之意，对季文子表示感谢。劳孝舆《春秋诗话》对此评价甚高，他认为：“《韩奕》取其事之切，《绿衣》略其事而取其意，同时共赋而各不同，古人如此，可为诗法。”㉝他们的赋诗都是断取原有《诗》篇，在特定环境下表达出新意的。

春秋赋诗中最具特色的一次是双方的应对全部以《诗》为媒介的。《左传·文公十三年》：

公如晋朝，且寻盟。卫侯会公于沓，请平于晋。公还，郑伯会公于，亦请平于晋。公皆成之。郑伯与公宴于，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

郑人和鲁人在这次赋诗活动中表面上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四诗拉称引，各各不言而喻”㉞，实际上在彼此的赋诗应对过程中，暗中交锋了两个回合。郑国背晋后又想归附晋国，希望鲁文公代为求情。郑大夫子家赋《鸿雁》，取“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用鳏寡自比请求鲁文公再度去晋为其请和。季文子代表鲁文公赋《四月》，取“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表示不想远行劳苦。子家赋《载驰》之四章，取“控于大邦，谁因其极”，表示郑国有难，有求于鲁国帮助。鲁文公不好再搪塞了，季文子随即赋《采薇》之四章以应对，取“岂敢定居，一月三捷”，答应为郑国奔波。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各国的所有意愿是通过吟诵《诗》来完成的，而且所引《诗》章表达各自意愿恰当贴切，真挚自然。

从赋诗活动中可以看出，赋诗断章是对诗歌精神或主旨的一种自我理解和阐释，也即是以己意说诗，是在自我思维范围内对诗歌精神的一种再创造，季文子、穆姜、子家等所赋之诗只要稍加转化，就会完成由机械吟诵到自由创作的实质性转变。然而，赋诗是在礼仪规范束缚下的活动“，赋《诗》引《诗》之风与礼治思潮同步而兴，而频繁地会盟燕享，则给了诗礼风流展示的平台”㉟。礼在当时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㊱的大事，《左传》中涉及“礼”字达五百多处，在《左传》三十一例的赋诗中直接谈及“礼”的有六处之多，礼仪法典在当时人的行为准则中的地位可见一斑，仪式文化以它固有的行为方式和准则规范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在礼治思潮下，整个时代的士君子，无不以《诗》礼为立身之本，以求自我实现的机会”㊲。赋诗在一定程度上还要遵从的“歌《诗》必类”㊳和“诗以合意”㊴的用《诗》原则，又进一步束缚了赋诗者的创造力。赋诗断章只不过是在礼乐文明还没有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在礼乐文明框架的束缚下的一种自觉的诵古，赋诗者几乎没有创作时所应有的驰骋想象的空间和自由，也无法在《诗》的规范体系下唱出自己的心声。

三

拟古思潮兴起于西汉，西汉以降，文人诗迭出，可供拟作的模本就越来越多，文人每每以“效”“、拟”“、代”、“学”等方式从事创作。《石林诗话》曰“：尝怪两汉间所作骚文，未尝有新语，直是句句规模屈宋，但换字不同耳。至晋宋以后，诗人之词，其弊亦然。”㊷汉代士大夫贾谊等追悯屈原，写出了一系列的以“拟骚”为式的“贤人失志之赋”。当时摹拟枚乘《七发》的亦很多，《文心雕龙·杂文篇》曰“：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㊸《全晋文》四十六傅玄《七谟序》曰“：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李龙、桓鳞、崔琦、刘梁、西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㊹汉末之际，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㊺的社会现实，世人的拟作多借古题抒发一己之怀，表现出慷慨悲凉的风格特色。魏晋时期是拟古诗创作的高潮，出现了许许多多拟作的名篇，《文选》中专列“杂拟”一类，共收录包括陆机、张载、陶渊明、谢灵运、鲍照、江淹等的拟古诗六十三首之多，如陆机《拟古诗十二首》、张载的《拟四愁诗》、袁淑《效曹子建乐府白马篇一首》、鲍照《学刘公干体一首》《代君子有所思一首》等多是对原有诗篇的简单修改或是说对词汇的机械性置换，是“比古志以明今情”㊻，与原作的抒情结构、抒情指向等基本相同。

总之，春秋赋诗断章在“不学诗，无以言”的时代完成了对古诗摹拟的蒙昧状态。虽然赋诗的衰落没有直接导致拟古思潮的真正觉醒，但赋诗断章中大胆的拟古精神和内在动力已被社会所认可和接受，春秋时期一批批士人学习和摹拟《诗》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世的拟古创作，对后世的拟古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启示意义。

①⑥㊵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55页—第1756页，第1755页，第1755页。

②③⑦㊱㊳杜预：《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0页，第200页，第1742页，第1736页，第1026页。

④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46页。

⑤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1页。

⑧ 皮锡瑞：《经学通论》（第二卷），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页。

⑨⑩⑳㉑㉒㉓㉔《论语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63页，第2487页，第2522页，第2482页，第2487页，第2525页，第2507页。

⑪㉖《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34页，第1342页。

⑫㉝㉞劳孝舆：《春秋诗话》，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第2页，第2页。

⑬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页。

⑭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24页。

⑮㉛傅道彬：《中国文学的文化批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