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迎（郑州大学文学院， 郑州 450001）

阎连科在当代作家中比较独特，留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不会或者不愿用‘常态’来说话”，在他笔下，“天灾人祸、瞎眼瘸腿、盗棺掘墓、奸淫掠杀等‘非常态’事件是屡见不鲜的”①，而风格是大开大阖、手法是奇诡多变，如《日光流年》《受活》等；但他似乎有两套笔墨，像《黑猪毛、白猪毛》《柳乡长》等，显然既无太多“寓言”味，也没有刻意的技法创新，而是站在“五四”启蒙立场上，用传统“现实主义”笔法，书写日常性的乡村故事。新作《桃园春醒》（《收获》，2009年第4期），也是如此。本文试图从以下方面来阐释这篇小说。

一、“桃园”：从“启蒙”立场解构民间“义气”

“桃园”代表什么？阎连科又是如何看待呢？

说起桃园，或许中国读者立即就能想到“结义”，或者说“桃园故事”即是结义故事，桃园乃“义”之别称。梁启超曾说，“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林之拜，处处有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当然，他对之持批判态度，他认为“义”“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②。不过就“下等社会”而言，“结义”即是在讲究血缘、宗亲的宗法社会里无血缘关系的群体和个人以一种拟血缘、准宗族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以形成抵御强暴的凝聚力，实际上也是弱者的一种常见武器，由“义”组成的“桃园”精神显示了民间对理想化道德的期待。至于它如何被统治阶层利用，则当别论。

然而，民间的任何要素都不是尽善尽美的，而多半是精华与糟粕同存，甚至精华依靠糟粕才能保持生命力。……